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称谓问题

标签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称谓问题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出现便带有一定的“贴标签”色彩。追溯“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基于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标签的形成原因，如制度因素、外出动机、大众传媒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剖析，从政府、农民工及城市社区等角度入手寻求“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去标签”策略。

关键词：标签理论；农民工；称谓

一、标签与标签理论

对于“标签理论”人们也许不甚熟悉，但对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肯定有所耳闻。因缺少暂住证，到广州打工的外来青年孙志刚被警察送至收容中转站，后被送往收容救治站，被收容人员野蛮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引发了人权自由和对公权力限制的大讨论，甚至间接导致实施多年的强制收容制度的终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带有轻微社会危害性的“灰色行为”，其实是被公权力贴上了“应受到规制”的标签，才最终导致其受到了公权力的不合理的强制。在社会学中，就有这种理论，叫做“标签理论”，它很好地解释了上述现象。

标签理论植基于符号互动理论，用来解释社会越轨行为过程的理论，贝克尔(Howard Becker)在其《圈外人》(《The Outsiders》)中，系统地阐述了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越轨行为是应用规章、法律等对于一个‘冒犯者’标定的结果。所谓有越轨行为者，就是被成功地贴上

了这种标签的人。”[1]标签理论传递着有关社会强势群体依据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利益和权利将一些规则和制裁方式强加于弱势群体的思维逻辑，这同样适用于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称呼。作为相对强势的社会群体城市市民，在社会互动中将“不讲卫生”、“不会教育小孩”、“素质低”等标签贴给“农民工”群体。而“农民工”自身也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通过城市人口的反应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农村来的乡下人，没有户口，没房没车，穿着和说话跟城里人不一样”等比较卑微的评价。“标签”作为一种社会标记，是由城市居民以及正式制度和社会文化组织如大众传媒依据城市群体的生活规范给“农民工”加上的身份证明[2]。本文试图追溯历史上的“农民工”群体及形成，用标签理论解释“农民工”这一称呼形成“标签”的原因，探讨“农民工”群体去除消极标签的策略。

二、“农民工”群体的历史追溯

众所周知，“安土重迁”历来是中国农民的“本性”，“安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成为他们一生恪守的信条。即使被迫离开故土到异地谋生，到年老之时也会回到家乡，“落叶归根”。而固定的人口与居住地对于统治者而言是有利于“安邦兴国”的，“无旷土”、“无游民”成为盛世的象征。从理论上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应该是没有类似“农民工”群体存在的，但理论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民对土地的羁绊总是存在，所以“农民工”群体的痕迹早在古代社会就已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群体有诸多称呼，更为常用的为“流民”。一般来说，流民之民，特指面朝黄土背朝天向土里刨食

的农民，流民就是指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这是流民的最原始的意义。许多学者对“流民”下过定义，如王家范先生、曹玉柱先生和罗彤华先生等，在此借鉴池子华学者的对其的综合定义，就其含义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处求乞的农民；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其中，前三个方面与古代流民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只有第四个方面，才使流民具有近代特色。这也意味着流民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具有时代特色。但是无论流民的内涵发生什么变化，但流民的“农民”身份不改[3]。

流民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的一大难题，而流民数量之大，谁也无法统计精确，但仍有许多笼而统之的记载不绝于史籍。如唐末“天下百姓，自属艰难，弃于乡井，户部版籍，虚系姓名”；元代，流民常达全体居民的1/3以上；明代，据李询先生研究，在当时全国的6000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60万人成为流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可以想见[4]。

传统社会的农民之所以背井离乡，实出无奈。他们被迫失去物质生产资料而流亡他乡，这种强制力来自多个方面，或因丧失土地无以为生而流走异地，或因天灾人祸被迫逃离家园，或为改变贫穷的生活而盲目流入城市谋生。这其中因天灾人祸如灾荒、战火、“苛政猛于虎”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口流动，居于主导地位，这就给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烙上浓重的“环境难民”色彩，与当今的人口流动不能同日而

语[5]。

三、“农民工”社会标签的形成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所谓“农民工”，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这里的“农民”既是指一种职业，也可指一种身份。职业上的意思众所周知，指长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身份的经典定义是由拉尔夫·林顿在1936年提出的：“身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模式中所占据的一个位置。”[6]而在中国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农民主要是一种身份概念。如社会转型期许多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户口的工人，他们仍摆脱不了“农民”的字眼，如“乡镇企业工人”、“农民企业家”等称呼都是改变了职业却难以改变“身份”的群体。

“农民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型群体。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允许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工商个体户大量使用农民工，最终导致大量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从职业上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向“工人”的职业转换。转换职业较为容易，通过个人后天努力就可以做到。但是转变身份则较难，因为个人做不到，转换身份需要社会的认同。相反地，由于户籍制度的阻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差异，以及大众传媒等的大肆宣传，农民工被贴上了“圈外人”、“入侵者”、“越轨者”等标签。“农民工”这个指称，基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社会身份，它形象地表达

了这样一种观念：作为外来人，作为农民的农民工，不应该来到城市，更不应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的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从而造成了流动民工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7]

悠悠中华五千载的历史，流民在封建社会就已出现并成为统治者的一大难题。那么，为何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民工”群体才被贴上了各种负面社会标签呢，原因分析如下可见。

1.制度因素是形成“农民工”社会标签的根本原因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亦即从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身份标签得以标定。如果说，设立户籍制度是为了统治者更好地管理和治理，那么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各种福利制度却将户口视为标准，将平等的社会划分为两大群体——“农民”和“市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工这一阶层已在事实上成为与我国农民、市民并列的相对独立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进城从事非农业性质工作，却仍被贴着“农民”的户籍标签。而且他们一直在次属的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市民不愿干的“脏”、“累”、“苦”的工作。二元户籍制度作为根本性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社会权利即工作权、居住权、社会保障权和受教育权也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农民工在社会权利资源的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社会制度因素构建的农民身份是一种被正式贴上的标签，它成为主流社会公开的话语，并为全社会认可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