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

2018年6月社科纵横
Jun ，2018总第33卷第6期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33NO.6
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得以深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史研究者对于党史的性质与特点、对象与内容、理论与方法等学科理论问题研究的高度重视，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不断涌现出一批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

具体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称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言，党史学界不仅积极吸收国内外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中国传统治史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内容，还进一步提出和引入了史学研究的多个范式，并且将其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实践中。

这大大深化了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丰富了党史学范式理论的内容，为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加强党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学理性基础。

比如，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知名党史学家张静如提出的新的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张，主要包括：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倡导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1](P5)。

就此来看，张静如的党史研究始终是以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学术支点的。

不过，就党史学理论和
方法研究的整体进展来说，诸如其中的党史学范式研究成果等还不能适应研究的实际需要。

而且，党史研究者也很少就已有的党史学范式及其运用情况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

这不仅不利于深化党史研究，也不利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发展以及党史学范式研究的深入推进。

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党史学范式理论的研究作一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党史学范式研究概况的回溯
一门历史学科的成熟，不仅要看它是否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研究对象，还要考察是否有比较完善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对于党史学科而言，尽管其初步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但关于这门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却很少有研究者进行思考。

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来说，较早系统地阐释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1942年3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上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党史的研究方法：全面的历史分析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他提出的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2017年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批准编号：gxyq2017149）。

*作者简介：汪兵（1980—），男，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讲师，从事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范式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
汪兵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
安徽合肥
230013）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领域涌现了一批专著和论文。

而在党史学范式研究方面，党史学界积极引入和提出了多个史学范式，并将其运用于研究实践中。

研究者仍要重视对党史学范式的探讨，积极吸收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改造和创建符合党史研究实际的若干史学范式，深化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

这方面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丰富党史学范式理论研究的内容、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思维以及为完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指明方向。

【关键词】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史学范式学术化取向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8）06-0031-05
这两个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党史教学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由于多种原因，自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党史界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很少被提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史学研究方法视角的转换，史学界开始关注“范式”的问题。

并且，较早阐述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德里克。

1995年，他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春季卷）发表了论文《革命之后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后，国内学界开展了史学范式的研究。

总体而言，史学范式研究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完善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容。

那么，就党史学界而言，20世纪90年代间关于党史学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张静如的研究成果。

而新世纪以来，党史学界对于党史学研究范式的重视程度日渐明显，其中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苑晓杰的论文《论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理论探讨》2004年第5期）、沈传亮的论文《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何云峰的论文《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张翔的论文《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天府新论》2015年第1期）以及孙钦梅的论文《中共党史研究范式问题探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等。

不过，就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来说，其中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值得探讨。

比如，这些党史学范式的发展脉络是什么，代表性观点有哪些？党史学的研究范式与张静如提出和构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另外，史学界关于史学范式研究的进展也需要给予关注，以丰富党史学范式理论的内容。

二、个案的分析：以张静如党史学范式研究为对象
在具体考察和探讨张静如党史学研究范式之前，笔者先对“范式”的概念作一解读。

“范式”是由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

用他的话来说，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法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共同体，即“范式”的转换。

具体来说，“范式”概念的基本含义有两个：其一是学科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少使用；其二是学科在变化中出现的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并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知识共同体[2](P5)。

这表明，“范式”的本质就是指某个学术共同体在研究中秉持的共享的理念、方法、价值和技术等集合。

就党史研究来说，张静如结合史学界关于史学范式的讨论，提出了生产力范式以及引入了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并对后两种范式进行了改造，以适用于党史研究。

他关于党史学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

笔者以为，张静如在这部书稿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的主旨思想，就是他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知。

他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发展。

”[3](P1-7)
（一）生产力范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社会进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就要说明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生产力的具体状况，以及它是怎样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导致社会的变革。

党的核心领导人也曾论述过生产力的问题。

比如，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4](P1079)
那么，关于生产力范式的观点，张静如指出：这“是在1984年以后才开始注意的”[5](P7)。

1993年，他明确地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的关系”的命题后，形成生产力研究范式。

为什么提出生产力研究范式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
心并为其服务。

”[6](P680)并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研究的关系，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注意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共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从而要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之中。

第二，注意如何使党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

在研究体系中，要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建设发生、发展的根源、作用及其终极目的的研究贯穿始终，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或途经的研究贯穿始终。

第三，注意在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

（二）现代化范式
就国际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而言，一般来说主要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

当时，国际学术界通过对现代化问题研究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理论。

这些理论（包括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依附理论等）对于推进“二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发展提供了指导。

而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动大大激发国内研究者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的关注和热情。

1991年，张静如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一文，开始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研究。

此后，他还发表了《再议社会现代化》等论文。

而考察张静如关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思想，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全面梳理他的现代化研究观点。

关于现代化范式的内容大致包括：概念内涵的界定、发展阶段的划分、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社会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意识的考察等。

比如，他在《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指出：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要改变生产关系，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现代化的过程又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革命包含于现代化过程中的。

（三）社会史范式
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方面积极回应了当时“史学危机”的现象；另一方面，无疑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对于深化党史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因为，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适应了党史学深入发展的趋向。

那么，就张静如关于社会史范式与党史学关系来看，应该说其思想起源于他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层次思索。

“大概从1984年起，我开始注意研究社会，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6](P429)1991年，张静如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一文。

这篇论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思想与理论观点，诸如何谓社会史、社会史研究的作用与方法、如何把社会史与党史学等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理论问题。

随后，他主编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当代社会史（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述。

笔者以为，张静如所主张的社会史是一种“通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的指导，尝试将把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整体性变迁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探究有机地勾连起来，从而具体展现了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路[7](P61-65)。

这应该是他关于社会史研究范式的核心思想。

此外，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张静如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范式。

他认为，既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源自于对党的历史经验总结而形成的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去还原历史，以此去评判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增强党史研究的时代性和科学性[8](P342-345)。

另外，还要值得关注的是，张静如还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对党史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思考。

比如，关于革命史范式（模式）、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三个党史学范式的关系，张静如曾明确地指出：这三种研究模式不是对立的，并且应该统一起来，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种模式。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从成立时起，其政治目的就是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富强的、人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国家。

”“这一切，也就是中国社会的
变迁过程。

”[9](P1345)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因而在党史学研究中，还要提炼和创建多种史学的研究范式或者模式。

三、研究的展望：党史研究学术化取向的理论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党史研究者对于党史学科体系的“主体部分”研究，即对中共历史发展全过程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重要进展，发挥了党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与作用，但关于党史学科的“辅助部分”研究（包括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等）就比较滞后了，党史学范式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党史学界的过多关注。

因而，深入探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就显得极为重要。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作简要的阐述和分析，以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
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来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指导。

但是，对于具有政治学特点的党史研究而言，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从整体上来说，党史研究者必须要明确树立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的思想意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以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

可是在实际贯彻中，有些方面没有贯彻好，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

其一，没有完整准确地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二，以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其三，没有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和运用，致使解释落后于实践发展，导致了理论指导的滞后性[10](P6-7)。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也需要深入进行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沿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概括，认为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研究者对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作了新的思考和概括。

比如，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主要内容的概括，就比较有代表性。

这在上文已经提到了。

另外，也要正确看待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近来，有研究者就指
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阶级分析法鲜明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展现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价值立场，蕴含着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阶级分析法的基本原则和观点贯穿于党史的全过程和几乎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中。

对于党史研究而言，运用阶级分析法有助于把握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有助于总结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有助于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先进性和政治优势。

抛弃阶级分析法，党史研究将失去历史正义的基础和历史逻辑的科学阐释[11](P85-91)。

（二）史学范式的边界性和开放性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先后提出了两大“元史学范式”：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

而就党史学界来说，研究者也提出和引入了若干范式，诸如上文提及的生产力范式、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三个代表”范式等。

那么，为什么研究中共历史，需要提出这么多的史学研究范式呢？这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加上历史学的主观性，每个史学范式的历史解释都是基于研究者运用不同的视角和情景而得出的。

换句话说，史学范式具有一定的边界性（或局限性）。

特别是对于党史研究来说，更为明显。

有研究者就指出，关于革命史范式在党史研究中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点：（1）预设的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2）在叙事方式上，频繁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形词汇；（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和训导式的语言风格[12](P82-90)。

因而，有研究者提出了“多重范式共生分析”的观点，以进一步扩大党史学范式解释的包容性[13](P13-15)。

另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党史学范式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即体系性、多样性、转换性、规定性[14](P16-26)。

并且，我们还要使若干党史学范式保持边界性和开放性的互动状态，这不仅可以完善党史学范式理论的内容，也能够进一步深入解读党史的复杂历程。

（三）需要构建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
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创建和改造多个党史学范式，还要构建一个实际指导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体系”。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静如已经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贯
彻于党史研究做出了初步的思考；到了90年代中期，他关于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在其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就已初见端倪了。

而在1996年，在《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报告提纲）》（未刊稿）中，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按目前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中介理论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个人和群体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吸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

”[15](P775)
随着党史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新世纪以后，张静如对于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结构又作了修改：“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

”[16](P322)可以看出，张静如构建的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特点，是以党史学的历史学科性质为前提，以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旨归的。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通过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党史研究不断开启科学化、规范化和学术化的路径。

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诸如党史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内容、理论和方法、研究体系等）不断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也夯实了党史研究的学理性基础。

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党史学范式研究而言，研究者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进展大大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

本文通过对张静如与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为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可以从中深刻的体察到他对于党史学范式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评析他关于党史学范式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和理论价值。

不过，限于篇幅，关于党史学范式研究评析，史学界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
挖掘。

比如，关于社会史范式，目前史学界只是注重社会史现象的描述，没有从深层次上进行分析，缺少理性思维的“历史之魂”，而且，党史界与整个史学界在社会史概念等方面还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

这都需要在史学研究中不断进行整合，以体现出“范式”理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除此之外，张静如还多次谈到了党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问题。

因为，若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和深厚理论素养的研究队伍，深化党史研究和加强其学科建设以及关于丰富党史学范式理论等任务就无法得以落实。

总之，研究者通过做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不断提炼党史研究的若干范式，进一步完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提升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深入推进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一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2］［美］库恩.科学中的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J］.中共党史研究，1989（1）.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6］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二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7］汪兵.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阐释及其思考［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
［8］张静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9］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四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10］郭德宏.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J］.教学与研究，2001（5）.
［11］阚和庆.阶级分析法在党史研究中的价值［J］.理论月刊，2017（3）.
［12］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13］沈传亮.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2）.
［14］孙钦梅.中共党史研究范式问题探讨［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15］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三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16］张静如.暮年忆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潘维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