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7.“国际城市”概念重塑

1717.“国际城市”概念重塑——兼议边境地区中心城市发展特征李晓西卢一沙摘要：将“国际城市”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概念的统一，导致对某些城市（尤其是边境地区中心城市）直接参与区域国际分工的忽视，使这些城市的发展缺乏理论指导。

本文从“世界（全球）城市”的概念出发，分析其内涵和理论基础，讨论“世界（全球）城市”的等级和网络结构，指出“世界（全球）城市”概念框架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外生增长式的和分析性的框架，因此不能解释所有城市的国际化问题，也难以为相对低端的城市提供发展指导。

进而针对“世界（全球）城市”的理论边界，重塑“国际城市”概念和内涵。

最后，对边境地区中心城市进行简要的分析，指出其区域国际化发展态势明显，提出需要破除传统的严格的层级式空间思维体系，构建多标量的区域分析框架，才能适应区域国际合作背景下的边境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合作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城市边境地区中心城市国际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各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至2004年，提出该目标的城市已达183个（刘士林，2010）。

从我国各个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条件来看，虽然有些“戏剧性”（周一星，2000），但也表达了各城市试图接受国际资本、产业和技术等要素，促进城市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强烈意愿。

当前，国内学者主流观点认为“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ies）与“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概念基本相同（徐巨洲，1993；姚士谋，1995；郑伯红，2003；万瑜，2008），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对国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城市（李立勋，1994；周一星，2000；刘玉芳，2007）。

由于国内学界从概念上已将“国际城市”统一为“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所以国际城市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也多借鉴全球（世界）城市的研究框架，即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但“全球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由企业提和资本流动所组成的同质的体系，而是一个区域化了的结构（卡斯特，2006）”，建立在全球化理论框架下的全球（世界）城市理论，忽视了“自下而上的本地化过程，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地方企业所作出的’网络镶嵌’努力（李建，2011）”，也因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边境地区中心城市指我国陆路边境地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

目前，由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跨国区域合作发展成为新的形势。

我国及周边国家相继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经济联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组织等国际合作组织，希望通过区域的国际合作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态势逐渐显现。

我国与14个国家接壤，边境地区是区域国际合作的直接关联的地区，跨国区域合作为边境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遇。

本文从全球（世界）城市的理论基础和特征出发，分析其理论适应性，并在跨国区域合作的背景下，重塑国际城市的概念，最后分析了我国边境地区中心城市的国际化发展特征。

1“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的概念、内涵及空间结构1.1概念及内涵最早的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概念由Patrick Geddes（1915）提出，指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一定比例数量的城市（刘玉芳，2007）。

Peter Hall（1984）继承了Geddes关于商业和经济要素的重视，并增加了对政治权力要素的考量，认为“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是主要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

不同于传统的依赖政治或军事强权的殖民式的全球化，目前的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或金融资本所主导，因此，基于全球化的世界城市理论也完全转向了关注“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过程（卡斯特，2006；哈维，2010）”，即跨国公司、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及其技术支撑，如国际空港、主要海港、Internet网络连接等。

Heenan（1977）从全球工业体系组织角度出发，提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是对世界工业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的反映。

随着工业生产的全球化组织，呈现出生产空间向全球范围扩散，但协调和控制的功能空间却倾向于集中，尤其是向某些全球性的特大城市集中。

Cohen（1981）认为“全球城市是新国际体系中企业控制和协调的中心”，提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城市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Friedmann（1984）基于全球经济和国际劳动分工，认为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是全球资本组织和生产的“基点”，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

自此，这些假说涉及到的基于国际劳动分工的城市职能、世界城市空间体系、全球资本运动、社会空间分异等问题，都成为后来对世界城市研究的重点。

Petrella（1991）注意到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城市-区域”或“巨量的消费极（mass-consumer technopoles）”式的“群岛”正在形成（转引自Knox，1995）。

正是由于技术发展使空间对资本、劳动力、商品的限制作用减小，带来“城市-区域”和市场的“群岛式”极化，最终促使全球城市的形成。

Sassen（1991）强调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面向全球的金融、服务和管理功能，认为这些高端功能在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中心才可以称得上是“全球城市”，因此也仅着重研究了纽约、伦敦和东京3个城市。

Taylor（1997，2001，2004）延续了沙森的研究思路，着重从微观企业层面，从企业总部、大型服务企业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等对全球经济有控制力的部门和产业入手，分析其在各个城市的布局及其之间的连结度，拓展了全球城市体系的城市数量，总结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层级关系及演变。

从概念和内涵上看，“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两者在概念上即使不是统一的也是极为相近的，两者都强调了城市对于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是通过全球资本的流动和网络、交通等技术的支持得以实现的。

其次，目前所表述的“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概念，其动力基础都是经济全球化，发生作用的空间在于“全球”这一空间范围。

第三，也许是因为“全球经济流动对国家视若无睹，国家无法找到适当的位置”（卡斯特，2006），全球城市的研究对“国家”这一层面的空间尺度几乎完全忽略，这可能也是全球城市研究对低端城市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地区城市忽视的主要原因。

1.2等级与网络结构Friedmann（1984）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中，认为世界城市体系在全球资本运动的联结作用下，构成了复杂的空间等级结构，并在分析核心（Core）或半边缘（Semi-periphery）国家的基础上，将世界城市分为首要（Primary）城市和次要（Secondary）城市。

可以看出，此时的传统的“城市-区域-国家-全球”型层级式的空间体系，对世界城市体系的塑造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全球化的关联增强，国家作为空间单位的角色已经部分地改变或者至少是弱化了（沙森，2005），“城市-区域”作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主体承担起日益重要的作用。

Peter Hall（1995）将世界城市体系分为“全球（global）”和“次全球（sub-global）”两个等级，P. J. Taylor（1997）的后续研究提出将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划分为“区域核心城市”、“非核心（non-core）城市”以及“外围控制经济（ex-command economies）城市”。

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全球城市理论，基础是资本在全球寻求积累，带来的技术、劳动和产业的全球性空间分布使管理与控制更为复杂化，需要更多更复杂的外部服务。

这些服务又需要极为复杂的技术和知识，只能在全球范围内集聚才可以获得，信息网络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这种集聚成为可能。

因此，那些服务和产业向某些城市高度集聚，最终形成了世界城市。

这种基于控制和管理的理论基础，与传统的“科层式”的企业管理体系暗合，等级式的全球城市体系也就成为其最贴切的表述，我国学者也对全球城市的等级体系提出了多种分类方式（刘荣增，2002；沈金箴和周一星，2003；袁奇峰和封宁，2010）。

随着世界城市体系研究的推进，世界城市体系的研究已从等级组织体系的研究转向城市相互间关系的网络体系研究。

Castell的流动空间理论是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方法论基础是“互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马学广和李贵才，2011），即城市之间由于生产或服务的紧密相关，而产生了相互依赖的互相“锁定”情形。

这种基于“关系—网络”的分析框架扩展了世界城市的研究目标，节点、连接和网络成为了主要的关注焦点。

Neal（2011）基于世界城市网络的假说和网络连接的主干网络，提出各世界城市应是多维度的网络地位，从世界城市的向心性和控制力角度提出了“典型（quintessential）”、“枢纽（hub）”和“门户（gateway）”三种世界城市。

不管是全球城市的等级体系还是网络体系，都没有能够明确提出其概念边界在哪里，因此也带来了全球城市的不断扩容，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是一个分析意义上的概念（沙森，2005），是建立在现状特征描述的分析基础上，因此它难以对城市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进行判断和分类。

尽管Smith（2012）关于世界城市的论辩有点诡辩的意味——“如果10000个企业总部所在的城市是全球城市，那么9999个企业总部所在的城市也是全球城市，……那么1个企业总部所在的城市也是全球城市。

”——但这也对完全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全球城市体系提出了基础性的质疑。

沙森（2005）指出，“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以外的城市之间建立相互依赖并非易事”，并且“全球城市”与“国际城市”之间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将两者进行区分将有助于增强全球城市概念的严密性。

2区域国际合作背景下“国际城市”概念重塑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全球化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要素的一部分，过分强调全球化可能使我们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理解过于狭隘（Soja，2009）。

“全球城市”的分析框架是自上而下的，考虑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相关产业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而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空间在政治和相对距离方面的意义减小（沙森，2005；卡斯特，2006；）。

但是，如果“全球城市”仅仅表述为城市融入世界经济的交流中，那么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全球性”的（Storper和Bocci，2009）。

虽然资本的运动是全球性的，但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和相对距离属性仍然存在，因此，“国家经济”在空间上有差异，并且地方经济区域才是集中分析和决策的关键单位（巴恩斯和莱德堡，1997，转引自：纽曼和索恩利，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