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学说视野下的师生关系

福柯权力学说视野下的师生关系作者：彭齐林刘向阳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09期[摘要]近来中国高校师生冲突集中爆发，为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本文根据福柯的权力学说，对高校师生冲突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现代权力学说规训师生冲突师生协奏本文系湖南省级社科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形环境问题研究》系列论文2008年以来，“校车门”事件、“杨帆门”事件、中山大学事件等接踵发生而至，中国高校的师生冲突集中爆发，师生关系似乎是“渐行渐远”。

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福柯的权力学说，对高校师生冲突做出分析，进而提出改善师生关系的对策，以就教于方家。

一、福柯的权力学说福柯反对传统权力观，采取了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场及方法，从各种角度阐述了权力的特质。

第一，权力是什么。

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

传统上人们总是把权力看作是只为某些阶级或某些个人所占有一种物（像土地、商品等），谁占有这些物谁就拥有统治权，仅关注权力由谁支配的统治权的问题。

福柯批判了旧的权力观，而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的循环的过程中，是力量不对称的平衡。

它是多元的、多形态的、运动的，具有不确定性，而根本不可能固定在谁的手中。

“权力不是某种可被获得、抓住、分享的东西，也不是人们能够控制和放弃的东西。

权力通过不计其数的点来实施，它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实施。

”[3]权力纯粹是一种关系，寄存于有社会关系存在的一切地方并每时每刻都在运作着、实施着，而不是为某某人享有的。

第二，权力是一张交织的网络。

在福柯眼里，权力是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控制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

早先人们通常认为占有权力的阶级或机构对被统治者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支配，从而构成了直线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远非如此简单，“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

”[4] 每个人都只是权力网中的一个结，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权力运动，既是权力网控制、支配的对象，又是权力网的运作者；权力不应被视为某些人的特权，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

”[5]正是基于权力是相互交错的网络的看法，福柯反对将权力关系看作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

第三，权力是无主体的。

福柯站在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场上把主体看作是现代性理论的虚构，是人本主义的骗人的把戏，为此他呼吁解构主体。

作为主体的人不是从来就有的，是19世纪以来现代性的话语、知识的产物。

在福柯看来，随着旧的话语霸权的解构，现代社会的人已沦丧为工具，成为技术的奴隶和附庸，因此现代社会的权力是无主体的。

其实，这种权力无主体的观念与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是一张相互交错的网络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他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权力。

在现代社会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而并非操纵权力的主体，他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成为权力实施的对象。

与其说个人占有权力，不如说个人是权力的玩偶。

最后，权力是非中心化的。

传统的权力研究关注的往往是某种法律化的权力中心，探求权力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规律，如君主统治、国家机构被视为权力的中心，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

福柯认为，这是一些宏观权力，只是对权力的过于简单化的理解，甚至反对主权的概念，因为主权承认一个最高的权力中心的存在。

他反对上述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权力，而“反其道而行之”，从社会最边缘、最局部、最底层的部分入手研究权力，将现代社会的权力视为非中心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

作为关系性的网络权力，它有无数的作用点，“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权力斗争、冲突，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

[6]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是“权力社会”。

第二，权力怎样运作。

传统权力是通过对暴力、财力的控制，或者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运作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机制是规训（discipline）。

福柯的系列著述中显示出，规训的方法从十六世纪以后逐步推广到一切可以运用这些方法的时间和地点，他从这一历史时期的规训实践中抽象出规训的一般方法和原则，阐述了其特点。

首先就要求有一套行为规则的标准从而可以对行为进行评估；还需要一种方法去了解个人是如何行为的，对其进行观察、评估、和测定。

[1]监督和分类的程序提供了这样的知识。

一切社会机构都遵行层级监督的原则，上级监督下级，下级监督上级，监督成了人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插标签”的分类技术可以贴近观察、辨识、按标准进行评估、确认不轨。

凡是不服从或与规定的标准相违背的行为都可以因此而及时发现和处置。

由于这种制裁的目的是校正而非惩罚，制裁也就必然日益趋于“暗示”和训练。

这些措施有助于使行为规范化和整齐化，也有助于人的自我控制。

“想到权力的机制，我总是想到权力以毛细血管状的存在；在这些毛细管处，权力触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触及他们的躯体，注入他们的行动和态度，他们的对话、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

[7]因此，福柯称规训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

福柯还认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与知识不可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紧密内在的，双方各自隐含着并增强者对方。

事实上，法语中“权力”(pouvoir)一词与知识(savoir)一词分享了词根。

他因此创造了一个“知识/权力”的概念以表达这一关系和强调其内在联系。

并且，他之所以使用了规训(discipline)这个词来概括现代社会的惩罚，也恰恰是因为这个词在某些西文中，即具有纪律、训练的意思，也具有学科的含义。

总之，每个现代人都逃不出“权力场”，都是其中的一个“原子”。

二、对师生冲突的分析当下，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正在进入社会和文化的快速转型时期。

转型期的中国，既有传统权力的“霸道”，也有现代权力的萌生和弥散，二者“杀”得难分难解，呈现彼涨此消之势。

高校就是其中一种场域，师生冲突貌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质是师生所代表的两种权力之间的博弈。

如前所述，权力是一种关系，现代社会的每个个人、群体都是权力的端点，师生双方均是施与者和受施者。

学生不仅是权力的受施者，有义务服从老师的指挥，依从学校的管理等；又是权力的施与者，有权力参与学校教学和管理。

但是在我国，传统权力依然强劲。

现有教育体制是按照传统权力模式构建的，自上而下地运作，只专注中心权力，而忽略边缘权力。

高校和老师的权力得到切实保护，学生的权力被漠视，被排斥，学生与老师的权力不对等，形塑了师生之间“一头重一头轻”的畸形。

月累日积，两“端”分化。

高校及老师依仗优势地位制定、执行了诸多条条框框；学生几乎不知道这些条条框框出自何处，依据何在，甚至在受到分类、惩罚的时候，无从解释，申诉无门。

于是，学生蓄积已久的不满和忿恨，通过旷课逃学、冲撞老师等方式表达出来，终至酿成师生冲突。

前已述及，权力是一张网络，现代权力的网状特点是通过监督规训的方法之一体现出来的。

福柯借用边沁所创设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揭示了现代人处于既监督他人又被他人监督的状况，每个人在这种监督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督者，这样就可以实行自我监督，不断通过“暗示”和训练而使规范和秩序内化。

传统权力采用物质性强权、暴力机构以及与之相伴的种种程式和仪典，代价不可谓不巨，但是，用监督做“权力网眼”的现代权力代价低廉，但有实效。

高校也不例外，具有“圆形监狱”的特质。

老师与学生之间相互监督，人人自危，个个防御；上面提到了师生权力之间是“一头重一头轻”，如此较易导致师生关系的对立。

高校对学生推行全面的量化管理，指定老师为考核分类者。

老师时刻保持着监督的眼光，监视着学生的作和息，然后对学生的表现评分，进而插上标签。

学生得分又与班级、学校评比挂钩，这样班级、学校的排名分别与老师、领导的业绩挂钩，直接影响着老师、领导的利益和前途。

鉴于此，高校和老师对学生严密监视，检查不断，确保学生不违规、不出事。

学生是高校和老师的监督对象。

同时，高校为了提高办学效益，提升声誉排名，在老师管理方面实行学生网上评价、匿名打分。

这样，老师也成了学生的监督对象。

监督和分类，就是现代权力的奥妙所在，使老师、学生陷于网络而不能自拔。

但，监督和分类对高校人际关系的影响是重大深远的。

师生之间的关系趋于对立，彼此戒备森严，交谈多而交流少，往来日益流于形式。

师生关系倾向功利化，互为工具，利用多而人情少。

师生互动中缺乏互相理解和信任，较易生发冲突。

上文记叙了权力是无主体的，现代权力的运行导致了人的物化。

例如，人被物化的表现之一是人的数目化，即每个人在持续不停地规训[2]过程中彼此被对方打分量化，分类。

数目化的过程被科学话语堂而皇之地包裹起来，从科学那里获得有力的合法性支持，因而规训过程代价低廉却具实效。

人的物化，压得个人成了孤立、冷酷的原子，个个变成捞分、赚钱的机器，人情污染了，人与人的关系却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湮没。

人被异化是制造师生冲突的又一个因素。

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智发育期的后期，仍非十分成熟。

教育的应有之义是帮助、感化和挽救人，是为着学生的发展，但是当下，有时过火的规训逾越了矫正的边界而变异为对学生的报复惩罚，规训变成了教育的目的，成了禁锢师生灵性的镣铐，教育过程成了老师生产、扩张自身权力的过程，“育人”过程成了“制器”过程。

教育与自己的初衷甚至南辕北辙了。

因此，师生冲突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的力量，主要是学生对现有学校教学管理体制中规训过度、理性霸权、无视人性部分做出的反应和抵制。

我们知悉，权力是非中心化的，普通民众所拥有的的权力是不容忽视的，它是现代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换言之，如果仍然沿袭传统社会重视中心权力而轻视边缘权力的做法，则容易引致社会失调，激发社会矛盾。

而且，福柯首创了“知识/权力”的概念，主张权力生产出知识，并把知识运用于实践；同时，知识一旦被权力生产，就具有能动地生产权力的功能。

因此，“知识就是权力”，[8]谁拥有知识，谁就被赋予影响甚至控制别人的权力。

比较而言，教育部门是传统力量固守的领地。

国家、高校及老师依然是权力的中心，边缘化的学生之利益和需要往往被漠视。

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规训。

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标准、计划的制定，教材内容的选择，教学形式的实施，都须经统治阶层的首肯而成为课程的“法定知识”。

从规训的意义上可以说，这门课程知识的诞生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结果。

在老师对这种“法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知识与国家权力的预先结盟进一步展示为课程知识与老师权力的结盟。

而且，课程知识的法则就是教育活动的准则，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目标还是其教育方法。

在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中，自始至终学生的权力几乎无立足之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知识/权力使教育对象成为受动的、单面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