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提供的借鉴

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提供的借鉴
(2010-06-07 08:49:55)
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提供的借鉴
作者:武汉体育学院教授陈晴
为什么某房地产商成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之一？为什么张悟本欺名盗世还能红火那多年？为什么市场的乱象愈演愈烈而民众又无可奈何？我们今天的市场和商人怎么了？诸如此类的质疑，迫使人们去思索。

回忆一下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考略一下时代背景和政府的作为，或许给今人一点启迪。

一．“三反五反”运动追溯
新中国的成立使深受欺凌的中华名族扬眉吐气，也为国人开辟了一条实现理想目标的康庄大道。

这对经过艰难卓绝的抗争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

作为执政党，时刻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工作。

然而，部分干部受封建社会“坐天下”的影响，放松了思想改造；部分干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对党的形象和党的执政地位构造“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于1951年底，及时地提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在全党坚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三反运动”。

毛泽东同志要求“三反运动”做到“四个一样”，即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查，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严厉惩治腐败官员的决心之大，态度坚决而果断，并附有具体要求和政策尺度。

其目的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明吏治，取信于民，长治久安。

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十分关注经济领域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问题。

从1950年抗美援朝以来，一些不法资本家和不法商人，在援朝物资供给方面，以次充好，甚至在武器弹药方面作假欺诈，导致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造成无谓的伤亡。

在国内，一些资本家和商人趁国家困难时机，囤积商品，哄抬物价，欺行霸市，故意扰乱经济秩序，以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

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从1952年1月起，在全国一切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并提出“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以北京为例，把五万工商户分为五等：守法户约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户半违法户约占25%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4%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1%左右。

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也是对私营商业者的一个警示。

“三反五反”运动，前者其目的为了净化干部队伍，后者为了整顿市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毛泽东同志要求“五反”必须达到下述目的：（1）查明私人工商业情况，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实行国家计划经济；（2）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界限，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3）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4）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五毒”俱全者及大失人望的人，解散部分不法社团；（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6）废除后账，经济公开，建立工人监督制度；（7）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8）在一切大众等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通过“五反”运动，整顿了市场和经济秩序，规范了商业运行规程，肯定了守法商人的行为，打击了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使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了对经济、市场的掌控和管理，为国家经济制度的构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虽然后人提出过有“扩大化”的质疑，但可以肯定地说，利大也，弊微也。

二．当今市场的乱象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本意是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尴尬局面，发展经济，固其国基，唤起古老民族的勃勃生机和使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

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利于培育国民的创造力，盘活经济，为民族崛起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尤其是近十年来，部分行业和部分商人，不是在创造性地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性渐进，而是投机钻营地在“捣腾”经济，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空隙中谋取暴利，人为地制造紧张局势，敛取大量社会财富，加大了贫富两级分化。

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

我们现在不问姓资姓社，但对于市场的经营，我们可以借用毛泽东同志话说，共产党和政府不去制控，不法商人必然会横行霸道。

我们不提阶级斗争，但是对于经济领域和市场的混乱不可孰视无睹？！理性观察今日之市场，乱象横生，使有几千年文明修养的国人都难以容忍，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又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民众的情感？略举下列媒体公开的案例，便可管中窥豹。

其一，无限疯长的房价。

房价到底该是什么价？这么聪明的中国人简单一算便知，为什么一个劲地狂涨？为什么诸多国企、民企丢掉本行去角逐?商人逐利，商人拼命争抢暴利行业！这个道理谁不清楚？中国房地产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敛取暴利，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插了一脚。

地方政府依赖出卖公有土地追求GDP，无形中形成了官商勾结，加之银行业，三家联手，使得房地产商更是胆大妄为，敢于站立台上公开叫板。

笔者认为，高房价首当其罪是扼杀了民族思考力和创造力。

它棒杀了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阻拦了新生一代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的路，养成了政府官员的懒政惰政，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

把未来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社会发展势头扼杀了，不得不迫使国民思考力拉回来倾注于生计和生活问题。

高房价实为“杀鸡取卵之举”，有百害无一利。

北京一大学校长称买不起住房，平民该怎么办？加之炒房团的不法之举，更使中国房地产业商炮制造的高房价扶摇直上。

其二，无从计算的高药价。

媒体近段曝光的“芦笋片”，出厂价15.5元，可到消费者手中变为每瓶213元，医院和中间环节的利润高达1300%。

“没有最
高，只有更高，我说的是药价。

”媒体人如是说。

5月27日，媒体又披露了一种叫做“恩丹西酮”的治癌药，成本4元不到，医院零售价每支80元到90元。

医药暴利又一次被刷新，这种药的利润居然是2000%，从“恩丹西酮”的成本来分析，原材料每千克市场价6万元，可以分为12万5000支8毫克的针剂，平均每支原材料不足1元，加上生产过程费用，成本也不足4元。

而在医院的零售表上却是80至90元。

同时，调查者还了解到其他品种的药品也是这样，出厂价为零售价十分之一、八分之一、七分之一者，这样的情况很多，其原因一是医药市场被严重扭曲了，二是消费者没有选择权，政府指导价又虚高。

这两者结合，高药价就难以制衡了。

其三，农副产品炒作出高价。

本分商人老实经营，合理取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财守道。

而不法商人总是挖空心思去算计，投机取利，扰乱市场。

曾几何时，一些农副产品也成为不法商人暴利的道具，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坑害消费者，破坏经济秩序。

于是乎，炒绿豆族，炒大蒜族，炒黑豆族，炒蚕丝族等等，甚为嚣张。

这些商人是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耐？经营商品人转身变为掌控商品和操纵市场的人。

政府怎能对市场放手，由商人任意折腾？这与“三反五反”中的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等条款何等相似！为此，5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和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农产品价格等违法行为。

目前，市场的混乱现象和不法商人的违法行径不止上述例举，在此不再赘述。

三．借鉴“三反五反”之经验以整顿市场
“三反五反”运动过去快六十年了，那是针对当时国内吏治问题和市场问题做出的及时回应，体现出党和政府惩治腐败和打击不法商人的决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新中国经济和市场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而面对我们今日市场的种种混换现象，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1、认清商人逐利的本性，政府必须予以规范。

商人逐利是其职业特点决定的，也是商人的职业定位决定的，这并不是贬义褒义的问题，而是职业特性。

从商业运作实践看，商人逐利是合理的，而商人暴利和无限度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是违法的；从人的本性看，公而兼私是合理的，但个人私欲无限膨胀而扰乱破坏整体利益是违法的。

因此，对商人这个特殊的行业，面对形形色色个体，政府要承担起责任，要对商人群体进行指导、教育、制度约束、告警、惩处，甚至打击的职责，决不可放任自流。

在对待商人利率问题上，政府必须予以明示，决不允许商人任意抬价。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谋取暴利”。

2、政府退出房地产市场，回归监控本位。

政府参与房地产开发，以高地价充值GDP，是惰政乱政的体现。

在高房价问题上，部分开发商依仗政府的制度缺失而兴风作浪，政府又因身困其中无力监管，甚至推波逐浪。

其中滋生许多腐败。

又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如何履行监督之
责？抑制高房价，政府必须果断从房地产中抽身，摒弃依靠出卖国有土地拉动经济的幻想，政商分离，回归监督和调控本位。

官员与商人勾结，危险之举。

历史已有许多教训，需要后人记取。

3、平衡各行业关系，让商人理性归位。

社会是一个涵盖“七十二行”的复杂的社会集合，商业只是其中一个行当，而不是社会的全部。

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误导下，商人的职能异化了，扩大化了。

毛泽东同志把上层建筑概括为：党、政、军。

同时把社会行业分为：工、农、商、学、兵。

又按方位划为：东、西、南、北、中。

我们通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学失基，无军不强。

商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十分清晰的显现出来了。

工业农业和高新产业为商品生产者，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其根基。

没有工业、农业、高新产业，商业炒什么？卖什么？也只有炒空卖空，从中盘剥渔利。

商业和商人也确实为盘活经济和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决不允许一跃跳上垄断经济的台面，干预政治，操纵经济命脉！商业就是商业，商人就是商人，干好自己的事，不缺位也绝不可越位，取代政府主导经济运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人的功能被无形夸大了，方向有些迷失了，商人自己也不知道自身是谁了，有些膨胀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商人是国家利益的参与者，可以建言，而不是主导者，治理国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事，而不是商人的事。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奥巴马也会对华尔街的高盛等银行进行调整和监控，也决不允许银行和商人以资本从事违法活动。

4、颁布有关制度，对从商经营者予以厘定
借鉴“三反五反”之经验，对市场从业者进行厘定和分类管理。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私营资本运作者分为五类，起码我们大致分为三大类：好的和较好的、中间的、差的和较差的。

对商人不分好坏，没有标准和规范，善者得不到肯定，恶者得不到惩治，这是制度本身的缺失。

严明纪律和法治，制度管人。

当然，政府管理人员与商业人员必须泾渭分明，各司其责。

官商勾结，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经验教训以予以充分证明。

5、严肃法纪，坚决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这些年来，我们的政治工作有些薄弱了，我们的市场管理有点失控了，不法商人的行为有点太嚣张了。

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必须强化对商业和商人的管理。

这样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与和谐社会也不矛盾，而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政府要强化制度建设和管理队伍建设，不要让“商业阵地”被制度“忘却了”、“荒芜了”。

5月29日《长江商报》刊载学者周泽的政经观察《炒房该不该治罪？》，该文认为，倒卖车票、船票者均可治罪，倒房者的危害不知大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可治罪？！5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温家宝总理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商品生产者往往不得利，而商品运营者或操控者则获暴利，这样正常吗？为了保护民生，为了社会和谐，为了科学发展，必须坚决打击不法商人，尤其是那些投机钻营、不劳而获暴利者。

打击这些社会寄生者、垄断者，切除社会毒瘤。

正本清源，回归常态，使善者有好报，使恶者得到惩处。

综其所述，我们可知：毛泽东同志领导“三反五反”运动将近60年了，我们今天重新学习这些论著和文献显得特别亲切，时空变了，但情景似乎没变。

面
对今天的市场和经济，直击今日市场的乱象，到了必须进行规范、整顿、教育和
打击。

商人是逐利的，逐利有时是非理性的，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强化对市场的
监管和对商人的调控，做到“胸中有数”。

我们决不可让商人牵着市场走，更不
允许商人干政，否则，那将是盲人骑瞎驴，十分危险。

理想社会应该是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安居乐业，各司其责；而不是怨声载道，两极分化；更不可是不劳者
谋暴利，劳作者无其居。

网
原创]从“三反”“五反”运动看当前的反腐败斗争
1951年，中共中央发现党政官员渐次有贪污腐化之迹象，而私营工商业者中
也有许多不法行为，因而不能容忍，发动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
运动。

“三反”运动是在党政机关中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共查出贪污分子
10.7万人，判刑万余人，枪决40余人。

“五反”运动是在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
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被定为严重及完全违
法户的，共约3万户，其中判刑的共约近1500人，枪决10余人。

“三反”“五反”运动不但减轻了党政干部中的腐化现象，直至改革开放前，腐败问
题不很严重；而且大大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从此民族资产阶级再无丝毫
反抗之力，乖乖接受了“赎买”。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并逐渐引起人们
的注意，社会上呼吁打击腐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了很
多措施来抑制腐败问题，逮捕甚至枪毙了很多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腐败问
题依然越来越严重。

前改革开放时期腐败问题并不突出，而改革开放后腐败却越来越严重。

这其中的
原因是什么呢？当今的腐败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对这
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前改革开放时期，影响中国发展进步的主要是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失误，如反右、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

腐败问题在那个时期并不突出。

一来
那个时期共产党的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极严，党政干部少有贪污腐化、自由行
事的机会；二来政策连续失误，国家一穷二白，社会物质财富极其匮乏，50年
代末甚至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官员也无可贪污，
无处腐败；第三，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很多人朝不保夕。

廉洁奉
公尚且会因思想、言论、行为或出身等被人抓住把柄而受批斗，何况贪污受贿？
恐怕甚少有人敢有这个心思。

前改革开放时期腐败虽轻，但其时的官员也并非是人民公仆。

现在的朝鲜是中国
前改革开放时期的标本和活化石。

朝鲜并未听说有腐败问题，但其民不聊生、极
其穷困举世公认。

除了坚持其错误政策外，朝鲜的问题是党政官员特权极其严重。

人民食不果腹，但中上层官僚却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这实际上是将官员想通过
腐败得到的利益合法化了。

他们根本不需要再搞贪污腐化。

“三反”“五反”运动确实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惩戒作用，但前改革开放时期腐败问
题较轻，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由于上述的三条。

为什么这样说呢？改革开
放以来，被判刑和枪决的腐败分子远远多于“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惩处的人，但
腐败问题还是愈演愈烈，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

其实，腐败问题从1949年到现在先轻后重的趋势，是同中国历史上相同问题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

历史上很多通过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王朝，都是开始时较为清明，数十百年后，就逐渐腐朽起来。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政权初建之时，社会经济已经被严重破坏，可供腐败的物质财富不多；亲身经历了前朝因腐朽而亡的教训，创巨痛切，时刻警惕，深自抑制，坚决打击腐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经济恢复，财富增加，前朝教训也渐忘却，统治渐趋松弛，于是，得意忘形，各种腐败奢侈现象遂纷纷涌现。

再来说说现在的腐败问题。

与上述的三条原因相对应，改革开放后，一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二来国家政策转变，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给予干部群众较大的自由，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能；第三政治运行平稳，社会稳定，为官不仅尊贵而且安全，更使腐败分子肆无忌惮。

以上三项原因，遂使如今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但是，上面所述，其实只是使腐败分子具备了从事腐败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但为什么腐败行为没有被阻止，而且有很多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呢？
实际上，像“三反”“五反”运动那样的政治运动不可能解决或防止腐败问题，它充其量只能略微遏制一下腐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所谓治标不治本。

政治运动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腐败问题也不可能通过政治运动得到解决。

而像现在国家采取的措施那样，惩处一批运气不好的腐败分子，而希望以此警示其他人，以儆效尤，以图遏止腐败的方法，也是成效不大的。

这种手段其实与“三反”“五反”运动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认为，当今中国的腐败问题如此严重，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不客气的说，中国当今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人治政体。

所谓专政，其实就是专制。

人民和民主看不见在哪里，党领导一切却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台机器，那么民主法治的国家就像一台全自动运行的机器，它会自动调节自己的行动，使之达到最佳状态；而人治政体就好像一台由人工操控的机器，这台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完全取决于掌控这台机器的人。

人治政体要想消除腐败并有效率的运转，必须达到一个条件，那就是从最高领导人到一般官员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圣人，既有完美的能力，又有完善的品德。

可惜，人非圣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前在我国，各级官员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他们是由上级任命的，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上级。

他们的权力极大，除了上级，没人能监督和限制他们。

但是，一来上级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监督为数众多的下级，二来谁来监督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上级？
现在国家主要靠各级纪委来监督官员。

但是纪委都受同级党委领导，显然它不可能监督同级党委。

法院、检察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人大虽说是人民权力机关，但由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当家做主”，显然，人大不仅不能监督政府机关，反而受党的领导。

党虽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无法监督自己。

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只有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立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

人治政体不仅会造成腐败盛行，更严重的是，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错误决策屡屡发生，原因就是无人监督，毫无压力，权利无边，自然随心所欲的施政。

甚至可以说，其危害比贪污腐败更大。

民主政体之所以能杜绝贪污腐败，高效合理的治理国家，关键在于在最大限度的
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了权力的科学、有序的运行。

首先，实行了分权，将国家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分，彼此平等，相互独立，它们都来源于人民，却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避免了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拥有无限的权力带来的危险。

其次，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除了国家机关之间的互相监督，更重要的是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直接监督。

人民不仅可以通过媒体监督国家机关，更可以通过集会、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并监督制约政府。

第三，通过民主机制可以自然的优胜劣汰，选择出最适合担任各级政府官员的人，从而杜绝和避免集体世袭。

要发展民主、法制，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解放思想，二是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破除对列宁、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的迷信，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末，共产党又破除了对“两个凡是”的迷信，确立了真理标准，实行了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成就。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在解放思想，破除了对权威人物和观点的迷信、挣脱了束缚之后取得的。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再次解放思想，发展最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马克思没有说过，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提出过，但我们实行了，并且成功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没有说过，甚至可以想见，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我们实行了，并且成功了。

可见，并不是导师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现在的人就不能说、不能做。

一来世界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导师的理论是适应其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二来革命导师也是人，而不是神仙，他们也会犯错误。

现在国家的说法是毛泽东有三分错误。

毛泽东既然会犯错误，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自然也会犯错误。

党不应把马、恩、列和毛泽东的理论当真理，全盘照搬，而应当去除其中错误的和不适应当今时代的东西。

共产党的生命力，一是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二是在于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缓慢，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其原因除了未能坚持解放思想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不愿意让党代表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为实行民主和法制对腐败分子是有害的。

实行了民主，腐败从根本上被遏制，当然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对于这一部分人，不管他们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明白民主法制对人民的益处，他们都会反对的。

因为，毕竟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当前情况下，我认为，国家能够做到的，是行政体制改革，而非政治体制改革。

即使是行政改革，也比政治运动更能控遏腐败的发生。

我觉得，国家应当扩大各级人大、纪委、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提高它们的地位，并且都实行垂直管理，只接受上级部门的领导，与地方脱钩。

这样，将能够对地方政府和官员实行更有力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