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研究回顾

１引言中国近代报刊业，肇始于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报刊。

１８１５年８月５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大批传教士涉足报刊业，所办刊物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直接将近代新闻纸这个舶来品移植到中国，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导致了大众传播观念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由此可见，传教士报刊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研究早期传教士报刊及其发展脉络，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大众传播发展的轨迹和现代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传教士报刊对中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近代新闻出版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早期传教士报刊是在中国这块封建的土壤上、在中国语言文字生态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研究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大众传播。

纵观有关中国早期传教士报刊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１９９９年以前，涉足在近代传教士报刊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而且内容多集中于对近代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史实介绍，研究思路较窄；而１９９９年以后，这种研究状况逐渐有所改观，随着学术界对研究范式的反思，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传教士报刊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认识。

尤其是步入２１世纪后，学者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前大有进展，研究的领域有新的开拓，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研究的方法得以更新，出现了一大批颇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目前，对于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还未有系统综述，因此，本文特对１９９９年以后学者们关于近代传教士报刊的研究做了一番大致的梳理。

２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的研究概况在近代，报刊作为主要的信息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传教士报刊研究则是近年来报刊史、新闻史、出版史等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９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研究的论文大约有９０余篇。

有进行专题研究的：如郝丹立的《教会报刊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从近代文化史的层面分析了教会报刊在促进近代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以及传统文化近代转型中的贡献；陈超的《试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影响》肯定了传教士报刊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的地位；李雄燕的《近代新教教会中文报刊的本色化》从媒介生态环境出发来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教会中文报刊本色化及其影响；程丽红的《文化侵略的工具文化交流的媒介———论近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着重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和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所起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１６作者简介：齐雪晴（１９８０—），女，安徽桐城人，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媒经济管理。

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研究回顾齐雪晴（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４）［摘要］1999年以来，学术界对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的研究发展迅速，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著作和论文。

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早期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发展趋势、对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但是，目前中国传教士报刊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等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传教士报刊；近代报业；大众传播［中图分类号］Ｇ21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4-1102(2009)02-0087-0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ｚｈｏｕ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９年４月第２３卷第２期Ａｐｒ．２００９Ｖｏｌ．２３Ｎｏ．２第23卷池州学院学报的积极作用；辜璟的《发展还须靠自己———评近代外人在华办报的跨文化传播作用》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现象的近代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谢丹的《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渗入》从民主制度方面探讨了早期传教士报刊对近代中国社会民主思想的影响。

此外，还有王晓英的《试论外报对中国早期报刊的影响》，谭树林的《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等论述了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期刊与中国近代报业的关系。

这些论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截至目前的主要有关研究成果，对改变２０世纪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的状况，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进行全面观照的：如沈继成的《试论１９世纪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刘晓多的《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郑连根的《中国早期的传教士报刊》等，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从１９世纪初到１９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肯定了其在中国报刊业近代化和中国文化近代化中的贡献。

这些文章以新的眼光审视已有的研究，既是学术进步的内在要求，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学术根基与发展方向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有关于某份报刊的个案研究：如程丽红的《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中国近代报业和近代社会的影响》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报业的进步乃至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谭树林的《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以〈印支搜闻〉为中心》认为《印支搜闻》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以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张茜的《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报刊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比较》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发展趋势对近代洋人办报、中国国人办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郭秀文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宣传策略》，郑军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西学东渐》，王翠萍的《一篇外国文化渗透的宣言———简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卓南生的《宁波最早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原件之发掘与考究》，高黎平的《围绕〈闽省会报〉中译介的考察》等，无论视角还是观点，均颇有新意。

这些微观研究披露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史实，为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研究的深入和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可谓既具有学术价值，对于当前的报刊出版业亦有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

有对来华办报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

作为近年来中国近代传教士报刊研究的新领域，近代来华传教士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

李海红的《试析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文化宣传》通过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全面分析了他的思想，并对这个人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陈力丹的《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作为中国第一份现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和编者———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联系，提炼其思想内涵和价值。

这些研究开阔了传教士报刊的研究视野，为我们观照近代的报刊人物提供了纵深的方向，同时也为传教士报刊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３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观点综述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发表的研究近代中国传教士报刊的论文的大致情况，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了以下一些问题。

３．１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在近代中国，相对其它媒介而言，报刊是传播文化的更为先进的载体，因为其出版周期短，能够保证迅速地传播思想，又以其内容的连续性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思想渗透；另一方面，借助报刊传播思想无论是传播的速度，还是传播的范围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创办报刊成为近代来华传教士所从事的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之一。

对于传教士报刊，多数学者都肯定了其在中国文化近代化中的贡献，但在具体评价上略有不同。

程丽红认为作为一支传载西方文化的重要力量，传教士报刊推动了中国报业和社会文化的近代化。

并且指出传教士报刊具有进步的报业文化气息，报刊的内容，无论是被中国统治阶级斥为“异端”的基督教义，还是冲击封建文化的“西学”，亦或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各国消息都向中国人展示了自由言论的魅力，而它们的存在更是充分显示了近代报刊追求言论出版自由的个性。

张良君认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传播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不能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完全否定，把它说成是一种“文化侵略”，应对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给予充分肯定。

本来世界文化88第2期是一体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正常的，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

贾红棉等认为传教士报刊将西方文明展示给中国，在开启民智、思想启蒙和推动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论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文化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促进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角色，这一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侵略”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

如辜璟认为近代传教士在华办报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是以殖民话语为主的跨文化传播，是文化殖民主义。

这项跨文化交流是由殖民者的经济利益直接驱使的，所以是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西方国家始终占据着强势话语霸权。

３．２传教士报刊的发展趋势一定的报刊，产生于一定的时代。

近代传教士报刊的发展与近代历史发展线索基本一致。

张茜以研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考察了两者从１８１５年起到鸦片战争前在编辑和主笔、报刊的形式、编辑内容、宣传策略、写作手法上一脉相承的发展趋势。

她认为这些刊物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宗教报刊，主要面向中国普通民众阐发教义、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兼具收集中国情报。

随着形势的变化，宗教内容逐渐减少，政治经济内容日渐增多，报刊新闻传播性质日益凸现，编辑手法日益成熟并趋向于本土化，发行地逐渐从南洋进入中国境内。

郝丹立从报道方式和媒介特征的演变角度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传教士报刊作了一番深入探讨，认为装帧版式的传统样式、以儒家言论附会基督教义和注意读者尤其是下层读者的阅读趣味等，成为鸦片战争前的教会中文刊物的主要趋向；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在新闻报道即“告知”方面做了重大改革，大幅度增加新闻报道的篇幅和国内新闻所涉及的领域，以崭新的大众传媒形式，承载各种新意十足的信息和视角，针对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提出了许多携带着西方近代文明价值观念的评论和态度。

张超通过分析报刊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宗旨和内容的变化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阶段的传教士报刊。

她认为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的办报活动仅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发行范围主要在民间，发行方式以免费赠送为主；从报刊的宗旨和内容看，内容也大多是讲解《圣经》和宣传基督教义。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扩展到了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中国内地直至清朝首都北京；报刊发行对象也由原来的普通平民转向清政府各级官员及广大士大夫阶层，发行方式改为出售与赠送并行；传教士报刊的宗旨和内容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大量介绍西学的内容，成了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兼及科学、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