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习俗
简述辽代四时捺钵制
简述辽代四时捺钵制作者：常媛媛来源：《学理论·下》2015年第02期摘要：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民族传统的游猎生活方式，立国后经久不衰。
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
在政治上四时捺钵与北南面官制相互呼应，是契丹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辽代社会的缩影。
关键词：捺钵；游猎；政治制度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102-02捺钵，契丹语，又作“纳拨”“纳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是辽国皇帝四季出行所在之地及政治中心。
《辽史·营卫志》载曰：“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
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
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可见捺钵与契丹民族传统的游猎生活方式，是辽代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契丹立国前生息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仑河与老哈河一带，高山、平原相间，森林、草原相间，因此，狩猎生活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是狩猎应是捺钵制度赖以产生并在契丹立国后长盛不衰的基础。
弋猎是契丹人生活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经济遭遇困境或游徙转场中更是不可或缺的保障。
从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方面残存的有关资料来看，狩猎在契丹人维持生计与立国中都承担着重要角色。
狩猎经济是契丹人由来已久的一项生产活动，而且始终是契丹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
《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人“逐猎往来，居无常处”。
《辽史·游幸表》序曰：“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
”《辽史·食货志》开卷即曰：“契丹旧俗，……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
”所谓“生生之资”“以给日用”等语反映了狩猎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张舜民在《使北记》中指出：“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正月钓鱼海上，于冰底钓大鱼；二、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于凉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
宋辽金夏习俗史（4）DM
宋辽金夏习俗史（4）DM宋辽金夏习俗史(4) DM（六）柴册仪柴册仪是古代推举各部族首领的古老遗风。
举行柴册仪，必须择吉日，并在仪礼举行之前准备好木制的柴册坛，坛有三级，把它放在柴堆之上。
《辽史？礼志》谓：置柴册殿及坛。
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
据《辽史》卷四十九后的校勘记载：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叠成，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安御帐。
坛上铺百尺毡，放龙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先入再生室，行再生仪，假做一次从新诞生的礼仪，用以追念母后的恩德。
契丹八个部族德高望重的老人，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引导、跟随，左右扶翼皇帝至册殿之东北隅。
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中的老者御马。
皇帝急驰，假做倒在地上，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用以象征年轻皇帝在前辈辅佐下成长。
皇帝来到一块高地之上，站定，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皇帝派遣使臣发诏命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
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皇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
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升）而任之，尔有罪，黜（罢）而弃之。
若听朕命，则当谟之。
各部人等全体说：唯命是从。
皇帝在这里封土石以誌之（《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
皇帝及大臣逐行.拜先帝御容，宴飨群臣。
第二天皇帝才走出册殿。
由护卫太保扶翼升坛。
将七庙神主奉至龙文方茵——龙形花纹的方垫。
北、南府的宰相率领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完毕，枢密使捧玉宝、玉册进来，此时，有司读册后，枢密使称皇帝尊号进宝、进册，群臣三呼万岁，皆拜。
宰相，北、南院诸部帅，进赭，白羊各一群。
接着皇帝更衣，又拜诸帝御容。
于是欢宴群臣，并各有赏赐。
柴册仪把辽代皇帝登基与古老的契丹民族推举首领的仪礼结合起来，使之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并带有一些民主色彩。
（七）拜日仪契丹民族崇拜太阳，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新五代史？契丹》卷七十二）。
故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百官志》）。
契丹礼俗
契丹礼俗辽朝国民主要由契丹人和汉人组成,政府采取“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境内的两大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独特习俗。
同时，两个民族的习俗又有许多融合的现象出现。
本节向同学们介绍辽代帝王的几个礼俗。
头鱼宴每年河水上冻，河上结了厚厚的冰，辽朝皇帝开始钓鱼。
先在冰上搭起帐篷，派人到帐篷上下十里的河道上用毛网把鱼截住，使鱼不至于逃跑。
然后把鱼驱赶到冰帐附近，最后集中在冰帐的冰下。
帐中床前凿开四个冰洞，这种洞的名字叫“冰眼”，中间的洞要凿通透水，其他三洞环绕着这个洞，不凿透。
鱼快到中间洞的时候，负责观察的侍从，赶快告诉皇帝，皇帝就在透水的冰洞中抛下鱼钩，没有不钓到鱼的。
皇帝把钓鱼绳拉起来，鱼从洞中拉上来，就是所谓“头鱼”，钓到头鱼以后，皇帝与侍从们都从冰帐中走出来，到其他帐篷里饮酒作乐。
“头鱼酒宴”是辽规模很大的宴会，不仅有宴饮，还有歌舞，还要宴请各地方的首领，各方首领还要为辽帝歌舞作乐。
辽国皇帝捕鱼图头鹅宴每年冰消雪化之时，群臣扈（hù）从皇帝来到湖畔，带“海东青”捕鹅猎雁。
这时，侍从们都穿黑绿衣衫，每人备连锤一把，鹰食一盒，刺锥一支，在湖周围每隔六、七米排立一人。
如发现鹅雁，侍从们则敲起扁鼓，摇起旗帜，纵马报信。
鹅雁受惊后乱飞，专管海东青的人则迅速将它交给皇帝，放飞擒鹅捕雁。
待海东青与鹅雁搏斗坠地后，距离最近的侍从则立刻上前，用刺锥将鹅雁杀死，取出鹅雁的脑子给海东青吃，并赏赐刺鹅雁者银子细绢。
猎得的第一只鹅称之为“头鹅”，皇帝要举行“头鹅宴”，君臣致贺语，舞乐歌欢，纵酒高呼，并将鹅毛撒得遍地，把长鹅毛插在帽子上寻欢作乐。
敖汉旗喇嘛沟辽墓春捺钵《放鹰仪式图》刺鹅锥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本命年”礼据考证，过“本命年”这一习俗最初是契丹人庆祝始生的一种风俗。
在辽代，过“本命年”又称再生礼或复诞礼，到了属于每人出生生肖这一年，就要举行仪式纪念自己的始生，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辽代习俗
狩猎打围为契丹风俗，捕鹅也是契丹旧风。《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云： 纵鹰鹘以捕鹅雁。 《辽史》有 春捺钵曰鸭子河泺。捺钵 是辽帝春、夏、秋、冬四时游猎，避暑消寒，暂时游幸的场所。它体现了契丹民族生活生产的特色。 鸭子河泺 ， 泺 指水泺，即大池或湖。皇帝正月在鸭子河之大湖旁捺钵，约六十日鹅雁才来，鹅来之前进行捕鱼，鹅来后捕鹅。
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古老的渔猎和新兴的农业，并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大。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契丹人盛行凿冰钓鱼和骑射围猎的方法。契丹一直采取游牧方式，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耶律阿保机在建辽前后，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起始于公元９８２年），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畋猎与政治活动结合，表现在 捺钵 中。 捺钵 是契丹主的四时游猎行宫 ，即《辽史？营卫志》卷三十二所说， 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 分春、夏、秋、冬四时的 捺钵.《辽史》卷三十二载： 夏捺钵 ，与北、南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又云 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 ，凡是 拜官 ， 权差 等重大问题都要 俟会议行在所 取旨，出给诰敕。
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 春捺钵在鸭子河，夏捺钵 多在吐儿山 或黑山（赤峰巴林右旗白塔子庙东汗山），或怀州西山；秋捺钵，在伏虎林；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广平淀。冬捺钵时 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契丹人出猎要祭猎神 麃鹿神 ，《辽史》载鹿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麃就是狍子，是当时射猎对象之一。
辽墓壁画所见辽代饮茶习俗
辽墓壁画所见辽代饮茶习俗考内容提要：点茶习俗曾在北宋朝野之中风行一时，与北宋存在几乎相始终的辽代深受此影响。
下八里辽壁画墓群中广泛存在的备茶图，反映了辽代，尤其是燕云十六州地区人们饮茶环节中的各个方面，为我们探讨辽地的饮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图形资料。
本文就宣化辽墓群中所反映的壁画内容，结合古代有关茶文化的文献记载，对辽代的饮茶习俗试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备茶图《大观茶论》《茶录》点茶我国饮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在南方逐渐传播开来，到了唐代则形成了全国性的饮茶风气，①因而有陆羽《茶经》的出现。
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饮茶内容的专著，它既是对唐以前饮茶习俗的总结，又为以后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展到宋辽时期，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当时也出现了不少记载茶文化方面的专书，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对这时期饮茶习俗的最好总结。
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揭示，在宋辽壁画墓中又陆续发现了不少关于饮茶方面的壁画内容，尤其是河北宣化辽代墓群中有关碾茶、候汤、点茶、进茶等一系列备茶内容壁画的发现，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当时饮茶习俗的具体内容。
辽地不产茶，辽人所用茶多通过进奉、馈赠、赏赐、榷场贸易甚至走私等途径由宋境输入。
②契丹族的饮茶历史早在十世纪就已经形成，《南唐书·契丹传》中说南唐时，契丹王耶律德光就曾大批量的购买茶叶。
茶叶输入的同时，宋代的饮茶方式也随之传入辽境。
70年代以来，张家口市宣化的下八里村附近陆续发掘出9座辽代壁画墓，根据出土墓志知其为辽代晚期归化州汉人豪族之墓。
宣化辽壁画墓的重要特点是以表现家内生活场景为主要题材，备茶图在宣化墓中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其中M1、M2、M5、M6、M7、M9、M10中均有备茶的壁画内容，对碾茶、候汤、点茶、送茶等情节都有细致表现，当时备茶的诸多用具在壁画中都有描绘，这在古代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
辽代的饮食风俗《食肉饮酪》
辽代的饮食风俗《食肉饮酪》契丹族早期，“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环山临河的地理位置和畜牧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以“食肉饮酪”为主。
后来，受到汉文化影响，契丹人粮食食品逐渐增加，烹任方法也得以丰富和改良。
肉、乳、米、面、菜、果、酒、茶等多种食品和饮品，组成了契丹族多元的饮食文化。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渔猎民族，常年过着逐水草、驱牛羊、四处为家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契丹族人以肉类、乳品为主，以蔬菜、谷物、水果为辅的饮食方式。
契丹人饲养的牲畜以牛、羊、马为主，喜欢生食、烧烤或做成肉干，很少养猪。
王安石在《北客置酒》中对这一饮食风俗有着较为全面的描述：“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鞴稻饭随粱饘。
引刀取肉割啖客，银盘擘臑薨与鲜。
殷勤勤侑邀一饱，卷牲归馆觞更传。
山蔬野果杂饴蜜，獾脯豕腊如炰煎。
酒酣众史稍欲起，小胡捽耳争留连。
为胡止饮且少安，一杯相属非偶然。
”“擘臑”指牛、羊的前肢，“薨”在此处指腌肉。
因为契丹人主要以食用牛羊肉为主，而且由于长期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缺乏烹饪条件，养成了生食鱼肉的饮食习惯，所以很多中原人到辽后多不习惯当地的饮食。
沈遘在宋仁宗四年使辽时，记载了当时的感受：“边城尊酒虽云乐，闻说腥膻更惨然。
”可见牛羊肉在当时对契丹人来说是一种主要的食物，不仅出现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招待宋使的宴席上也是主要食物之一。
除牛羊之外，我们在诗歌中还看到了当时食用的另一种动物—貔狸。
刁曰奉使契丹时，曾有四句诗：“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
践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
”刁曰曾自注曰：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梁，嗜肉。
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另外，其他一些到过北地的宋人，如舜民、陆游的祖父陆佃等都曾亲眼目睹并品尝过貔狸。
但关于貔狸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却一直令人充好奇。
李时珍认为貔狸即为黄鼠，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黄鼠又叫“礼鼠、拱鼠……辽人呼为貔狸”。
清代的纪昀和近代日本的岛田正郎也都认为貔狸就是黄鼠。
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
兰台世界2012·2月下旬………………………………………………………………………………………………………………………………………………………进一步侵略。
北洋集团作出了种种努力，虽然没有根本解决东北问题，但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国家权益的极力维护和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反抗，特别是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的贡献，不能轻易地被一句“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卖国贼”给抹杀掉。
中华民族危机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铁路、矿山权力的丧失。
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表现在对铁路、矿山权力的极大关注方面，并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人民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
而实际上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应该是两条线，一条线即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路矿利权活动，另一条线即北洋集团领导的收回路矿利权活动，它们共同构成了清末收回路矿利权运动。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北洋集团在这方面的活动不予重视，这是极不应该的。
其实他们同样为此作出了重大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表现在：收回直隶各煤矿；赎回京汉铁路；收回津镇铁路修筑权；收回了新奉铁路等等。
总之，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国际法的法律手段，相继收回了上述一系列路矿利权，是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的重大成果，他们的作为，是收回路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北洋集团也是清末禁烟运动的发起者，在其辖区采取的禁烟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北洋集团所控制的省区还曾是禁烟的模范省区。
禁烟运动的良性发展和成效，也得到了外国政府的认可。
由此可见，北洋集团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泥古不化的群体，其思想进步，具有开拓意识，能顺从时代潮流，不仅赢得了声望，也增强了实力。
特别是辛亥革命期间，其不但没有固守王朝之道，而且积极促成清帝退位，完成了“革命”任务。
所以革命党人的“非袁莫属”与社会上的“非袁莫属”最终合流，历史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于是，袁世凯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也不足为怪了[2]。
但书中的观点并非尽善尽美，如对北洋集团的群体分析上是否全面，对北洋集团的定性问题是否科学等，还有进一步推敲和探讨的余地。
辽代文化的特点
辽代文化的特点
辽代文化是指 916 年至 1125 年期间，在中国北方地区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所创造的文化。
其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多元融合：辽代文化是在契丹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汉族文化、渤海文化、女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这种多元融合的特点在辽代的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体现。
2. 游牧与农耕并重：契丹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在建立辽国后，逐渐形成了游牧与农耕并重的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也影响了辽代文化的特点，使得辽代文化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豪放，又有农耕文化的细腻雅致。
3. 佛教盛行：佛教在辽代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辽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代的佛教艺术，如石窟造像、壁画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4. 文学艺术繁荣：辽代的文学艺术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辽代的文学作品，如《辽史》、《契丹国志》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
辽代的艺术作品，如绘画、雕塑、陶瓷等，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5. 语言文字多样：辽代使用的语言文字有契丹文、汉文、女真文等多种。
其中，契丹文是辽代特有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
契丹文的使用，促进了辽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总之，辽代文化具有多元融合、游牧与农耕并重、佛教盛行、文学艺术繁荣、语言文字多样等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代的捺钵制度
辽代的捺钵制度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指辽朝在统治期间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
捺钵是指一种类似于现代身份证的东西，用于标识个人身份和管理人口。
辽代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捺钵制度，以实现对人口、土地和财产等资源的统一管理。
捺钵制度在辽代的实施有以下几个特点：
身份标识：捺钵是一种具有个人身份信息的标识物，通常是由木片或牛骨制成，上面刻有个人的姓名、籍贯和官职等信息。
每个人都必须持有捺钵，以便在特定场合或需要时进行身份验证。
统一管理：辽代通过捺钵制度实现了对人口、土地和财产等资源的统一管理。
捺钵记录了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职位、居住地等，同时也记录了土地和财产的归属情况，以便进行税收征收和资源调配。
治安管理：捺钵还在一定程度上用于维护社会治安。
辽代设立了捺钵检查所，负责检查和核实人口的捺钵信息，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犯罪行为。
财产继承：捺钵还在财产继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辽代的法律规定，当一个人去世时，其捺钵会被收回，根据捺钵上的信息来确定财产的继承人。
捺钵制度在辽代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管理和控制作用，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统一管理资源。
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我们对于辽代的捺钵制度的具体细节了解有限，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辽代地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地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①.姑舅表亲地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地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地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地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地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地影响，也是统治集团地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地原则.“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②.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首领地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③.从此，与皇室通婚地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首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地姓氏又从其首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居住、饮食游牧地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①，居住地是便于迁徙地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地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地石棺上所绘地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地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地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地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地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地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地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地艾糕.服饰和发式契丹贵族地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地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地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②.①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年版.②陆游：《渭南文集》卷《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年版.③《辽史》卷《后妃传》.①《契丹国志》卷《族姓原始》.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地习惯.其发式不一，有地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地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地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地，“其人剪发，妥其两髦”③.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地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地契丹女性髡发样式.生育和丧葬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地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地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地发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地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地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地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契丹人处理尸体地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地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节庆风俗契丹人地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地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②《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地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地，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③《辽史》卷《营卫志·序》.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地遗风①.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娱乐活动契丹人地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地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地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地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地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地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地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①. 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①.汉人地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地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地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地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地发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地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地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地起源、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地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宋绶：《契丹风俗》.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①《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原始地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地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地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地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地基础上加入了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地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地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地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地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①.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地标志.神册三年（），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地情况②.契丹上层地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地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随着佛教地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地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校勘雕印佛经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地较好版本. 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发现地《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地，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地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佛教地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地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地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卷，收字余，注用字余，总余字，立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地目地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原地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地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道教.神册二年（），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地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①.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地礼遇.道教地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地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地《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道教信仰地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地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地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地实物得到印证.①《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②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期单行本.①《辽史》卷《礼志》六《岁时杂仪》.①《辽史》卷《道宗纪·赞》.。
辽代衣冠制－－－步步演变与汉化
辽代衣冠制－－－步步演变与汉化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辽代衣冠制——一步步的演变与汉化2007-09-06 22:59辽代衣冠制（来自《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一男子服饰辽太祖在北方称帝时，朝服只穿甲胄，以便于鞍马。
在行瑟瑟礼、大射柳等重要场合，也都是擐甲戎装，尚无完整的衣冠服饰制度。
《辽史·仪卫志》云：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
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
辽太宗入晋以后，由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开始建立衣冠服饰制度，分北班制（即辽制）和南班制（即汉制）。
所谓北班、南班，据《辽史·百官志》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官分两班，服制自然也分为两种；北官仍用契丹本族服饰。
辽国习俗，以祭山为大礼，服饰非常隆重。
凡举行大祀，皇帝戴金文金冠，穿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
举行小祀，皇帝戴硬帽，红缂丝龟文袍；皇后戴红帕，穿络缝红袍，悬玉佩，双同心帕，络缝乌靴。
臣僚、命妇的服饰，各从本部旗帜的颜色。
北面官的朝服，《辽史·仪卫志》云：皇帝服实里薛衮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靴，谓之国服衮冕。
太宗更以锦袍金带。
臣僚戴毡帽，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
或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
服紫窄袍，系（革占）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谓之盘紫。
太宗更以锦袍金带。
皇帝公服紫皂幅巾，紫窄袍，金束带，或衣红袄。
臣僚则幅巾紫衣。
南官服饰，基本承袭唐、晋之制。
《辽史·仪卫志》云：厥后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襕为常服。
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
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
至景宗乾亨五年（公元983年）以后，辽国服制始有所改变，规定凡是参加大典礼，三品以上的北面官，允许用汉服。
辽代契丹人的饮茶习俗
辽代契丹人的饮茶习俗【整理】《契丹王朝——大辽五京精品文物展》这些天正在大同市博物馆展出。
展览通过大辽五京精品文物，展出了契丹族的民俗风情，辽王朝的雄浑盛景。
本文从展品和壁画为切入点，来梳理辽代的茶俗与茶具，勾勒辽代的饮茶风尚。
中国饮茶习俗由来已久。
大约在中晚唐时期，中原的茶饮传入了契丹。
辽国建立后，饮茶风俗深入契丹人日常生活之中，茶成为辽代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饮品之一，除广泛用于日常宴饮外，还被用于各种礼仪和佛事活动。
辽国境内不产茶，茶的来源均为外来输入。
输入的途径既有奉进、馈赠和赏赐，又有榷货买卖，而以榷场（宋辽时在边境所设的互市市场）交易为大宗。
当时饮茶以团饼茶为主，类似于今天的砖茶，也饮散茶。
那么，辽代人如何喝茶呢？根据史书记载，结合辽墓出土的壁画、遗物，契丹人饮茶方式当有两种：一为煎茶法，一为点茶法。
煎茶法是唐代以来流行的一种饮茶方式，经过碾茶、罗茶、煎茶、分茶等步骤，制作茶饮。
碾茶无论是团饼茶还是散茶，饮茶前均需研碾成末。
常见的碾茶工具有茶碾、茶研、茶臼、茶磨等。
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所绘茶磨大同市博物馆藏辽代铁茶碾宣化辽墓M10（张匡正墓）出土备茶图局部——碾茶图罗茶罗即筛，罗茶即筛茶。
罗茶和碾茶一般交替进行。
用茶罗将粉碎的茶叶筛选，选择粗细适中的茶叶末。
茶末“细则茶浮，粗则水浮”，都不合格。
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所绘茶罗罗由罗盖、罗筛和罗底组成。
罗茶时，把碾碎的茶粉自碾移入罗筛内，加上盖筛转，以防筛茶时茶粉飞扬。
为了保证茶末的细致程度，将碾好的细末过筛，粗末再碾，碾后再罗，最终得到理想的茶末。
煎茶煎茶用鍑煮沸汤，一沸（刚出细小气泡如鱼目状，微微有声）时调以盐椒少许；二沸（气泡如连珠上升）时，舀出一瓢沸水，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转圈搅动，用“则”（匕）量适量的茶末倒入水涡中心。
待水面波浪翻滚时，为“三沸”，把刚才舀出的一瓢水倒入，使水不再沸腾。
将茶汤均匀地舀入茶盏中，趁热将鲜白的茶沫、咸香的茶汤和嫩柔的茶末一起喝下去，谓之“吃茶”。
辽代契丹人独特婚俗
辽代契丹人独特婚俗在契丹的风俗中，婚俗是比较重要和独特的一环。
了解一个民族婚姻习俗（制度），是认识该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婚龄婚龄，一般指定婚和结婚年龄。
契丹男人的初婚年龄在12~20岁之间，多为16岁左右，辽代兵制：“凡民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隶兵籍”，所以辽代契丹男子以15岁作为成年标志，而16岁多为结婚年龄，契丹女性初婚年龄亦在12~20岁之间，平均15岁左右，较男性略低。
皇、后两族两姓通婚辽代契丹人姓氏基本为耶律、萧二姓。
他们的通婚也基本在这两个姓氏之间进行。
与耶律通婚者为萧姓，与萧姓通婚者为耶律氏。
在辽代209年中，至今尚未发现耶律与萧姓各自通婚的史实特例。
宋人明确记载：契丹人“婚姻不拘地理”。
由此得知，婚嫁双方可能在同一地区，也可能在不同地区，只要是异姓，就可结婚。
这是原始氏族制族外婚的遗风所致。
但是这种婚俗也确实给契丹人带来某些不便，通婚只限二姓，选择余地少，并且长期不改，明显有些单调，于是咸雍十年(1074年），耶律庶箴提议改革，“使各部自立为姓”。
以扩大婚姻范围，增加婚姻单位，开辟新的婚姻之路，但是道宗以“旧制不可遽厘”为理由而拒绝．高门等级内婚制辽制：王族惟与后族通婚。
贵族与庶族通常不许联姻。
辽代皇族，一般来讲是指耶律阿保机家族（世里氏一支）；后族一般是指述律氏家族。
辽代帝王娶后（元配），只限于述律萧氏。
在辽代九帝中，除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穆宗皇后世系不明以外，其余诸皇后均出于述律氏。
在圣宗时更加严格，开泰八年十月，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
辽代的高门等级内婚制，是同国家政体密切相关的。
辽代实行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这种婚姻制度，可巩固其政治地位，是辽代统治的重要手段。
族外婚契丹统治者虽然限制贵族与庶族通婚，却不禁止与他族上层分子联姻。
契丹很早就与外族通婚，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为表示臣附唐朝，一些契丹首领不断上表请婚。
契丹立国后，上自帝王，下至平民各阶层与外族通婚的现象也日益普遍。
试论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建构
试论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建构
辽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建立朝廷制度的典型代表，其朝贺制度发挥着dayou天赋zhi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辽代的朝贺制度主要体现在礼仪制度尊贵人和尊贵节日的尊重和注重。
首先，辽代的礼仪制度旨在尊重政治领袖和节日，使人们从容就义地赞美上方。
在辽代，宫廷官员等重要人士必须在节日前向朝廷贺表表示敬意，以表达对节日的重视。
比如宣宗贞璋“醋圣诞节恭贺大臣，位宰相安居全国”，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神圣的敬畏，而且表明他的晋国仁政，以及尊重从各朝廷来的官员。
另外，为了表示尊重，辽代朝廷也常常在节日前准备金笺，把佩戴的礼服称为“官帽”，赠送贺礼，举行值歃、拜月神等特殊活动，以此改变其日常生活习俗，并鼓励官员和平民以节日习俗表达尊敬和对民族文化的敬意。
其次，辽代朝贺制度重视节日文化，注重历史传统。
在辽代，大臣也不可以随便违反节日文化，节日文化必须继续传承，以便保持辽代宫廷文化的繁荣。
一方面，重视节日文化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以便今天用庆祝节日的方法来表达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的礼仪。
另一方面，朝廷官服的制定和严格实行，形成了一个朝贺制度，不仅为节日提供了重要的外观，而且为社会保持稳定的气氛，使群众有机会欣赏动人的文化，学习辽代的传统文化，保护平静的社会环境也不在话下。
总之，辽代朝贺制度是一种有礼仪文化和礼仪习俗组成的制度，它不仅体现了辽代政治文化的严整性，同样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达，弘扬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闪耀着中国文化的神奇之光。
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与地方传统
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与地方传统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官僚体制完善、礼制文化繁荣的时期。
这段历史承载着蕴藏丰富的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治制度和礼制上，还贯穿于地方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中。
本文将探讨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与地方传统，并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辽金时期，宫廷礼制非常严格，以充分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尊贵。
一方面，皇帝在行宫内举行各种盛大的宴会、祭祀和皇家婚礼，展示着皇家的荣耀。
另一方面，皇帝还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的礼仪规范，如官品、服饰、礼仪等，旨在保持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威。
在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中，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官僚制度日趋完备，礼仪规范也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礼仪制度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助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辽金时期的地方传统辽金时期的地方传统多样而丰富。
由于辽金时期的疆域广阔，各地方文化在宗教、习俗、风俗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在这个时期，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传统，并对地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例如，辽东地区的地方传统中，有很强的渔民文化和渔民宗教信仰。
当地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渔民在生活和工作中遵循着一系列的习俗和信仰，如祭祀渔神、用特定方式渔业祈福等。
这些传统活动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为了祈求丰收和安全，凝聚着地方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另外，辽西地区的地方传统中，以农耕为主导，农民的生活和信仰与渔民略有不同。
农民会按照自然季节的变化来举办庆祝丰收的活动，如祈福仪式、农耕舞蹈等。
这种传统不仅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感激之情，也是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三、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与地方传统的关系辽金时期的礼制文化与地方传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首先，礼制文化对地方传统起到了规范和统一的作用。
官方的礼制规范使得地方各地的行为准则和仪式规范有了统一的框架，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地方社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辽人的生活习俗(彩云轩主)
古月照今晨：从辽代饰物看辽代契丹人的生活习俗（上(2008-09-10 08:41:55)从辽代饰物看辽代契丹人的生活习俗（上）图三，辽代铜流錾绿松石耳坠长3，0cm 宽2，2cm,造型新颖，配上左右二块绿松石艺术效果强烈辽契丹人男、女皆佩带耳饰，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
其发式不一。
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周围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双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或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饰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
从辽墓众多壁画中为咱们提供实证，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文献所不曾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耳墜gold or silver ear pendant 古代耳飾的一個品種。
耳朵上除戴耳環之外,還在環上附加其他東西,或使裝飾物垂挂下來,可以活動,故也稱“墜子”。
辽代耳墜样式多最爲繁華，飾物精美，用材名貴，多以金、銀、铜、名玉鑲飾.从辽代壁画和出土实物考证可以看出，辽代契丹民族那时风俗是崇尚各类金、银、铜流錾饰物，并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接受琥珀、玻璃、玛瑙等饰物制品，丰硕精神生活。
图一，图二，辽代铜流錾凤凰耳坠，长3，8cm，宽2，6cm，设计巧妙，造型独特，有很强动感艺术效果，是辽代很少见的耳坠之一.可惜缺一趐膀。
图四，辽代青铜春水衾鱼饰物，男人配饰。
长3,5cm，宽 2，5cm，辽代常见的器型，但大雁造型优美，动感突出，并将大雁口衾青鱼的动作刻画的活灵活现，偶意生活美满、富足有佘之意图五，辽青铜鸳鸯扣饰：长2，8CM，宽2，6CM，纹饰刻画生动，简练、有明显时期感，寓意生活美满，恩爱有佳古月照今晨：从辽代饰物看辽代契丹人的生活习俗（下(2008-09-11 15:16:29)古月照今晨：从辽代饰物看辽代契丹人的生活习俗（下）图一、这是辽墓壁画中主人公生活中对话情景：请注意他们的服式及妇女头上耳部饰物（此照片来源赤峰博物馆）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织，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集中表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
辽代习俗
辽代习俗.txt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并不是认输了，并不是原谅了。
他只是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
宋辽金夏习俗史之辽代习俗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07 字体大小: 【小】【中】【大】辽代习俗辽（公元９０７- １１２５年）是契丹人所建立的中国北方王朝。
契丹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北魏时居于潢水以南、和龙以北，从事游牧。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公元９０７年即可汗位，于公元９１６年称皇帝。
辽朝的国号先后用汉文命名为契丹、大辽、大契丹，最后复号大辽，而在契丹语和女真语中一直称为契丹。
１１２５年，辽朝为金兵所灭。
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古老的渔猎和新兴的农业，并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大。
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契丹人盛行凿冰钓鱼和骑射围猎的方法。
契丹一直采取游牧方式，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
耶律阿保机在建辽前后，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起始于公元９８２年），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境内的两大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独特习俗。
同时，两个民族的习俗又有许多融合的现象出现。
（一）渔猎习俗契丹本是游牧民族，《辽史》卷五十九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
畜牧，打猎是契丹民族传统生产项目。
渔业在契丹民族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辽史》卷三十二有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记载。
辽朝建国后，统治阶级依然十分重视狩猎和渔业。
每岁正月上旬辽帝出行射猎，凡六十日。
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契丹国志》卷二十三）。
契丹人最喜冬季严塞季节凿冰钓鱼，这时鱼潜水底，他们卓帐冰上，凿冰取鱼（《辽史》卷三十二）。
宋人程大昌《演繁录》引《燕北杂录》记载过辽人钓鱼的情景。
辽代的婚姻习俗及文化内涵探析
辽代的婚姻习俗及文化内涵探析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汉族、渤海族等多民族融合的政权，在这种多民族的背景下，其社会文化也呈现出多样性的一面。
婚姻习俗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从客观上反映着时代精神，也从微观上展示出社会的经济、民族心理、审美意识、伦理道德、宗教观念等诸多因素，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的一面多棱镜。
辽朝的婚姻习俗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与中原地区相比，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独具特色的一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标签：辽代;婚姻习俗;文化内涵婚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习俗则是人们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所遵循的礼节、习惯等，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宗教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不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婚姻习俗也不尽相同。
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受社会生产力、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的影响，其婚姻习俗与中原地区相比，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独具特色的一面。
一、辽朝的婚姻习俗（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传统的婚姻习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的首要条件。
囿于史料，辽代婚姻中有关“父母之命”的记载几乎没有，仅从《大王记结亲事碑》中可探得一二：“大王言我年老。
我从十六上别父，我弟吒年小，并不得父母悉妇，我成长后，遂与弟下羊马牛等，求免并儿郎悉妇，并是我与六畜求到，其弟把杜牧大帐，有好弱物，并在弟处，我处无”[1]1。
在这段碑刻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由于“不得父母悉妇”，弟“ 吒”的婚事则由其兄长负责。
其意即倘若父母在，吒的婚事应是由其父母负责的。
既然由父母负责，父母之命自然也应存在。
现在来探寻“父母之命”这种婚姻观念可能在辽朝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辽朝孝道观念的存在。
契丹族建国之前，孝道观念即已存在，《辽史·营卫志上》记载：“孝曰‘赤实得本’”[2]370，在出土的契丹文字之中也发现了“孝”字的契丹字，说明契丹族本身即有“孝”的观念。
辽朝的“再生仪”，也以仪式的形式将契丹族的孝道观念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
辽代丧葬制度
辽代丧葬制度辽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睿智与辉煌的时代，其丧葬制度更是彰显了辽代尊重祖先、倡导孝道的特点。
辽代丧葬制度生动地展示了辽族人民对死者的孝心和对后代的关爱，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指导意义。
在辽代，丧葬制度普遍奉行“傧相礼”的原则，即按照官员的职位等级来进行葬礼的规格和仪式。
庙号尊贵的皇帝丧葬非常庄重，举国上下都要陷入悲痛之中。
尽管如此，辽代的丧葬制度并不仅仅是以金钱来衡量和补偿的，更重要的是尊重死者，秉持着孝行思想。
辽代丧葬制度注重家族的血脉传承。
辽代人相信祖先的灵魂能够保佑后代子孙的繁衍和家族的繁荣，在丧葬仪式上反映得淋漓尽致。
从帝王到一般平民，无论是富贵还是贫寒，人们都会尽可能地为死者准备丧葬所需的物品，并在丧葬仪式上以诚心诚意地祭奠。
亲人们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将死者安葬在优美宁静的地方，为其修建寿堂，以示尊敬和怀念。
同时，辽代丧葬制度也注重礼节和仪式的规范。
辽代人相信死者能够转世为神灵，因此丧葬过程中充满了神秘和庄重的氛围。
家人们会根据死者的身份地位，为其准备合适的丧葬服饰和饰品。
祭祀仪式多以舞蹈、吟诵等形式进行，用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和祈祷。
这些仪式和礼节的规范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也是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肯定。
辽代丧葬制度对后世的指导意义不可忽视。
在当今社会，尽管丧葬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辽代丧葬制度中强调的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观念，依然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学习的。
无论家族还是社会，都应该通过丧葬仪式来缅怀先辈，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和哀思，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对待亲人和他人应该持有感恩和关爱的态度。
在辽代丧葬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古代社会，看到了人们对祖先的敬仰和孝心。
这对于我们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通过对辽代丧葬制度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尊重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和谐共处，塑造更加文明的社会风尚。
辽代贵族 陪葬制度
辽代贵族陪葬制度
辽代贵族的陪葬制度是指贵族死后，身边的一些财产和人员将被安置在其墓葬中，以供其在来世能够继续享有与生前相似的生活。
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辽代墓葬中的陪葬品和陪葬人员上。
1. 陪葬品：
辽代贵族墓葬中会安置大量的陪葬品，包括金银器物、陶瓷器物、玉器、珠宝等。
其中金银器物和玉器尤为丰富，显示了贵族的富裕与地位。
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往往取决于贵族的地位和财富，更高贵和富足的贵族陪葬品会更加丰富和豪华。
2. 陪葬人员：
辽代贵族墓葬中的陪葬人员主要包括下属、奴隶和妻妾等。
这些人员在贵族死后，有时候会被活埋在陵墓中，以侍奉贵族的灵魂。
而在一些较高级贵族的墓葬中，还会有大量的奴隶和妻妾被杀害并安葬在墓穴中，以陪伴贵族。
辽代贵族陪葬制度的目的是希望贵族能够在来世继续享受世俗的富足和权势，同时也反映了贵族社会中严重的等级和仆从制度。
这也是当时社会对贵族地位和权威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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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夏习俗史之辽代习俗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07 字体大小: 【小】【中】【大】辽代习俗辽（公元９０７- １１２５年）是契丹人所建立的中国北方王朝。
契丹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北魏时居于潢水以南、和龙以北，从事游牧。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公元９０７年即可汗位，于公元９１６年称皇帝。
辽朝的国号先后用汉文命名为契丹、大辽、大契丹，最后复号大辽，而在契丹语和女真语中一直称为契丹。
１１２５年，辽朝为金兵所灭。
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古老的渔猎和新兴的农业，并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大。
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契丹人盛行凿冰钓鱼和骑射围猎的方法。
契丹一直采取游牧方式，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
耶律阿保机在建辽前后，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起始于公元９８２年），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境内的两大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独特习俗。
同时，两个民族的习俗又有许多融合的现象出现。
（一）渔猎习俗契丹本是游牧民族，《辽史》卷五十九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
畜牧，打猎是契丹民族传统生产项目。
渔业在契丹民族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辽史》卷三十二有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记载。
辽朝建国后，统治阶级依然十分重视狩猎和渔业。
每岁正月上旬辽帝出行射猎，凡六十日。
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契丹国志》卷二十三）。
契丹人最喜冬季严塞季节凿冰钓鱼，这时鱼潜水底，他们卓帐冰上，凿冰取鱼（《辽史》卷三十二）。
宋人程大昌《演繁录》引《燕北杂录》记载过辽人钓鱼的情景。
每年正月河水上冻，河上结了厚厚的冰，辽朝皇帝开始钓鱼。
辽道宗和他的母后，都在冰上搭起帐篷。
派人到帐篷上下十里的河道上用毛网把鱼截住，使鱼不至于逃跑。
然后把鱼驱赶到冰帐附近，最后集中在冰帐的冰下。
帐中床前凿开四个冰洞，这种洞的名字叫冰眼，中间的洞要凿通透水，其他三洞环绕着这个洞，不凿透。
鱼快到中间洞的时候，负责观察的侍从，赶快告诉皇帝，辽道宗就在透水的冰洞中抛下鱼钩，没有不钓到鱼的。
道宗把钓鱼绳拉起来，把鱼从洞中拉上来，就是所谓头鱼，钓到头鱼以后，皇帝与侍从们都从冰帐中走出来，到其他帐篷里饮酒作乐。
头鱼酒宴是辽规模很大的宴会，不仅有宴饮，还有歌舞，还要宴请各地方的首领，各方首领还要为辽帝歌舞作乐。
史载天庆二年（１１１２年），天祚如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按以往的规定）皆来会，适遇头鱼酒宴，别具宴劳。
酒半酣，天祚临轩，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契丹国志》卷十）。
辽代皇家钓鱼的地方有混同江（鸭子河）、达鲁河（长春河）、纳水等地。
《辽史》卷十五记载：二年（１０２２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
三年（１０２３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纳水钩鱼。
四年（１０２４年）春正月庚寅朔，如鸭子河。
五年（１０２５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
１０２７年，１０２８年亦均在混同江。
辽代皇家去诸水钓鱼均在春正月。
狩猎打围为契丹风俗，捕鹅也是契丹旧风。
《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云：纵鹰鹘以捕鹅雁。
《辽史》有春捺钵曰鸭子河泺。
捺钵是辽帝春、夏、秋、冬四时游猎，避暑消寒，暂时游幸的场所。
它体现了契丹民族生活生产的特色。
鸭子河泺，泺指水泺，即大池或湖。
皇帝正月在鸭子河之大湖旁捺钵，约六十日鹅雁才来，鹅来之前进行捕鱼，鹅来后捕鹅。
晨出暮归从事弋猎。
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今松花江边）东北三十五里。
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
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鎚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於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
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於上风望之。
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
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
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
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
救鹅人例赏银绢。
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
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
赐从人酒，遍散其毛。
弋猎纲钩，春尽乃还（《辽史）卷三十二）。
辽朝对捕鹅极为重视，臣下以捕鹅得重赏，也以捕鹅失期获重罪。
《辽史》载，道宗时鹰坊使耶律杨六因捕鹅得获升迁为工部尚书。
宰相张仁杰因获头鹅，加升为侍中。
穆宗时，虞人沙剌迭因侦鹅失期，受到炮烙铁梳的酷刑。
南宋姜夔（姜白石）有《契丹歌》云：……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
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一鹅先得舍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
金赵秉文有《春水行》诗云：光春宫外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
龙旗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
内家（皇帝）最爱海东青，锦■掣臂翻青幂，晴空一击雪花落，连延十里风毛腥。
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祭祖）。
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
猎天鹅用的鹰叫海东青，海东青为辽从女真所取来，女真不产，而是取之于五国（国名）。
《契丹国志》卷十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
自海东来者，谓之' 海东青' ，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每年要到五国境内取鹰，常常要与五国战斗以后才得取得，女真不堪辽国的索求，以后竟成为女真反辽的原因之一。
海东青极为名贵，是辽属国进贡的贡品之一。
辽朝禁止民间畜养海东青。
《辽史》载，张孝杰因功大，皇帝赐名张仁杰，并允许他放养海东青。
可以知道畜养海东青是一种特权，只有皇族、贵族才能畜养。
秋季是狩猎的季节，《辽史》卷三十二载：秋捺钵曰伏虎林。
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猎。
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
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
虎伏草际，不敢仰视。
上舍之，因号伏虎林。
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鹻鹿，又名呼鹿。
据傅乐焕先生考证，上文永州应为庆州，庆州在今赤峰市林西县附近。
辽代诸帝都喜射猎。
据《辽史》载，穆宗每年到庆州幸秋山，七八月分射虎障鹰，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大臣。
穆宗以后历朝辽帝都到庆州黑山，赤山拽剌山进行秋猎。
从七月到八月甚至九月，日日射猎，在各山射鹿，不视朝政。
秋猎主要是射鹿，射鹿时先用盐引诱群鹿饮盐水，又仿鹿的叫声把鹿集中起来，然后射杀。
天祚帝时，女真首领阿骨打有弟绖吴乞马、粘罕、胡舍等天祚岁入秋山，数人必从行，善作鹿鸣，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
天祚喜，辄加官爵（《契丹国志》卷二十三）。
据《辽史》记载，辽帝狩猎地有祖州、庆州、宜州等地。
太祖秋猎于祖州，穆宗猎于庆州，东丹王每秋畋于宜州。
张舜民《北使记》中曾说：二月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
打虎、猎兔也是辽人喜好的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记辽国主好以铜及石为鎚以击兔.猎兔不仅为狩猎活动之一，也反映在辽的传统节日中，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又载九月九日，皇帝率群臣部族射虎。
总之，打猎是辽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打猎是他们物质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他们习武练兵的骑射活动和娱乐活动，打猎与政治活动也是紧密结合的。
畋猎与政治活动结合，表现在捺钵中。
捺钵是契丹主的四时游猎行宫，即《辽史？营卫志》卷三十二所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分春、夏、秋、冬四时的捺钵.《辽史》卷三十二载：夏捺钵，与北、南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又云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
……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凡是拜官，权差等重大问题都要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
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
春捺钵在鸭子河，夏捺钵多在吐儿山或黑山（赤峰巴林右旗白塔子庙东汗山），或怀州西山；秋捺钵，在伏虎林；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广平淀。
冬捺钵时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契丹人出猎要祭猎神麃鹿神，《辽史》载鹿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
麃就是狍子，是当时射猎对象之一。
（二）游牧习俗辽统治着的大部分民族，都属游牧民族，所以，畜牧业是辽的主要经济来源。
《辽史？营卫志》谓：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居住古毡房穹庐，但宿穹帐，皆无馆舍（《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卷九十七）。
饮奶食肉，逐水草而居。
宋苏颂有《契丹帐诗》：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辽人看重牛羊马匹，述律后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资治通鉴？后梁记》卷二百七十一）。
辽人不论蕃汉均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苏颂《魏公集？使辽诗注》），辽人征战也以掠获马、牛、羊数目多为荣耀。
《辽史》卷六十载：获牛、羊、驼、马十万. 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辽史》卷十一）。
对于被征服的各族要求上贡牲畜，如：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
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万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部三百匹（《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十）。
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牧马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魏公集？使辽诗注》）。
畜群生息极繁.辽设群牧司使管理国有马匹。
《辽史》卷二十四记：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
（三）农业习俗辽代以畜牧业为主要的、传统的生产部门，随着汉族的加入，民族的融合，牧民的需求农产品，特别是战争的需要粮食，农业成为辽代重要的生产部门。
辽朝在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人口，其中被俘的汉民按照汉族的习惯从事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成就引起辽统治者的重视。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专意于农（《辽史》卷五十九），辽太宗也曾下保护农田的诏令，并曾令一部分部族进行农业生产。
辽统治阶级多次诏令许民耕种，募民耕种。
在奖励农耕的政策下，辽朝统治地区出现了大片被开垦的荒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辽的社会经济也从纯牧业向半农半牧发展。
辽代初期的农业生产，是粗放的耕作。
契丹人原不事农耕，开始只有少数奚人进行农业生产，奚人与汉人居住区相近，他们借边民荒地种田，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岁借边民荒地种粟，秋熟则来获。
看来是受汉人影响开始进行农耕，但尚未精耕细作，只是到秋熟收获。
随着汉人带过去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推广，辽地的农业生产也普及起来，技术也提高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载宋绶使辽时，看到了奚人善耕种.当时在辽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还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