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分析作者：周延飞李志强谢懋金来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02期[摘要]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受综合因素影响，由某个导火索引发的。

综合政治系统模型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剖析农村群体性事件，并从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策执行、政治监督和政治控制五个方面具体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农村群体性事件警示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要在决策、维护群众利益和处理冲突等方面转变理念和改进方式，如此才能有效减少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政治系统模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中图分类号]D63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63（2014）02-0009-07[收稿日期]2014-01-10[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1年）规划项目“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调控机制研究”（11SH25）；2013年江西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周延飞（1986-），男，江西南城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助教，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公共管理；李志强（1976-），男，江西余干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谢懋金（1973-），男，江西南康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受综合因素影响，由某个导火索引发的。

本研究从政治学角度，运用政治系统模型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剖析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剖析（一）政治系统模型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政治系统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在《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两本书中提出来的。

该框架适用于全部政治生活，而当它被应用于公共政策学时就被称作决策的政治系统模型。

[1] （P284）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简化模型如图1[2]所示。

从政治系统简化模型图可以看出，这一模型假设政府等决策主体构成的政治系统是一个黑箱，政治系统之外的人对政治系统的内部运行和操作不熟悉。

政治系统的环境，即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环境向政治系统输入要求和支持，输入要求是指构成环境的个人和团体为获取一定的利益或实现一定的价值追求而向政治系统提出的政策倡议或政策主张；输入支持是指构成环境的个人或团体服从法律，遵守制度，纳税并接受政治系统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1]（P284）。

政治系统在综观要求和支持状况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做出决定和行动，决定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即是模型中的输出。

环境对政治系统的输出会做出反馈，从而形成新的要求和支持，如此反复循环。

因此，要保证政治系统的稳定发展，必须保证各子系统的和谐发展，否则政治系统出现紊乱现象，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图1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简化模型美国学者迈·罗斯金认为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简化模型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一种工具，在许多问题方面很有解释力。

但是罗斯金认为这一模型也有它的缺陷，因为在政府作用较强的社会，很多政策都是由政府等决策主体做出之后，才由公民接受政策并对政策提出反馈意见。

基于这一思想，罗斯金提出了政治系统修正模型[3]。

图2迈·罗斯金等的政治系统修正模型政治系统简化模型和政治系统修正模型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政策系统模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和政治监督。

这四个方面在图中分别体现为输入、决策、决定和行动以及反馈环节，并且不和谐因素综合影响农村的社会状况，由此可能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形成于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过程中。

在政治过程论①这一研究范式下，社会运动被认为是典型的政治现象，其发生、发展与其所处的宏观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这种环境能够对社会运动提供机会或者施加限制；这种环境可以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概念之下，即政治机会结构。

[4] （P34）政治机会结构成为政治过程论的核心概念，用来从总体上概括和描述对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的组合情况。

因此，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体制外集体行动的一种类型，运用政治机会结构来解释其形成原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当然政治机会结构只能从宏观上分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且政治机会结构只是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着提供机会或限制的作用，而不是决定的作用。

这一机会结构中的因素互相联系和制约。

农民生存状态和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群体性事件存在密切联系，分别如图3和图4（图中的虚线为笔者添加，以更好地说明问题）所示[4]（P89，126）。

农民生存状态与政治机会结构作为两个变量加速或限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除这两个变量之外，还存在其它未知或潜在变量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民生存状态与政治机会结构基本概括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

农民生存状态的恶化促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始动因，但并不是说农民生存状态恶化严重时，群体性事件一定会发生，事件的发生还受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政治机会结构的限制。

图3表明：农民生存状态较好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比较小；而生存状态非常差时，群体性事件的概率也并不是最大，但比较好时更高；农民的生存状态处于较好与最差之间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最大，如虚线所示。

这是因为生存状态较好和非常差时，农民没有多大必要发动群体性事件，风险较大，收益与成本不协调，收益较小，成本较大。

图4表明：政治机会结构非常封闭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较小，而非常开放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也不是最大，只有处在两者之间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最大，如图中虚线所示。

这是因为，政治机会结构非常封闭时，政治控制较为严厉，农民很难组织起来；而政治机会结构较为开放时，农民可以通过制度内途径，表达和维护利益需求，没有多大必要发动群体性事件。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把图3和图4整合成图5，仍然保持其原意。

当农民生存状态处于好与差之间，并且农民面对的政治机会结构处于封闭与开放之间时，爆发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最高（大）。

图3农民生存状态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图4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图5农民生存状态（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当然诱因只是从宏观上说明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宏观背景，某一具体事件的发生与农民“气场”（应星，2009）的扩散才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各种诱发因素在农村社会形成一股对社会的不满，即“气场”，而消除气场的力量（包括制度和人员）又不够强大，从而由小事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群体性事件乃“民怨堰塞湖”，是转型社会中的参与性危机，同时亦表明政府机制的不完备和政治系统的不和谐。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展现公共政策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而公共政策是一个系统过程，由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和政治监督构成。

公共政策价值导向的错位以及执行的梗塞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因此，从这四个方面可以探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因素。

另外，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即政治控制也构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政治因素之一。

（一）政治参与低效。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从性质上看，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内政治参与和制度外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渠道，如果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公民则可能偏向制度外参与渠道。

政治参与的动机来自利益表达。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形式主要体现在参与基层民主选举和投票活动上面，如县乡人大代表的选举和罢免、村民代表的选举和罢免、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党支部选举、党支部候选人推选投票、村规民约和发展规划的表决、参加村民会议、听取及表决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来信来访、座谈或民主恳谈实现与各级干部的联系和接触，以及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等形式。

从政府层面讲，在我国农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突出表现在选举难、反映问题难和告状难。

由于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他们抹杀和藐视农民的基本权利，对农民的需求冷淡处理，而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他们要求行使合法权利，这就产生了矛盾。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

典型的现象是农民不能有效地行使村民自治权，如村民委员会选举等。

从农民层面讲，农民自身的认识能力有限，政治参与的有效感不强，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也成为部分基层干部抹杀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的借口。

从社会层面讲，由于部分农村地区基层政府权威与地方权威的错位，即基层政府丧失权威性，无力控制社会局面，导致农民依靠土生土长的地方权威，或是农民精英，或是地方恶势力来解决问题。

农村社会利益组织的缺乏使得很难把农民组织起来和形成凝聚力，以表达共同的利益。

一旦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处理不好，农村地区就会从社会稳定的根基，转变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二）政治决策失真。

政治决策是公共政策的关键环节，政治决策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如果政治决策的价值理念是以民为本，即民生导向，那么，公共政策的效益就已经发挥了一半，否则农民的利益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等税费后，一些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地区，基层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空缺，一些基层政府的“经济人”色彩更浓，变成经营型政府，不切实际地招商引资，不管企业对环境是否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只管能否创造税收。

而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却置之不问。

近年来，环境污染、社会治安和征地拆迁等问题成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常见诱因。

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决策的不透明也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温床，决策不透明和农民政治参与度的不足，不能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很有可能成为某个人或某些团体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云南“孟连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县政府、镇政府与橡胶企业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不能有效维护群众利益，导致群众对基层政府和党委失去信任。

基层政府的决策依据更多的来自上级政府下达的指标和任务，而不是农民的利益与农村实际情况，政策的制定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与听证。

在村民自治方面，村级事务往往由村民委员会或村党支部的少数人决定，而不是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村民委员会成为村党支部的辅助性组织，村级行政受乡镇行政的干预，村民自治制度行政化现象日益严重。

这些现象与治理理念严重不符，治理理念强调多元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其基本原则是协商。

（三）政策执行不力。

一项政策的效益大小取决于政策执行，如果政策的执行与政策的目标相违背或出现偏差，都将影响政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