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

【历史】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

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

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

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

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

因此，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
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

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

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
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３月１１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

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户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２０—３０％；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

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

１０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

运动高潮期
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这些问题在甄别定案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核心提示：“三反”运动时间不到一年，但成效显著。

不仅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贪污腐败分子，而且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恶习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19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资料图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东明，原题为：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纪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