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与国际经济协调

Ｇ７与国际经济协调
近年来，全球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也面临着诸多巨大挑战：高油价条件下全球通胀风险依然存在；全球经济不平衡无序调整的可能性依然困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７月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的中止使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遭受重大打击；国际金融一体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控更加困难。

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应对共同的挑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七国集团”（Ｇ７）成为重要的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机制。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新变化，Ｇ７机制也在进行积极调整，尽力维护自身利益。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Ｇ７在加强集团内部的合作协调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寻求与中、印等国加强合作，以期提高该机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

２００６年ＩＭＦ／世界银行新加坡联合年会期间，Ｇ７与中国举行了两次对话，进一步显示了Ｇ７的这一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回顾Ｇ７在国际经济协调领域思想与行动的演变，考察Ｇ７近期在经济协调、机制发展、ＩＭＦ改革等领域内的战略动向，以期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未来趋势。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
Ｇ７经济协调的发展脉络
Ｇ７机制在全球经济协调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成立以来，Ｇ７积极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应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的种种挑战。

战后几十年中，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主要政策工具，使各国比过去更习惯也更有力地制定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

特别是大国制定国内经济政策时更不愿屈从于外部约束，也不愿为外部经济调整承担过多的责任。

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各主要经济体间经济互动关系不断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

客观上需要建立协调各国经济政策，维护各国经济利益的机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Ｇ７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新机制。

（一）布雷顿体系瓦解后的混乱状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催生了Ｇ７机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黄金、美元双挂钩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变革调整的阶段。

在这段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更多来自经济力量的自发推动，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

１９７６年形成的牙买加体系没有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关系、汇率的协调、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以及资本流动监管规则等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问题进行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缺少统一的理念和制度，总体上陷于无体系状态。

同时，ＩＭＦ自身的作用也受到了极大削弱，尤其是对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监测弱化。

各国需要探索利用其他方式处理国际经济政策互动问题。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应加强宏观经济协调与合作，共同渡过危机，防止出现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无序调整。

因此，在法国的倡议下，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

１９７６年６月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七国集团”。

此后，七国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

１９７８年波恩峰会上，Ｇ７成员间的
张文才龚俸石丁
作者简介：张文才，男，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博士生，现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际司；龚俸，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际司国际金融组织一处；石丁，男，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硕士在读。

国际政策协调就一系列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问题达成共识，并做出了特定的政策承诺：日本和德国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放宽油价管制，各国共同推动东京回合贸易谈判取得成功。

但是，波恩峰会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沉寂了许多年。

各主要国家对国际政策协调的方式和程度产生分歧。

美国认为各国应当独立制定政策，并由市场而非政府来决定汇率。

其他国家则对经济政策协调抱有更多的期望。

（二）Ｇ７成立后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方面的作用——
—毁誉参半
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Ｇ７内部经济政策协调成果显著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的经济环境带来的挑战使各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异，各国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愿望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也不相同，成为导致这一时期汇率水平波动增大的主要因素。

汇率成为这一时期Ｇ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心。

１９８５年９月，Ｇ７各方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推出了政策协调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
—即“广场协议”。

为了促进增长和解决不平衡问题，该协议详细列出了各方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德国应减税，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汇率应当更多反映经济基本面，要求各国共同推动美元贬值。

之后Ｇ７国家对汇率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干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的“贝克—宫泽”协议（Ｂａｋｅｒ－Ｍｉｙａｚａｗａ）深化了对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认识，明确提出应当采取多种政策措施，而不仅仅依赖于汇率政策。

１９８７年，面对美元的过度贬值，Ｇ７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发表了“电话公报”，以增强市场信心。

该协议强调了经济基本面因素对汇率水平决定的重要性，并宣布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特别强调了美国应增加财政收入和德国进一步减税。

与此同时Ｇ７继续使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扭转了美元跌势。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Ｇ７的经济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在处理全球宏观经济问题上的影响力和执行力，缓解了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

这一时期，除了多边监测机制以外，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本身也在演进。

“广场协议”使Ｇ５扩张为Ｇ７，确立了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

同时Ｇ７机制开始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合作而非替代，ＩＭＦ开始通过提供政策报告来为Ｇ７多边监测提供数据支持。

而Ｇ７也积极参与到了ＩＭＦ主导的国际债务危机解决方案的制定中去，推动了“布雷迪计划”的出台。

“广场协议”以及Ｇ７后来的合作充分显示了经济政策领域多边协调的作用。

国际社会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互动关系加深，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

这一时期Ｇ７成员之间在保持全球经济稳定、建立国际经济规则、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共识，而且Ｇ７通过其主导的ＩＭＦ等国际多边治理框架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全球经济更大的范围内。

但是由于各国利益的潜在冲突，各国不愿为维护固定的汇率水平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牺牲国内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协调产生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２．９０年代国际协调理念逐步淡化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Ｇ７各成员国经济全面协调逐步淡化，国际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具体的突发事件的应对上。

这一时期，各国对多边监测的期望值降低，强调保持本国内部经济有序运行是全球经济健康运行的先决条件；特别是由于美、欧、日经济表现差异很大，Ｇ７主要经济体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集中表现为财政政策的经济微调作用被淡化；货币政策局限于维持低通胀、促进央行的独立性和可信度，而汇率仅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次要目标；外汇市场干预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被认为是有效的。

各国政策制定者更加怀疑国际经济协调的可行性与潜在收益。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关注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政治压力，并不对各国之间就汇率水平达成的共识承担更多责任。

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
Ｇ７机制所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各主要经济体利益格局不断调整，Ｇ７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不仅自身的代表性较２０年前有所下降，而且其执行能力也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

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突发事件需要Ｇ７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必须具有更广的视野，更强的执行能力和协作能力。

１．在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市场
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使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分工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运行呈现出复杂性、跨界性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大大加强、金融工具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资本大规模跨界流动、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活动重要主体等等。

这些变化都要求Ｇ７在协调思路与协调机制方面进行变革以更准确地应对新的经济现实和挑战。

２．近十年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

由于Ｇ７发展速度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有所下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在减弱。

１９８５年，Ｇ７占全球ＧＤＰ的４８．９％（按ＰＰＰ权重计算）；而２００５年，这一比率下降到４１．９％。

在全球经济版图悄然改变的过程中，不仅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深刻调整；而且中、印等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巨大机遇也使Ｇ７内部的利益关系产生分化。

与此同时，欧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欧洲与美国在争夺世界经济领导权，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方面仍将冲突不断。

因此，如何处理各自内外部利益关系成为Ｇ７面临的重要议题。

３．从短期来看，平抑较高的能源价格、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实现全球经济平衡有序调整、完成多哈回合谈判、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等全球性议题是Ｇ７所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

这些都需要Ｇ７抛弃维护自身小集团利益的导向，充分尊重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方利益，实现自身转型。

三、Ｇ７自身改革与国际经济
协调的新方向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Ｇ７正积极调整自身，这包括：
１．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全球性议题层出不穷，不仅暴露出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也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前所未有地相互交融依赖。

因此，任何解决国际经济问题讨论都应当考虑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石油生产国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当前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需要这些国家的积极参与。

在这样的背景下，Ｇ７开始“外扩”，经常邀请其他国家在Ｇ７会议前后举行会晤，如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多次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及其副手参会，讨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同时还不定期地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参与Ｇ７会议，就全球经济形势进行讨论。

２．Ｇ７汇率干预思想的新变化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Ｇ７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愈加关注其增加政策可信度和维持低水平通胀率的责任。

利率取代货币供给量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

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对汇率水平的关注下降。

以美国为例，其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证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外部因素只有在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时才会被考虑。

外汇市场干预的效果日益受到主要国家的置疑。

Ｇ７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相对于外汇市场每天庞大并不断增长的交易量而言，政府为干预外汇市场所动用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此外，外汇干预也须要进行对冲操作来中和其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

因此，汇率越来越被认为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政策工具，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经常帐户与国际资本流动紧密联系的现实下，通过调整汇率实现经常帐户平衡已经不适宜，而政府的干预行为也有可能成为增加市场波动性的原因，阻碍市场的自发调整。

因此主流的观点是应当减少政府的汇率干预行为，只有当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严重背离时才可以考虑通过干预来传送政策信号。

但是，一旦汇率水平严重失衡，在必要时Ｇ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３．利用多边机制推动加强国际经济协调
为使其政策主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施，Ｇ７通过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利用现有的国际多边平台实施其战略举措。

在巴西和俄罗斯的债务危机期间，Ｇ７深入讨论了这些危机带来的挑战和应对措施，积极参与ＩＭＦ框架下的国际债务危机解决方案的实施。

近年来，在“重债贫国减债倡议”的基础上推出了“多边减债倡议”并将“集体行动
条款”写入主权外债合同。

在应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方面Ｇ７成员国作为国际金融组织的主要债权人，采取联合行动开展危机救助。

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在美国的推动下产生了Ｇ２２。

此后，Ｇ７发起组织了Ｇ２０机制。

这些举措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都有助于推动新形势下的国际对话与政策协调。

为了总结亚洲金融危机教训，Ｇ７创立了金融稳定论坛（ＦＳＦ），为各国央行和财政部以及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提供了对话的平台，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显示了各国金融当局共促全球金融稳定的努力。

另一方面Ｇ７也开始着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ＩＭＦ的改革，具体包括提高ＩＭＦ的透明性和改善数据发布、推广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方法以及政策标准和准则、增加储备补充贷款和“备用信贷”（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ＣｒｅｄｉｔＬｉｎｅ）等。

近期，在ＩＭＦ贷款余额下降及治理结构改革意愿加强的背景下，ＩＭＦ发布了《中期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与以往有质的不同，建议更加全面彻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刚刚启动了多边磋商，突出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多边性质，强调Ｇ７与其他国家就此问题进行更广泛讨论的重要性，这将大大加强各方的相互理解，使各国的汇率政策既能满足国内政策需要，又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另外“９．１１”事件后，Ｇ７加强了在反恐融资领域内的合作，推动了国际金融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

４．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世界经济发展两大命题成为Ｇ７关注重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解决远比上世纪８０年代情况更严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Ｇ７日益需要与其他国家在新的政策领域加强合作。

因此，尽管Ｇ７对于政策协调的期望值并不高，但多边经济监测仍是Ｇ７合作目标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拓展到其他领域。

关于这一问题，Ｇ７认为，调整全球不平衡状况是共同的责任，需要一个包含三部分的有序调整策略，即美国改善财政状况及增加私人储蓄，欧洲及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推动潜在的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制度。

另外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于２００３年９月通过了“增长议程”，旨在通过增强经济弹性，提高生产率，来解决供给方面问题促进增长。

然而，由于Ｇ７成员履行承诺的能力有限，而且很多所需的结构性改革不属于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职责范围。

Ｇ７机制在推进成员国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有待观察。

四、Ｇ７与中国的战略对话
近年来，Ｇ７／Ｇ８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关注不断上升，在政治和经济上主动与中国进行接触。

通过邀请胡锦涛主席出席首脑会议以及邀请中国参加与Ｇ７／Ｇ８的正副手级财经对话会，促进与中国的财经对话深入进行。

近两年来的对话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对话内容不断深入，议题不断拓展，涉及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如全球经济失衡、汇率政策、发展融资与减债、贸易、能源、重大自然灾害等；二是Ｇ７／Ｇ８不断调整对话形式，由原来的Ｇ７＋１逐渐形成Ｇ７＋１、Ｇ７＋４、Ｇ８＋１、Ｇ８＋４等多种形式；三是Ｇ７／Ｇ８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对话，多次表示没有中国的参与，Ｇ７／Ｇ８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讨论没有意义；四是Ｇ７／Ｇ８各方根据自身战略需要突出对话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并注意借重中国的影响。

总之，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大大加强，Ｇ７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对话更加突出交流与沟通的职能。

目前，Ｇ７内部的多边监测仍有作用，有助于各方讨论经济问题分享经验。

而Ｇ７内部的紧密合作能够形成强大的集体政策意愿，以推动其战略在全球领域的实施。

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的增强等环境下，Ｇ７需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磋商协调，将那些在国际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纳入磋商范围，以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

加强中国与包括Ｇ７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不仅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改善中国经济外部发展环境、扩展外部发展空间的需要。

目前，中国经济建设发展为双方合作不断深入提供了物质基础。

我们应当利用好这一契机，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解决自身经济快速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沟通与协调减少与主要经济伙伴所产生的争议；积极开展财经外交，增加国际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新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