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对甘肃回族的政策变化与影响

甘肃省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学术研讨会论文
红军长征中对甘肃回族的政策变化与影响
崔慧芳
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年5月25日
甘肃省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学术研讨会论文
红军长征中对甘肃回族的政策变化与影响
崔慧芳
（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730030）
【摘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获得了各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不仅对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对新时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红军长征回族政策发展影响
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由中、东部向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在长征中，红军转战十几个省，路经苗、瑶、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为红军长征胜利和后来的民族政策坚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上，红军遭到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陷危局。

1935年1
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制定了正确的领导方针。

此后，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四渡赤水，强渡大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1935年6月主力军于延安会师，之后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肃南部，以陕北为大本营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35年8月至1936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先后长征经过甘肃，并在甘肃会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

成为影响甘肃等地区民族革命与民族前途的重要历史性因素。

——作者简介：崔慧芳，女，回族，甘肃省张家川县人，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此期间，红军在甘肃民族地区广泛地宣传和模范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了对藏、回等少数民族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保证了长征中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红军给广大回族人民宣传了革命道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它的阶级本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推动了甘肃少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红军长征前甘肃回族的生存现状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历史上很早就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

20世纪30年代甘肃和宁夏宁两地的回族占到总人口的1／2至3／4之多。

①20世纪初整个西部灾害频繁，战乱不已，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勾心斗角，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甘肃已逐渐成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教权与军权并存，且军权至上的地区。

一度是军阀争抢地盘的角逐之地，广大人民却承受着高额地租和奇重的赋税，生活在无尽的苦难之中，回族人民的生活情形甚为可怜。

冯玉祥部入甘暂控政局、马家军阀与汉族军阀相抗衡、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进入，如此等等所带来的一系列战乱，加之1927年大地震，“积尸梗道，人相食”的现象比比皆是，使甘肃人民饱受痛苦。

政治生活方面，在以马家军阀为主的新军阀专政统治之下，广大回汉各族人民无丝毫权利可言，稍有不满就会被处以“鸭子浮水”、“老虎凳”等种种酷刑。

对于甘肃地区的回族人民来说，除遭受着上述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之外，还要履行各种宗教义务，担负学粮、乌苏勒(农业税，交纳全年农产品的1／10)、卧格夫(给清真寺捐献财产)等十余种宗教负担，处境更为艰难②。

为反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回族人民曾多次举起义旗。

1928—1929年，甘肃爆发由马仲英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河州事变”。

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反对反动统治的回民起义，参加人数称“十万”③。

虽然由于当时主政的国民党军阀利用民族矛盾制造事端，起义性质逐渐转变为民族仇杀，因而失去民心流于失败，但起义的余波一直延续到30年代中期。

对“河州事变”的处理方式只是统治者
①周瑞海.宁夏回族自治史略［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②周瑞海.宁夏回族自治史略［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③回回民族问题［Ｍ］．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破坏甘肃地区民族关系的一例。

实际上，历代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多次利用民族和宗教矛盾，人为制造了回汉等族间的长期隔阂乃至仇恨，使甘肃等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长期复杂化，民族问题日益敏感化。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前夕，甘肃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

回族人民在饱受回汉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为争求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同时；对外来红军抱有较强的戒备心理和民族感情上的误解。

长征红军面临的首要现实性问题就是如何争取甘肃广大回族人民的支持，如何帮助他们走出苦难的深渊。

二、长征红军部队在甘肃回族地区所做的民族工作
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长期关注的问题。

早在红军长征前，党就对民族问题已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

从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到1928年党的六大，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作为十大纲领之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针对民族问题的两项规定；以及同时形成《关于中国境内少民族问题的决议案》。

期间将近10年来，党在民族理论上虽然缺乏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没有摆脱共产国际与苏联民族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始终表现出对民族问题的长期关注。

红军长征之初，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地主反动势力又竭力散布污蔑和攻击党和红军的言词，在民众中宣传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灭回灭教”①等反动言论，借以挑起广大回族人民对红军的仇视，在不明真相和反共论的欺骗下，使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受不到共产党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从而对红军产生恐惧、戒备甚至敌视的心理，人民对红军的到来感到恐惧和害怕，表现出很强的防范心理。

在红军到来之前或坚壁清野，上山躲藏，或闭门不出，静观动态，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困难。

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为了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尽快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民族政策，并从本质上认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确定战略方针时，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
①民族问题文献汇编［Ｃ］．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为一项突出的内容并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这也是工农红军能否顺利通过该地区的关键。

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来解决，独创性地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努力实践。

（一）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到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今属宁夏)回族聚居区一带做短期休整。

部队刚到达时，回族群众纷纷躲避。

为打消群众疑虑，走进民众，红二十五军对全军指战员进行了一次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颁布纪律：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禁忌食物，禁止打回民土豪，保护回民经典，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等。

军部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首先拜访了清真寺的阿訇，向回族同胞赠送了礼品。

指战员积极帮助群众劳动，宣传党的北上抗日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

红二十五军的举动，使回族群众深受感动。

清真寺的阿訇带着礼品到军部回拜，回族群众也积极热情地支援红军。

三天后，红二十五军要离开兴隆镇时，回族群众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街道两旁摆满了油香、茶水、鸡蛋和水果。

一些回族群众还自愿为红军运送粮草，侦察地形敌情，有的还参加了红军队伍。

红二十五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行动给回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经过回民区时，受到了回族群众的热情欢迎。

（二）红一方面军巩固了民族关系，深化了民族感情。

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出了甘南藏族区进入到了甘南旋窝、大草滩、哈达铺一带的回民区。

中央军委及时颁布《回民地区守则》，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意义，得到回民同意后，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露宿；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准吃猪肉、猪油；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反对汉族压迫回民。

红军指战员自觉遵守守则，模范执行，张贴“红军是救中国人民的军队!”“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等标语口号，派出宣传员深入到群众中作宣传，受到群众欢迎。

红军在哈达铺宴请当地群众时，特意为回族群众设立了清真席。

回族群众开始视红军为亲人，纷纷让出自己的住房，把露宿街头的红军战士接到家里居住，
送柴火，烧开水，尽力帮助红军。

红军离开回民区时，依依惜别的景象很是让人感动。

10月初，红军到达回民聚集的静宁县单家集、公易镇一带。

由于红二十五军曾今经过这里，所以红军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全村老少齐聚村头，点燃爆竹，鼓掌欢迎。

街上摆出许多桌子，上面放满了水果、糕点、清茶，处处挂红披彩，一片喜庆景象，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喜悦欢呼。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与阿訇亲切的交谈，再次宣讲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三）红一方面军帮助建立了回族基层政权。

1936年5月，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西征任务，中央军委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组建了西方野战军，开始执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的计划。

西征的甘肃宁夏区域很多是回民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由毛泽东署名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继而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

这两个文件成为西方野战军在回民区开展民族工作的纲领和指针。

彭德怀亲自向回族大妈讲解民族政策，亲笔写信给静宁县西塔村(今属宁夏)回族教主，宣传党的政策①。

红军指战员十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即使宰杀羊只，也依照回民风俗，由阿訇祷告后再宰杀。

红军注意保护清真寺，不擅入寺内一步，不干涉回族群众的宗教生活。

红军再次用实际行动感动了回族群众，西塔村教主亲率全村父老盛情相迎，对红军给予热情支持。

彭德怀等领导人也成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

在红军的帮助下，回族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兴隆镇一带组织了4个区苏维埃政府，发展了125名党员，其中回民党员65名②。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1936年10月20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第一个自治政府——陕甘边区预海旺县回民自治政府。

这是共产党民族政策纲领跨越式的实践，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石，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复兴有巨大意义。

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回）在成立大会宣读的布告中说：“这是回民政府的第一次!是回民解放的先声。

”③民族工作的成功使红军在
回族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军民关系密切，当地群众为红军送来马匹，牛羊、粮
①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②路过回民区［Ｎ］．红色中华，1936－09—18．
③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Ｍ］．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食等给予支援。

大批回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红一师三团扩至256人，回族青年占一半多，为此正式成立了一个回民连。

后来组建了马青年（回族）任师长的回民独立师。

由于西征得到甘肃宁夏两区域内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西方野战军圆满完成任务。

陕甘宁根据地面积扩大一倍多，辖有县城30余区所，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回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1936年8月至9月，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境内，成功实施“岷(县)、洮(临潭)、西固（舟曲）战役和成（县）、两（当）、康(县)战役”，在甘肃南部地区建立了临时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根据地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红军每到一地，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使得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回族人民用花儿唱到：罗河川，是花海，朵朵红花惹人爱，红军不来花不开，红军来了花不败。

①在回民聚居区的徽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帮助建立了徽县回民治委员会，由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克仁(回族)兼任主任，下辖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区级委员会。

红军积极开展对藏族、回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与洮岷路保安司令、卓尼土司杨积庆取得联系，双方互赠礼品，保持友好。

红军撤离该地区后，杨土司属下的藏民们掩护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

在临潭，红军向回民教主作宣传工作，提高了他们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临潭新城的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如马良骏、苏鸿发、马世荣等，积极帮助红军张贴宣传品，筹办军需辎重，支持回族教民与红军携手合作，为红军做了不少工作。

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少数民族群众准备了大量的粮草物资，银元等物。

扩红工作中，少数民族群众也积极参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先后成立了甘肃第一、二、三路抗日救国军，各路军中都有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并成立了回民第六路军。

红二方面军在陇南扩红2000多人，仅徽县就达730 余人，为红军增添了新生力量。

②
①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②路过回民区［Ｎ］．红色中华，1936－09—18．
三、红军长征对甘肃回族的深远影晌
长征的胜利不但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彻底失败；而且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同时“长征又是播种机，它在十一个省内散布了许多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①使回族等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茫茫的黑夜中看见了光明，给甘肃回族人民指出了一条阳光大道，对回族及其它民族地区的发展均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转变了回族聚居区人民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

红军长征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与以马家军阀为首的新旧军阀历来奉行的民族压迫有着本质区别的民族工作政策与措施，使甘肃回族人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甘肃地区回族人民第一次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亲身体验。

随着相互之间交流与了解增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得到空前增强。

党和红军在甘肃地区的民族工作使“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了，极大地动员和激发了广大回民群众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热情。

他们积极为部队筹集粮食、食盐、药品，为指战员们缝制衣服、鞋子，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上前线。

同时，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在回族上层进步人士当中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以红军经过兴隆镇单家为例，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第一次经过兴隆镇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回族群众家家紧闭门户，镇上一片冷落。

指战员们到来后，模范遵守党对回民工作的各项准则，很多战士还自动拿起扫把，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部队领导主动登门拜访群众，宣传回汉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以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还把当地有名望的回族老人和阿訇请到军部做客，热情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

经过努力，回族群众的恐惧和顾虑一扫而空。

在单家集清真寺红军与当地回民举行了隆重的军民互拜仪式，军部领导亲自赠送当地阿訇“回汉兄弟如一家”的锦缎匾额，阿訇带领回民也给予红军物资回赠②。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随军到达这里，回族群众听说红军来了，都高高兴兴走出家门，在街道摆上桌子，放着水果和食品，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亲切地称红军是“仁义之师”，是“回民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路过回民区［Ｎ］．红色中华，1936－09—18．
军队”。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回族人民对待红军的态度就有了天壤之别。

总而言之，通过红军长征，包括上层进步人士在内的广大甘肃回族人民对革命的态度由惧怕、怀疑转变为拥护、支持，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物资筹备、人员壮大及精神鼓舞等方面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推动回族各阶层积极投身抗战，开展民族革命运动，奠定了全民抗战的基础。

通过红军长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包括阿訇、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回族民众。

不仅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也明白了团结抗日、武装抗日的革命道理。

长征胜利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回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回族阿訇、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其中，阿訇利用宗教影响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间宣传抗日，动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亡作贡献。

1938年，甘、宁、青等省115人的西北回胞朝觐团，在麦加朝觐大会上与日伪控制下的“华北教朝觐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恶行径，从而“使这次宗教朝觐变成了一次有力的民间组织的国际抗日宣传”；与此同时，回族知识分子与学生采用组建团体，办刊物的方式积极投身于宣传抗日活动中①。

抗战期间，甘肃地区建立了兰州伊斯兰学会、甘肃回民救国会、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甘肃分会等，这些团体均以号召广大穆斯林行动起来保家卫国为己任。

其中，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先后在甘肃20多个县相继成立了分会，还在兰州创办了《回声》杂志，在兰州、临夏、徽县、平凉等地主办宣传抗日的壁报，开办了20多所回民小学，在学校里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开展宣传抗日的教学活动。

动员、宣传和组织回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开展全民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回族劳动人民，则采用武装革命的暴力方式探索着民族革命的新方向。

红军长征后，这里的民族革命运动不断高涨，1938 ～1941年间，甘肃海固地区(今宁夏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一带)的回族人民连续进行了三
①张忠孝．红军的回民政策［Ｊ］．民族，1991，（12）．
次反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抗日的武装义，即著名的“海固事变”。

①起义明确提出了“自己武装自己，杀官劫富除奸救民”，“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暴政之下，不做顺民”等口号。

起义明确提出了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方向，这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过程中的再一次实践，为日后民族理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基础。

起义失败后，起义军200余人在马思义的率领下投奔了陕甘宁边区，被整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逐渐由一支松散的农民队伍，成长为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的人民武装。

此外，1943年甘南各族人民举行大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一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后来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最终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骨干。

（三）回族基层政权的建立实施加速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成熟。

甘肃回族与党的联系空前加强，促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逐步成熟，确定了甘肃等回族地区的发展方向。

长征之前，西北偏居一隅，与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缺乏直接联系，红军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

甘肃等地区的回族人民与党和红军有了密切接触，增进了双向了解，从而使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得以实践、改进，并渐趋成熟。

1936年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国最早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它的成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族人民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尝试，被誉为“回民解放的先声”。

从此以后，经过苦苦探索的回族人民终于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并开始了在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

这也是党的民族理论的形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豫海县回族自治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此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长征胜利后，为加强西北地区的回民工作，党中央不断充实组织机构，进行深入研究。

1937年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回民工作部；1939年初又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工委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有回回民族研究组；1940年拟定纲领性文献《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回回民族问题》，系统地介绍了回回民族的历史、现状、经济、文化、政治斗争情况。

该书在国民党否认回族是一
①周瑞海．宁夏回族自治史略［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