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继任过程的权力斗争和规则依赖_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_王冰洁
业绩再好也会遭董事会逼宫 CEO职位虽好却如履薄冰
任 就 是 确 保 公 司首 席 执 行 官 能 为股 东带 来
事 会 对首 席 执行 官 的评 价 并不 只 看业 绩 。 董 事 会 掌 握 着 一 整 套 无 形 标 准— — 从 企 业 领
董事 会最主 要 的信 托 责任是 确保 公司 首席执 行官 能 为股 东带来 利 润 ， 但 利 润 ， 是 赫德 从 惠 普公 司匆 匆 离去 证 明 董 但 是赫德 从惠普 公司匆 匆离去证 明董事 会对 首席执 行官 的评价并不 只看业 绩
业绩再好也会遭董事会逼官
（ ） 美 沃顿 商学 院 （ 《Ｔ时代周 刊》 供 Ｉ 专稿 ）
导 人如 何 赢 得员 工 信 任 到 如何 对 待 客户 ， 再
到 下班 后 的行 为 而 来 衡 量执 行 官 是 否胜 任 。 这 些 无 形 标 准 无 论 在 经 济 好 坏 的环 境 下 都 在 起作 用 ， 专 家指 出这 些标 准对 于 董事 会 但 来 说也 很 难衡 量 和 把握 。 米 达 特指 出 ， 很 多 原 因导 致 董 事会 最 有 终 逼宫 。例 如首 席 执 行 官为 人 过 于傲 慢 ， “ 与 董 事 会 不 和 。 终 演 变 成 性 格 问题 ： 席 执 最 首
道 ，如 果我 们 让 他 留任 ， 否会 形 成一 个 坏 “ 是 的先 例 ？是 否 会 影 响公 司的 声誉 和 立 场 ？ 影 响公 司 发展 ？ 事 会 不 可能 对 员 工 或普 通 大 董 众 的不 良评 价 置 若 罔 闻 ， 而这 些 评 价通 常 又 会 直 接 关 系 到 首 席执 行官 的领 导 能 力 和 执
示 出员 工普 遍 不 喜欢 他 。 因其 大 刀 阔 斧裁 减 公 司 的研究 和 发 展 预算 ， 自己却 享有 极 高 的 薪酬 福 利 。 年 ， 德 收 入２ ２万 美 元 ， 在 去 赫 ４０ 而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权力关联CEO的监管效率研究以CEO职位强制变更为视角
第30卷总第128期科学·经济·社会Vol．30，Sum No．128 2012年第3期SCIENCE·ECONOMY·SOCIETY No．3，2012【经济论坛】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权力关联CEO的监管效率研究———以CEO职位强制变更为视角庞金勇（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本文从具有权力关联资源CEO的强制变更角度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治理效率。
通过对董事会诸多变量与CEO强制变更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发现，公司绩效与CEO的强制变更显著负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等变量与具有权力关联CEO的强制变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实证研究结果意味着，首先更换具有权力关联资源CEO的决策是依据公司经营绩效状况作出的;其次作出CEO强制变更决策的主体可能是影响力强大的控股股东或具有政治干预能力的政府行政机构而不是董事会。
这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具有权力关系资源的CEO面前缺乏应有治理效率，实际上董事会只是某些权力主体的附庸或摆设机构而已。
关键词：CEO权力关联;强制变更;董事会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2815(2012)03－0024－06Supervision Efficiency of the Board on CEOswith Power Conne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ced Turnover of CEOsPANG Jin－yong(Business Schoo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Abstract:The paper do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ced turnover of CEO with power associated resources．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ced turnover and the variables of board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finds that forced turnover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irm performance，but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board variables．The empirical results imply that，firstly the decision of replacing the CEO associated with powers resources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status;secondly the decision may be made by the powerful objects such as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or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or with political capacity to intervene institutions rather than the board of directors．This indicates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face of the CEO with the power relations resources lack of proper governance efficiency，in fac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the vassal of some of the actual power to the main or furnishings only．Key words:forced turnover;board of directors;power connection国内关于上市公司CEO①社会权力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公司—政府之间的政治权力关联方面，如贾明等［1］、游①本文将上市公司CEO限定为公司总经理。
《2024年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范文
《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篇一摘要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探讨了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CEO的过度自信在适当的程度上可以促进公司业绩的增长，而董事会的结构，尤其是独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会的监督功能，在平衡这一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进一步探讨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引言在当今商业世界中，公司CEO的决策以及董事会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备受关注。
有研究表明，CEO的过度自信可能对公司的战略决策和长期业绩产生影响。
同时，董事会的结构，特别是独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会的监督功能，也被认为是影响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实证关系。
二、理论背景与假设理论指出，适度的CEO自信对公司的决策效率和业绩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这可以促进决策者敢于冒险和接受挑战。
然而，过度的自信可能导致决策失误。
而董事会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其对监督公司运营、维护股东利益、防止管理层滥用权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这些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一）CEO的过度自信在适当范围内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董事会结构，尤其是独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会的监督功能，对平衡CEO的过度自信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三、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收集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技术，对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四、实证结果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一）在适当的范围内，CEO的过度自信对公司的业绩有积极的影响。
（二）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董事会监督功能越强，越能有效地平衡CEO的过度自信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五、结论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CEO的适度自信和董事会结构的优化对提高公司业绩具有重要作用。
这为企业在实践中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本文仍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间的差异。
CEO自恋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以格力电器为例
摘要高层梯队理论指出，企业是高层管理者团队特征的反映。
可见，CEO 个人特质对于企业的重要影响。
而自恋又是CEO 身上常见的特质。
有研究表明，自恋领导中的破坏型领导更容易出现在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并导致严重后果，而我国正好属于高权力距离、高集体主义和中等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
所以，自恋领导中的破坏型领导一旦在我国产生，其破坏作用可能更大。
因此，对于CEO 自恋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考虑到我国企业存在着较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尤其对于国有企业而言，CEO 甚至可能成为企业实际控制人。
在这种背景下，CEO 自恋将对企业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格力电器为例，深入剖析CEO 自恋如何导致内部人控制，以及其将会对企业的业绩产生何种影响，希望能够为资本市场各类投资者提供些许借鉴和建议。
本文选取格力电器作为研究对象，在衡量其CEO 董明珠自恋程度的基础上，总结董明珠自恋的三大表现行为：1）渴望支配性权力；2）采取冒险决策；3）固执己见。
同时，探究了董明珠自恋人格的形成过程和环境，包括其自身的工作经历和公司治理环境。
在特定的公司治理环境下，CEO 自恋更容易发挥其对企业的作用力：1）国有企业的股权性质；2）股权较为分散；3）存在CEO 二元性。
再者，以董明珠渴望支配性权力的动机出发，阐述了自恋CEO 与内部人控制之间的联系——董明珠的自恋人格导致格力电器产生内部人控制，主要表现为：1）董事会权力失衡；2）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最后，本文分析了董明珠的自恋人格对格力电器业绩的影响情况。
董明珠出于对自身成功的追求以及外界的关注，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来提升格力电器的每股收益。
同时，本文通过对现有不同板块业务发展情况的分析，认为在格力电器发展的初期，董明珠凭借其过人的销售能力以及大胆创新的决策能力，带领格力电器从竞争激烈的空调市场中脱颖而出。
然而，董明珠倾向于采取冒险决策和固执己见的自恋人格表现，导致格力电器多元化失败，使得格力电器至今仍未找到新的增长点。
CEO任期、董事会治理与绩效强制变更敏感性
CEO任期、董事会治理与绩效强制变更敏感性李济含;刘淑莲;朱明园【摘要】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以及在此期间的1341例CEO变更事件为初始研究样本，采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研究CEO任期对公司绩效与CEO强制变更敏感性的影响，并从董事会治理视角，进一步说明敏感性发生变化的原因。
研究发现，任期是识别CEO能力的重要标识，随着CEO任期逐渐延长，绩效与CEO强制变更的敏感性、以及董事会的监督力度均显著降低，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反映股东监督CEO并获取相关信息的需求。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main board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n 2010-2014 and the 1341 cases of CEO turnover events during this period as the initial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Logit model and OLS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EO tenure on the sensitivit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CEO forced turnover and further explains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sensi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ard of directors’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EO tenure i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CEO’s capa bility and the sensitivit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CEO forced turnover, as well as the monitoring intens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all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CEO tenur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board governance mechanis m reflects shareholders’ demand for the supervision of CEO and their need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期刊名称】《财经论丛》【年(卷),期】2016(000)006【总页数】9页(P58-66)【关键词】CEO任期;董事会治理;公司绩效;CEO强制变更【作者】李济含;刘淑莲;朱明园【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辽宁大连116025;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5.5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当管理者能力尚不确定、存在较高代理成本及监督成本时，公司股东将绩效作为监督和考核管理层的重要依据，通过建立经理人解聘机制，促使经理人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执业目标和行为导向[1][2]。
CEO权力结构及其强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大众商务CEO权力结构及其强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卢 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1）摘 要：基于2012—2017年上市的439个企业样本，从CEO的组织权力、所有权力、专家权力、声望权力四个维度出发，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CEO权力的不同维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对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机构持股在CEO所有权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CEO权力结构；CEO权力强度；组织绩效；机构持股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近年来，围绕董事会与CEO在战略决策中互动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学术界对董事会与CEO关系一直存在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管理理论三种理论视角。
代理理论认为，董事会主要职能就是通过监督和控制管理层来减少因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
然而，现实企业中有大量因素促使管理层控制董事会， CEO的双重身份（兼任董事长或董事）也普遍存在。
已有的研究大多从CEO权力强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战略决策效度出发，研究其权力强弱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文认为，仅仅把CEO权力大小看作由“弱”或“强”两种类型过于简单化，现实中的经营决策是复杂的、非线性化的过程。
本文旨在探究CEO各个权力维度的前置因素对企业绩效造成的影响，帮助企业协调CEO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
二、研究假设（一） CEO的组织权力本文对于CEO权力强度的度量是参考Finkelstein的权力模型。
Finkelstein认为，CEO组织权力是指CEO所持有的组织赋予的权力，是由组织的科层结构决定的。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CEO 强权更有利于CEO领导企业做出正确决策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CEO对企业经营管理更有经验，信息的不对称导致CEO 比董事会更加了解企业的现状与外部环境需要，从而做出正确的战略指引。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CEO的组织权力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企业CEO继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
Management经管空间0542012年6月 中国企业CEO继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研究辽宁大学商学院 刘力钢 王楚 吕屹摘 要：通过对CEO继任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并将重点集中在21世纪以来10年左右的前沿论文。
通过对重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了CEO继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出了研究的框架和研究的结论。
关键词： CEO继任 企业绩效 理论框架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2)06(b)-054-02企业实践和学术研究都在证明着CEO对于企业的绩效有重要影响，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常常将CEO本身发生重大改变概括为CEO继任，CEO更替，CEO交替以及权杖交接等概念。
狭义上讲，CEO继任可以被理解成为一个具体的事件，即新任CEO取代原任CEO的行为。
但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CEO继任则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包括之前所说的继任事件本身，又含有继任事件的先前经历以及继任事件产生的后续结果。
本文将对近10年来前沿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发展。
1 CEO继任与绩效关系1.1 继任计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首先引起学者兴趣的是，是否继任计划或者计划中的具体元素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
在这一点上，Bigley和Wiersema(2002)指出接班人经历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潜在的间接影响。
可以说接班人继任CEO与企业绩效间存在间接的相关性。
Shen 和Cannella(2003)也对接班人进行研究并发现：当接班人退出企业时，企业投资者会产生负面反应；当接班人在企业中晋升时，企业投资者会产生正面反应。
同时他们也指出当企业内部非接班人晋升时，企业投资者的反应是负面的。
当并没有继任计划时，或者继任计划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很顺利的进行时，又或者这本身就是继任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些企业在面对CEO继任的突然需要时，可能会选择“过渡性”CEO来暂时填补高管空档。
中国上市公司CEO的权力与强制性CEO变更的关系研究
但到目前为止 ， 还没有研究者使用 Ｆ ｋｌｅ 的权力模型对强制性 Ｃ Ｏ变更 的影响因素进行系 ｉ ｅ ｔｎ ｎ ｓｉ Ｅ 统分析。且现有的关于 Ｃ Ｏ权力与强制性变更的研究所关注 的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 Ｅ 针对发
展 中 国家 公 司的相关 研究 在很 大 程 度 上 还是 一 片 空 白。鉴此 ， 者将 运 用 Ｆｎｅ ｔｎ的权 力 模 型 对 笔 ｉｋｌｅ ｓｉ 中国这一 世界 上最 大发展 中国家 的 Ｃ Ｏ权 力对 强制 性 Ｃ Ｏ变更 的影 响进行 研究 。 Ｅ Ｅ
一收稿 １期 ： １ —８２ ３ ２ １ ．４ ０ ０
■作者简介 ： 皮莉莉 （９ ６ ） 女 ， １７ 一 ， 贵州凯里人 ，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 广东商学院国 民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员。
５ ６
二、 文献回顾
战略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指明了 Ｃ Ｏ权力的源泉。根据战略权变理论 ，Ｅ Ｅ Ｃ Ｏ的权力取决于 其应付组织面对关键 的不确定性和困难 的能力。从组织 内部来看 ， 关键 的不确定性主要来 自于其他
变更的关系进行 实证 研 究发现 ： Ｅ 兼任 董 事长 、 ＣＯ 外部 董 事和 依存 董 事 的 比例 、 大股 东代表 的身份 以及 Ｃ Ｏ的任职 时间的长短 等能显著增加 Ｃ Ｏ的权力 ， Ｅ Ｅ 降低 Ｃ Ｏ被 强制更换 的可能性； Ｃ Ｏ 的持股 比例及 Ｅ 而 Ｅ 其教 育背景等西方国家 Ｃ Ｏ的重要权力源泉 ， Ｅ 却不能增 强 中国上 市公 司 Ｃ Ｏ的权力 ， Ｅ 降低其被 强制更换 的
中国上市公 司 Ｃ Ｅ Ｏ的权 力 与 强制 性 Ｃ 变 更 的关 系研 究 Ｅ Ｏ
皮 莉 莉
（ 广州市社会科 学院 金融研 究所，广 东 广州 ５ ０ １ ） １４ ０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2024年4月第40卷㊀第2期㊀㊀㊀㊀㊀㊀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㊀㊀㊀㊀㊀㊀Apr.2024Vol.40㊀No.2收稿日期:2023-03-22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9BYSJ42)作者简介:王㊀勇(1979 ),男,安徽滁州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㊂DOI:10.13216/ki.upcjess.2024.02.0012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王㊀勇1,郭㊀佳1,王凤龙2(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580;2.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北京100728)摘要:以2012 2021年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关系客户对此的治理效应㊂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客户的治理能力能有效弱化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揭示了客户治理效应的存在㊂基于影响机理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效应在低现金持有水平㊁过度投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㊂基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过程中,客户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治理㊁机构投资者持股治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㊂对此,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与监督机制,加强客户资源管理㊂关键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客户治理;企业绿色创新;外部治理机制中图分类号:F273.1;X322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673-5595(2024)02-0098-12㊀㊀一㊁引言党的二十大提出 协同推进降碳㊁减污㊁扩绿㊁增长,推进生态优先㊁节约集约㊁绿色低碳发展 ,突出了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健康低碳发展的迫切需求㊂绿色创新是连接经济与环境的关键因素[1],是可持续发展与健康低碳发展的关键手段㊂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责任主体,其绿色创新是推进降碳扩绿的核心方式之一㊂企业绿色创新不仅是企业对国家号召的积极响应,也有助于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最终促进企业更为持久稳定发展㊂为此,企业绿色创新动因及其影响因素一直以来备受学者们关注㊂现有研究分别从外部环境[2-4]㊁企业层面[5-7]以及管理者个体层面[8-9]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丰富的经验数据进行了验证㊂有别于一般创新活动,绿色创新因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具有 双重 属性特征,加之绿色创新往往复杂且成本高昂[3],因此绿色创新的开展不仅需要企业持续的资源保障,还需要企业高层决策者的有力支持㊂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普遍,在 一股一票 和 简单多数 的股权强势原则下,控股股东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与经营决策权,其中就包括资源配置权㊂[10]因此,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必然会受到控股股东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也应将控股股东考虑在内㊂现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普遍存在着私利行为,即通过侵占企业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满足个人收益最大化[11-12],并从盈余管理[13]㊁资金侵占[14]㊁融资约束[15]等角度证实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存在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但鲜有涉及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㊂为此,本文的研究便具化为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是否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重要影响㊂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少数核心客户,在新兴转型经济背景下,公司更倾向于与核心客户建立且保持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㊂[16]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提高,客户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渠道之一[17],市场竞争也演化为企业所在供应链间的竞争,因此,关系客户作为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同样具有动力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中,发挥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治理作用[18-19]㊂承继上述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那么关系客户的存在对此是否具有积极的干预与治理效应?该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丰富客户治理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经验研究,也对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不利影响㊁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㊂综上,本文以2012 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关系客户对二者关系的治理效应㊂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拓展至控股股东视角;其二,将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经济后果拓展至企业绿色创新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其三,分析客户治理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干预作用,有利于深入理解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情景与机制,并揭示了在该过程中,客户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㊁机构投资者持股这两大外部治理机制间的替代效应,进一步丰富了客户治理效应存在的经验证据㊂二、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一)文献回顾1.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绿色创新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低碳发展的关键途径,其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重属性[20],一直以来备受学者们的关注㊂现有文献从外部政策制度㊁企业组织以及管理者个体3个层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㊂第一,外部政策制度层面㊂当前,我国推行环境规制㊁政府补助㊁绿色金融等一系列政策,是为了自外部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㊂自波特提出强制性环境法规能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后[21],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环境规制的提高确实能够从增加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支出[2]㊁提高管理者环保意识[8]等方面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㊂政府补贴作为一种财税政策,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创新融资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㊂[20,22]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则有助于引导企业金融资源的配置,减少对重污染企业的资金供给,倒逼企业参与到绿色创新中㊂[4,23]第二,企业组织层面㊂部分学者从企业自身特征角度出发,研究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㊂朱红军等[5]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不仅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造成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错配,还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从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㊂王锋正等[6]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研究发现,绿色创新的有效性受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内部治理机制越完善,绿色创新战略的推行越有效㊂叶翠红[24]从融资约束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绿色创新的特殊性使其比一般创新活动所面临的融资环境更加严峻,而通过股权再融资等方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绿色创新㊂第三,管理者个体层面㊂徐建中等[8]等研究发现,拥有环保意识的高管出于道德动机和逐利追求,会促进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实践,高管团队在环境保护上分配的注意力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表现为企业绿色专利数量的增加㊂刘钻扩等[9]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能够弥补地方环境监督的不足,积极承担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㊂2.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经济后果相较于中小股东,控股股东掌握着企业绝对控制权,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和监督成本㊂当控股股东无法从股权收益中获得相应补偿时,控制权私利就成为补偿控股股东的渠道㊂[11]所谓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即控股股东凭借其控制权优势和信息优势对企业实施的 掏空行为 ,主要表现为资金侵占[14]㊁非效率投资活动[25]等㊂鉴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其引发的经济后果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㊂俞红海等[10]㊁王百强等[26]从公司价值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会增加企业经营不确定性,提高企业违约风险,损害企业价值㊂孙光国等[13]从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会引起企业经营绩效下滑,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进行盈余管理㊂贾巧玉等[27]则进一步证明了企业采取盈余管理方式提升业绩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大股东的 掏空动机 ㊂张亚洲[15]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掌握控制权会使企业内部控制失效,导致债权人无法获得真实㊁完整的财务信息,进而减少债权人对企业的信贷资金配给,加重企业融资摩擦㊂3.客户治理效应客户,尤其是核心客户,不仅掌握着市场需求动态,还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具有参与企业治理的能力与动力㊂王雄元等[28]从外部审计的角度研究发现,大客户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审计风险与审计工作量,从而减少企业审㊃99㊃第40卷㊀第2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王㊀勇,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㊁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计费用㊂杨风[29]研究发现,客户为了提高未来盈利预期而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能够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问题,迫使高管重点关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约束高管自利行为㊂贾军等[17]和张可云等[19]基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交易行为难以有效规范时,客户可以通过对企业管理层㊁董事会等实施控制,或对企业施加非正式约束来发挥其治理效应㊂当客户与企业之间拥有更稳定和可靠的关系时,双方更愿意进行高频率㊁深度的信息交流,有助于拓宽企业的知识广度,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㊂[30]综上所述,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政策制度㊁企业组织和管理者个体3个层面,而控股股东作为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拥有者与核心经营决策者,将其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却较少㊂对于客户治理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已证实了客户治理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具体表现,但尚未涉及其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治理效应㊂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同时考虑客户治理的调节作用,以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中国企业绿色创新及客户治理的研究㊂(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1.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能力与动力,而且可能通过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㊂直接影响方面,控股股东资金侵占与非效率投资等私利行为会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能力㊂一方面,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侵占企业资金,导致企业无法通过自有资金为其绿色创新提供内部财务支持;另一方面,以固定资产为代表的控制型资产同样是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的来源与基础,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越严重的企业,越可能对固定资产等控制型资源进行过度投资,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弱化企业利用内源资金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㊂[14]另外,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越严重,其绿色创新投资的动机往往越弱㊂原因在于,绿色创新投资投入高且周期长,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控股股东难以通过其投资实现控制权私利,而且控制型资源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对企业绿色创新投资的挤占㊂间接影响方面,控股股东为了掩盖其私利行为,往往进行盈余操作,恶化企业信息质量,增加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摩擦,进而弱化其利用外部资金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㊂[27]综上,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㊂假设1: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抑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为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㊂2.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㊁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核心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会影响到核心客户的利益,因此核心客户具有动机与能力来规范和治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㊂一方面,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导致企业经营不善,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节约成本[31],产品质量的降低会影响核心客户的利益,因此核心客户有动机监督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㊂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合作关系,核心客户对企业进行了较多的关系专有资产投资[32],一旦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甚至是破产,客户的关系专有资产投资就会面临重大价值贬损,给核心客户的经营业绩与价值带来负面影响,为保证自身价值不受损害,核心客户同样具有动机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进行监督㊂核心客户与企业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易行为,客户通过日常交易活动获取企业更多经营信息,同时自身的买方身份使其具有一定治理能力,从而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㊂Itzkowitz[33]研究发现,核心客户的治理作用有助于抑制企业代理问题,降低企业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㊂因此,核心客户治理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企业通过内外部融资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㊂鉴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㊂假设2:企业客户治理能力越强,则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越弱㊂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研究以2012 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库,绿色创新的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㊂借鉴现有通用的做法,绿色创新数据与财务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绿色专利与财务数据缺失样本;(3)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剔除极端值的影响㊂按照上述处理方法,本研究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2387个,其行业年度分布如表1所示㊂㊃001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24年4月表1㊀样本行业年度分布行业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A 22181715191922643B 33435031272543211820C 75393510598188779791320646556484D 37455946475070283020E 29354641495569434024F 56657751506193611G 3336412726305213108H 4353345000I 5464816292108140706060K 65728255515378754L 1011141116172310M 4589111115181618N 7111912161727242220Q 1111461000R 9122020212627000S 1013148899000合计1127136915931210131714701994883762662㊀㊀(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绿色创新(Green i ,t /Dgreen i ,t )作为被解释变量㊂借鉴齐绍洲等[34]的研究设计,使用ln(1+企业绿色专利获得量)加以计量㊂同时,采用哑变量计量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当企业绿色专利获得量大于0时赋值为1,表明企业进行了绿色创新,否则赋值为0,表明企业未进行绿色创新㊂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控股股东私利行为(PB i ,t -1)作为解释变量㊂借鉴梁上坤等[35]㊁王亮亮[36]的研究设计,以其他应收款净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该指标反映了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其值越大,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越严重㊂3.调节变量借鉴罗栋梁等[37]㊁程新生等[38]的研究设计,以客户集中度来衡量客户治理能力(Sumcus1i ,t -1/Sumcus5i ,t -1)㊂其中,Sumcus1i ,t -1为企业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年度总销售额的比率;Sumcus5i ,t -1为企业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年度总销售额的比率㊂该指标越大,则客户议价能力越强,客户凭借其议价能力对企业发挥治理效应的能力越强㊂4.控制变量为控制企业财务基本面因素与治理特征因素,借鉴齐绍洲等[34]㊁黄泽悦等[39]的研究设计,在检验模型中加入企业规模(Size i ,t -1)㊁资产负债率(Lev i ,t -1)㊁总资产净利润率(Roa i ,t -1)㊁托宾Q 值(Tobinq i ,t -1)㊁速动比率(Quickr i ,t -1)㊁营业利润率(Profit i ,t -1)㊁现金周转率(Cashflow i ,t -1)㊁管理者代理成本(Agent i ,t -1)㊁高管薪酬(Mancomp i ,t -1)作为控制变量㊂相关变量定义及计量如表2所示㊂表2㊀变量定义类型变量名称符号定义与说明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Green i ,t Dgreen i ,t (1+企业绿色专利获得量)取自然对数哑变量,绿色专利获得量大于0赋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控股股东私利行为PB i ,t -1其他应收款净额/总资产调节变量客户集中度Sumcus1i ,t -1Sumcus5i ,t -1第一大客户销售比率前五大客户销售比率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 i ,t -1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 i ,t -1总负债/总资产总资产净利润率Roa i ,t -1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托宾Q 值Tobinq i ,t -1市值/(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速动比率Quickr i ,t -1(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营业利润率Profit i ,t -1营业利润/营业收入现金周转率Cashflow i ,t -1营业收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平均余额管理者代理成本Agent i ,t -1管理费用/营业总收入高管薪酬Mancomp i ,t -1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取自然对数行业/年份Ind /year虚拟变量㊃101㊃第40卷㊀第2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王㊀勇,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㊁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㊀㊀(三)模型设定基于上述变量定义,设计模型(1)进行假设1的检验㊂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㊂Green i,t/Dgreen i,t=α0+α1PB i,t-1+α2Size i,t-1+α3Lev i,t-1+α4Roa i,t-1+α5Tobinq i,t-1+α6Quickr i,t-1+α7Profit i,t-1+α8Cashflow i,t-1+α9Agent i,t-1+α10Mancomp i,t-1+ΣInd+ΣYear+ε1(1)基于模型(1),引入客户集中度Sumcus1i,t-1与Sumcus5i,t-1及其与PB i,t-1的交乘项建立模型(2)进行假设2的检验㊂Green i,t/Dgreen i,t=β0+β1PB i,t-1+β2PB i,t-1ˑSum-cus1i,t-1(或Sumcus5i,t-1)+β3Sumcus1i,t-1(或Sumcus5i,t-1)+β4Size i,t-1+β5Lev i,t-1+β6Roa i,t-1+β7Tobinq i,t-1+β8Quickr i,t-1+β9Profit i,t-1+β10Cashflow i,t-1+β11Agent i,t-1+β12Mancomp i,t-1+ΣInd+ΣYear+ε2(2)四、实证分析(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㊂被解释变量Green i,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332, Dgreen i,t的均值为0.316,表明有接近31.6%的企业存在绿色创新行为,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及其产出规模还有待提高㊂解释变量PB i,t-1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130,中位数为0.007,呈右偏分布㊂总体来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及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数值分布较为分散,差异较为明显㊂表3㊀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量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Green i,t123870.44400.7870 3.332 Dgreen i,t123870.31600.46501 PB i,t-1123870.0130.0070.01900.130 Size i,t-11238722.27022.060 1.30219.83026.170 Lev i,t-1123870.4120.4040.2010.0480.867 Roa i,t-1123870.0570.0470.04300.227 Tobinq i,t-112387 2.782 2.142 1.9990.90212.910 Quickr i,t-112387 2.106 1.285 2.5920.20017.590 Profit i,t-1123870.1200.0930.129-0.570 4.162 Cashflow i,t-112387 6.413 4.0838.7430.054230.40 Agent i,t-1123870.0880.0750.0620.0090.362 Mancomp i,t-11238714.40014.3800.69012.68016.350㊀㊀(二)相关性分析模型变量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PB i,t-1与Green i,t/Dgreen i,t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存在负相关关系,初步与假设1保持一致㊂分析结果还显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间相关系数相对较小,表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对较轻㊂表4㊀相关性分析Green i,t Dgreen i,t PB i,t-1Size i,t-1Lev i,t-1Agent i,t-1Mancomp i,t-1Roa i,t-1|Tobinq i,t-1Quickr i,t-1Profit i,t-1Cashflow i,t-1 Green i,t1Dgreen i,t0.831∗∗∗1PB i,t-1-0.028∗∗∗-0.048∗∗∗1Size i,t-10.212∗∗∗0.117∗∗∗0.122∗∗∗1Lev i,t-10.123∗∗∗0.065∗∗∗0.244∗∗∗0.584∗∗∗1Agent i,t-1-0.089∗∗∗-0.064∗∗∗-0.024∗∗∗-0.392∗∗∗-0.404∗∗∗1Mancomp i,t-10.207∗∗∗0.160∗∗∗0.038∗∗∗0.484∗∗∗0.191∗∗∗-0.106∗∗∗1Roa i,t-10.01100.017∗-0.129∗∗∗-0.109∗∗∗-0.399∗∗∗0.016∗0.171∗∗∗1Tobinq i,t-1-0.090∗∗∗-0.067∗∗∗-0.053∗∗∗-0.410∗∗∗-0.417∗∗∗0.381∗∗∗-0.056∗∗∗0.395∗∗∗1Quickr i,t-1-0.075∗∗∗-0.051∗∗∗-0.108∗∗∗-0.362∗∗∗-0.636∗∗∗0.338∗∗∗-0.122∗∗∗0.236∗∗∗0.267∗∗∗1Profit i,t-1-0.064∗∗∗-0.060∗∗∗-0.087∗∗∗-0.037∗∗∗-0.327∗∗∗0.167∗∗∗0.076∗∗∗0.590∗∗∗0.245∗∗∗0.294∗∗∗1 Cashflow i,t-10.007-0.001-0.0070.168∗∗∗0.266∗∗∗-0.303∗∗∗0.028∗∗∗-0.082∗∗∗-0.133∗∗∗-0.232∗∗∗-0.214∗∗∗1注:∗∗∗㊁∗∗㊁∗分别代表在1%㊁5%㊁10%水平下显著㊂下同㊂㊀㊀(三)多元回归分析1.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表5为假设1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㊂列(1)列示了以Green i,t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PB i,t-1的㊃201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24年4月回归系数为-0.85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支持假设1㊂列(2)列示了以Dgreen i,t为被解释变量㊁采用Probit模型的多元回归检验结果,PB i,t-1的回归系数为-2.139,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继续支持假设1,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㊂表5㊀假说1多元回归检验结果(1) Green i,t(2) Dgreen i,tPB i,t-1-0.851∗∗∗(-2.64)-2.139∗∗(-2.57)Size i,t-10.104∗∗∗(11.10)0.079∗∗∗(4.97)Lev i,t-10.343∗∗∗(6.37)0.492∗∗∗(4.32)Roa i,t-1 1.115∗∗∗(4.59)3.020∗∗∗(5.85)Tobinq i,t-1-0.013∗∗∗(-3.24)-0.045∗∗∗(-4.87)Quickr i,t-10.005∗∗(2.20)0.001 (0.18)Profit i,t-1-0.380∗∗∗(-4.35)-1.189∗∗∗(-5.26)Cashflow i,t-1-0.004∗∗∗(-5.88)-0.009∗∗∗(-4.49)Agent i,t-10.650∗∗∗(5.53)1.634∗∗∗(5.95)Mancomp i,t-10.074∗∗∗(6.39)0.097∗∗∗(4.07)_cons-3.359∗∗∗(-15.63)-4.734∗∗∗(-12.62)N1238712345r20.208Ind/year Yes Yes 注:列(2)采用probit模型检验,样本量下降为12345;括号内为t 值㊂下同㊂2.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㊁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表6为假设2的多元回归结果㊂Panel A列示了以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企业年度总销售额的比率作为客户治理替代变量的多元回归结果㊂结果显示,无论是以Green i,t还是Dgreen i,t作为被解释变量,PB i,t-1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同时PB i,t-1ˑSumcus1i,t-1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客户治理能力的增强,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会弱化,进而支持假设2㊂Panel B列示了以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企业年度总销售额比率作为客户治理替代变量的多元回归结果,PB i,t-1回归系数依然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同时PB i,t-1ˑSumcus5i,t-1回归系数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继续支持假设2㊂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多元回归检验还显示,客户治理变量Sumcus1i,t-1与Sumcus5i,t-1的回归系数存在负值现象,但统计上基本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企业核心客户治理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复杂性㊂一方面,客户治理能力越强,越会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包括企业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确保自身利益有所保障;另一方面,客户治理能力越强,意味着客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客户可能要求企业提供更大规模的商业信用,更加严苛的交易条件,进而挤占企业财务资源,加剧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40],而这也会弱化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能力㊂综上,客户治理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进而弱化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㊂表6㊀假说2多元回归检验结果Panel A(1)Green i,t(2)Dgreen i,tPanel B(3)Green i,t(4)Dgreen i,tPB i,t-1-2.399∗∗∗-6.111∗∗∗-2.712∗∗∗-5.552∗∗∗(-3.60)(-3.31)(-4.40)(-2.84)PB i,t-1ˑSumcus1i,t-115.557∗∗∗37.270∗∗∗(2.62)(2.59)Sumcus1i,t-1-0.126∗-0.279(-1.68)(-1.56)PB i,t-1ˑSumcus5i,t-18.291∗∗∗14.306∗∗(3.27)(2.03)Sumcus5i,t-1-0.0130.031(-0.29)(0.30)Size i,t-10.119∗∗∗0.121∗∗∗0.113∗∗∗0.097∗∗∗(9.02)(5.13)(9.74)(4.78)Lev i,t-10.344∗∗∗0.531∗∗∗0.404∗∗∗0.578∗∗∗(4.84)(3.31)(6.03)(4.07)Roa i,t-1 1.616∗∗∗5.139∗∗∗ 1.426∗∗∗4.216∗∗∗(4.26)(7.27)(4.18)(6.60)Tobinq i,t-1-0.011∗∗-0.058∗∗∗-0.012∗∗-0.052∗∗∗(-2.24)(-4.27)(-2.57)(-4.28)Quickr i,t-10.0050.0030.007∗∗0.003(1.33)(0.31)(2.07)(0.34)Profit i,t-1-0.539∗∗∗-2.184∗∗∗-0.506∗∗∗-1.813∗∗∗(-3.11)(-6.85)(-3.38)(-6.55)Cashflow i,t-1-0.005∗∗∗-0.012∗∗∗-0.004∗∗∗-0.010∗∗∗(-5.13)(-4.50)(-4.97)(-4.46)Agent i,t-10.810∗∗∗2.560∗∗∗0.640∗∗∗2.128∗∗∗(5.15)(6.82)(4.45)(6.32)Mancomp i,t-10.095∗∗∗0.114∗∗∗0.088∗∗∗0.119∗∗∗(6.18)(3.50)(6.19)(4.09)_cons-3.982∗∗∗-5.822∗∗∗-3.773∗∗∗-5.397∗∗∗(-12.99)(-10.97)(-14.11)(-11.39) N7202659989228084r20.2120.218Ind/year Yes Yes Yes Yes(四)内生性检验为防止内生问题对上述结论产生影响,本文㊃301㊃第40卷㊀第2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王㊀勇,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㊁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㊂其一,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㊂以同年度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均值(PBM i,t-1)与同年度同地区其他公司的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均值(PBP i,t-1)作为企业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变量的工具变量[41],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㊂结果显示,1st stage中的PBM i,t-1和PBP i,t-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而2nd stage中,无论是以Green i,t还是以Dgreen i,t作为被解释变量,PB i,t-1回归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继续支持假设1㊂表7㊀内生性检验1 工具变量(1)1st stage PB i,t-1(2)2nd stage Green i,t(3)2nd stageDgreen i,tPB i,t-1-9.590∗∗∗-5.068∗∗∗(-6.29)(-5.94)PBM i,t-10.959∗∗∗(7.85)PBP i,t-10.768∗∗∗(11.82)Size i,t-10.000∗0.092∗∗∗0.015∗∗∗(1.94)(7.91)(2.65)Lev i,t-10.019∗∗∗0.585∗∗∗0.278∗∗∗(11.89)(7.55)(6.32)Roa i,t-1-0.002 2.598∗∗∗ 1.506∗∗∗(-0.38)(6.38)(6.87)Tobinq i,t-10.000∗∗∗-0.011∗∗-0.011∗∗∗(3.54)(-2.23)(-3.85)Quickr i,t-10.000∗∗∗0.013∗∗∗0.004(2.64)(3.70)(1.51)Profit i,t-1-0.010∗∗∗-1.058∗∗∗-0.592∗∗∗(-3.46)(-5.09)(-5.51)Cashflow i,t-1-0.000∗∗∗-0.005∗∗∗-0.003∗∗∗(-4.53)(-5.60)(-5.18)Agent i,t-10.011∗∗∗ 1.144∗∗∗0.759∗∗∗(2.87)(8.13)(8.10)Mancomp i,t-1-0.001∗∗∗0.056∗∗∗0.018∗∗(-2.80)(3.83)(2.14)_cons-0.018∗∗∗-1.920∗∗∗0.096(-3.04)(-6.95)(0.73) N892289228922r20.1800.1380.158 Ind/year yes yes yes 注:由于相关数据的缺失,样本量下降为8922㊂其二,采用滞后两期的控股股东私利行为PB i,t-2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假设1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㊂模型中控股股东私利行为PB i,t-2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继续支持假设1㊂综上所述,在控制内生性后,实证结果依然支持假设1,表明了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㊂表8㊀内生性检验2 替换解释变量(1)Green i,t(2)Dgreen i,tPB i,t-2-1.516∗∗∗-2.496∗∗(-2.59)(-1.97)Size i,t-10.103∗∗∗0.057∗∗(7.49)(2.55)Lev i,t-10.528∗∗∗0.664∗∗∗(6.43)(4.13)Roa i,t-1 1.435∗∗∗ 3.910∗∗∗(3.60)(5.59)Tobinq i,t-1-0.012∗∗-0.043∗∗∗(-2.24)(-3.45)Quickr i,t-10.008∗-0.001(1.87)(-0.09)Profit i,t-1-0.434∗∗-1.511∗∗∗(-2.46)(-5.11)Cashflow i,t-1-0.004∗∗∗-0.008∗∗∗(-4.10)(-3.34)Agent i,t-10.574∗∗∗ 1.779∗∗∗(3.27)(4.60)Mancomp i,t-10.110∗∗∗0.131∗∗∗(6.45)(4.02)_cons-3.931∗∗∗-4.784∗∗∗(-12.55)(-9.22)N64906401r20.232Ind/year Yes Yes五㊁进一步分析(一)影响机理分析1.融资约束机理分析前文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其潜在影响机理之一是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会占用企业内部资金并加剧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而核心客户的存在能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进而弱化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㊂Brown等[42]研究指出,包括绿色创新在内的企业创新活动,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企业现金储备则是企业持续稳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的有力保障㊂如果核心客户能够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减轻该行为引发的融资约束,进而弱化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则可预期该治理效应在现金持有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㊂相较而言,在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企业中,企业依然可以动用现金储备继续为其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客户治理效应的发挥空间相对有限㊂为此,基于企业现金持有占比指标,依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现金持有子样本(H-cash)与低现金持有子样本(L -cash)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㊂Panel A 列示了以Sumcus1i,t-1作为客户治理替代变量的回归㊃401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24年4月。
管理层权力、市场化进程与高管薪酬粘性
管理层权力、市场化进程与高管薪酬粘性作者：王春雅周菁来源：《中国市场》2021年第22期[摘要]文章从市场化进程这一外部视角，来分析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间的影响关系。
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可以抑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正向影响，提高薪酬契约有效性，并提出企业应逐步完善高管薪酬契约机制和完善外部制度环境、相关建议。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粘性;市场化进程[DOI]10.13939/ki.zgsc.2021.22.0551 前言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为削弱委托代理问题，选择实施薪酬—业绩考核制度。
并且，证监会强制规定上市公司要在年报中披露高管薪酬相关事项，使得高管薪酬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及其不对称性备受社会公众的关注。
“天价薪酬”“薪酬倒挂”“高管基于其权利侵占公司权益”等频发现象反映出我国上市企业公司治理问题已不容忽视。
因此，探讨管理层作为代理人，其权力大小是如何影响高管薪酬粘性;以及企业外部市场化水平如何影響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目前普遍存在一种异象——企业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增加幅度大于企业业绩下滑时高管薪酬减少幅度，即高管薪酬具有粘性的特点。
此现象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高管将货币薪酬看作“保健”因素，感到满足时并不会产生明显的激励效用;但不能得到满足时却会有极大的负面效应。
其次，董事会制定高管薪酬方案，易受管理层的影响。
高管作为公司日常经营者掌握了更多的企业信息，以至于董事会难以判断高管是否忠实地履行义务，加剧了其迁就高管的可能。
此外，在薪酬谈判方面高管具有比较强的议价能力。
当经营绩效上升时，高管倾向于将其归功于个人的努力。
当公司业绩下滑时，公司高管常试图将其归结为外部环境恶化等原因，从而解脱责任。
综上提出：假设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征。
大多数情况下，公司的董事负责安排与订立薪酬契约，或者专设薪酬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CEO权力、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
CEO权力、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CEO权力、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在企业管理中，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最高决策者，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过度自信的CEO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CEO权力、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过度自信的CEO对企业造成的潜在风险。
一、CEO权力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CEO作为企业最高领导者，其权力范围广泛，包括决策权、组织权、资源分配权等。
CEO的权力可以为企业带来许多好处，如推动战略决策、协调各部门工作、引导企业文化等。
研究表明，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权力掌握在CEO手中可以确保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和执行力，提高企业内部的协调性和决策效率，从而推动企业的业绩提升。
然而，过度的权力也可能导致CEO的自信心过高，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二、过度自信的CEO与企业绩效过度自信是指CEO对自身能力和判断力的过高估计，常常带有无视风险、冲动行为等特点。
一些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CEO往往在战略决策中更容易采取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
这种行为往往导致企业陷入不必要的风险中，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
过度自信的CEO还可能导致对内部信息的忽视，不愿意听取来自下属和团队的建议。
这种情况下，CEO往往主导企业决策，而不容忽视或纠正不利的反馈信息，从而增加了企业内部决策的错误概率。
近年来的一些案例也反映了过度自信CEO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如某知名电动汽车公司的CEO完全相信其公司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忽视竞争对手的发展，结果导致市场份额下降和盈利能力下降。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过度自信的CEO需要审视自身的决策偏好，并意识到可能的风险。
三、应对过度自信的CEO的潜在风险1. 强化公司治理机制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过度自信CEO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董事会应该发挥监督职能，确保CEO的决策能够受到合理的评估和挑战。
上市公司权力冲突的案例
上市公司权力冲突的案例案例一：小米公司创始人之间的权力争斗小米公司是一家中国的科技公司，由雷军和林斌于2024年创办。
然而，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两位创始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开始浮现。
雷军希望保持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增长，而林斌则偏向于更加开放和创新的战略。
这些分歧导致了高层管理层的分裂，两个创始人的支持者开始在公司内部形成派系。
这种内部纷争对公司的决策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声誉和竞争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位创始人最终达成了共识并进行了权力重新分配，雷军成为了总裁，林斌则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部门。
通过重新确定各自的职责和权力范围，两位创始人在公司内部重新建立了和谐的合作关系，从而稳定了公司的发展。
这个案例表明，当公司的创始人之间出现权力冲突时，重要的是及时采取措施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通过重新分配权力、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可以恢复公司的秩序和稳定。
案例二：Facebook创始人之间的权力争斗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之一，由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室友创办。
然而，在公司发展初期，扎克伯格与他的室友发生了权力冲突，导致了公司的内部纷争和分裂。
扎克伯格很快意识到，他有兴趣将Facebook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企业，而他的室友则希望将公司保持在校园内的小规模。
这种分歧导致了公司内部的紧张局势，并对公司的战略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终，扎克伯格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胜出，并成为了Facebook的CEO。
他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公司的发展，并将其转变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公司中，当创始人之间出现权力冲突时，必须通过适当的决策和措施来处理。
而扎克伯格的例子证明了一个能够克服困难并有效处理内部冲突的创始人的能力的重要性。
结论：上市公司中不可避免会遇到权力冲突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方对公司发展和战略方向的不同观点和利益的博弈所导致的。
然而，管理者在处理这种权力冲突时应采取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措施。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作者：寇宁左晶晶来源：《技术与创新管理》2019年第02期摘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了公司管理者综合权力以及管理者权力的不同维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此深入解析管理者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综合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管理者权力越大越会抑制企业风险承担行为;不同于管理者权力其他维度的权力，管理者组织权力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者两职兼任的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更多;管理者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与管理者综合权力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这意味着，为了促进积极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業资本的积累，要对管理者权力不同纬度的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可以考虑提升管理者组织权力的同时降低管理者其他维度的权力，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关键词：管理者权力;企业风险承担;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中图分类号：F 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12（2019）02-0267-120引言现有的研究中，管理者权力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大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管理者激励（吕长江、赵宇恒，2008;夏芸，2014;张丽平、杨兴全，2012））[1-3]，管理者权力与绩效（刘锦等，2015）[4]，管理者权力与薪酬（代彬、彭程，2011;权小锋等，2010;张丽平、杨兴全，2013）[5-7]，管理者权力与投资、研发（熊婷等，2016;赵纯祥、张敦力，2013;左晶晶、钟迪，2016）[8-10]，管理者权力与盈余管理（王克敏、王志超，2007）[11]等方面。
有关管理者权力学者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有关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相对略显不足。
众多事实案例表明，企业的经营活动大多是对于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收益的一种判断和选择。
比如，管理者过多的投资、并购、较高的财务杠杆、多元化经营、较多的研究开发、广告费以及管理费用等将会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吕文栋等，2015）[12]，然而这些可以使风险承担上升的选择同样也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获得收益经常采取的方法。
《2024年CEO继任与家族企业慈善捐赠》范文
《CEO继任与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篇一一、引言在当今商业环境中，CEO继任和家族企业慈善捐赠是两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CEO的继任不仅关乎企业的日常运营，更涉及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及战略规划。
同时，慈善捐赠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将探讨CEO继任与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并分析这两者如何共同影响家族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CEO继任的重要性1. 战略规划与领导力传承CEO继任是家族企业长期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选择合适的继任者，不仅是保证企业日常运营稳定的关键，更是实现企业战略规划和领导力传承的关键。
一个优秀的继任者需要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卓越的领导力和强大的执行力。
2. 企业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承CEO继任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
新的CEO需要深刻理解企业的历史和文化，以保持企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同时，他们还需将这种理解和认同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以维护和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
三、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1.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慈善捐赠是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手段。
通过参与慈善活动，企业可以向社会展示其关注社会责任、关爱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从而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2. 促进企业发展慈善捐赠还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通过资助教育、科研等领域的项目，企业可以建立起与政府、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慈善捐赠还可以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四、CEO继任与慈善捐赠的协同效应1. 战略协同在CEO继任过程中，新的领导者往往会带来新的战略规划和发展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慈善捐赠可以作为企业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服务于企业的发展目标。
例如，新的CEO可以通过捐赠支持与企业业务相关的慈善项目，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业务发展的双重目标。
2. 文化传承与价值观塑造新的CEO在接任后，需要继承和发扬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
《2024年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范文
《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篇一摘要本文旨在探讨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联性。
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大量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CEO的过度自信、董事会的构成和运作方式对公司的业绩有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首先概述了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介绍了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并得出结论。
一、引言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成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其中，CEO和董事会的决策行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尤为关键。
近年来，有观点认为CEO的过度自信现象和董事会的结构特性对公司业绩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前人研究表明，CEO的过度自信可能带来积极的创新和战略决策，但也可能导致风险过高的投资决策。
董事会结构则影响着董事会的监督和决策效率。
因此，探究这两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了近五年的相关数据。
通过构建模型，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四、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假设一：CEO过度自信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即过度自信的CEO能带领公司取得更好的业绩。
假设二：董事会结构（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合理的董事会结构能提高公司的业绩。
五、实证分析1.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性统计选择公司净利润、股票收益率、市场份额等作为业绩指标，同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CEO的自信程度数据，并收集董事会的相关数据。
通过描述性统计，我们对数据的分布和特征有了初步了解。
2. 回归分析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CEO的过度自信对业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董事会结构中的独立董事比例对业绩也有着积极的贡献。
3. 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变量、调整样本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董事长眼中的CEO继任计划
董事会058董事长眼中的CEO 继任计划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中山公用（000685）日前在多家媒体上刊登了一则招聘总经理的广告：公司总经理一职自去年11月23日空缺至今——显然，中山公用的这种尴尬相当程度上源自公司CEO 继任计划的缺失。
万科最近频繁的经理层更替亦引发多方关注，去职的主要是执行副总裁，向来以职业经理人体制著称的万科并没发生人才的青黄不接。
记者采访时获悉，万科并没建立CEO 继任计划。
万科执行副总裁队伍庞大（近10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CEO 继任的潜在保证。
采访中，数家中央企业、地方国企高管感慨，经理层的选聘权应该下放到董事会，国企应该建立CEO 继任计划——国企高管基本归属组织部任命，一般无CEO 继任计划。
另外，不少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表示CEO 继任计划话题敏感而不愿多谈。
在CEO 继任计划的制定上，虽然董事会主导，但董事长无疑至关重要（多数情况下民企董事长为第一大股东）。
董事长如何看待CEO 继任计划？希望搭配怎样的CEO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做了观点分享：张润斌，上海致盛集团创始人、大股东、董事长兼CEO ，公司为资产数十亿的大型投资公司；袁疆，也买酒创始人、董事长（公司另外两个创始人刘君为CEO 、孙献文为CTO ），公司是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中国最大进口红酒网上商城。
“在考虑CEO继任问题时，可一方面选拔有潜力担任企业管理重任的内部继任者，培养符合条件的家族成员；另一方面，大胆启用德才兼备的外来人员，但要以德为先，做到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委以重任来考核他们的能力，选拔脱颖而出者。
”《董事会》：公司是否建立了CEO 继任计划，对该计划有过哪些思考？张润斌：CEO 是对董事会负最终责任的人，无论是从实权控制意义还是从企业象征意义角度看，CEO 对企业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CEO 的继任计划，其实公司早有酝酿。
在最初发展企业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生存法则，计划上更注重机会导向，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商海历练，公司已发展为成熟的集团组织，公司的股权结构、制衡结构、管理结构都形成了较成熟的体系，在计划上更注重战略导向，无论是五年的长期规划，还是两三年的短期计划，公司都会进行战略部署，关于CEO 的继任计划也不例外。
《高管团队断裂带、CEO权力与企业创新绩效》范文
《高管团队断裂带、CEO权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篇一一、引言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创新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决策的核心力量，其内部的结构和动态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将探讨高管团队中的断裂带现象、CEO权力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二、高管团队断裂带概述高管团队断裂带指的是团队内部由于成员的背景、经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子群体。
这些子群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团队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进而影响团队的决策效率和效果。
三、断裂带的影响高管团队中的断裂带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断裂带可能导致团队内部沟通不畅，降低决策效率。
其次，断裂带可能阻碍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此外，严重的断裂带还可能导致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危机，影响团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四、CEO权力的作用CEO权力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CEO权力的大小和运用方式直接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适当的CEO权力可以确保企业决策的效率和实施效果，但过大的权力也可能导致决策的独断性和缺乏全面性。
CEO需要具备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以协调高管团队中的断裂带，推动团队的合作和创新。
五、CEO权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CEO权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CEO的权威和影响力可以推动高管团队达成共识，减少因断裂带而产生的内部冲突，从而提高决策效率和实施效果。
另一方面，CEO的权力还可以调动企业资源，支持创新项目的开发和实施。
然而，过大的CEO权力也可能导致决策的独断性和缺乏全面性，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因此，CEO需要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保持适当的平衡和监督。
六、整合与提升策略为了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整合和提升。
首先，高管团队需要加强沟通和交流，建立互信和尊重的氛围，减少断裂带的影响。
其次，企业应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CEO继任过程的权力斗争和规则依赖——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王冰洁（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610054）摘要：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用logistic和OLS回归方法检验了公司在选择CEO继任者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CEO的继任是权力斗争与规则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
董事会屈从于继任规则和公司的利益争斗，忽略了选拔CEO的根本目的。
虽然外部的股东和内部的管理者都会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组织规范和惯性在CEO继任决策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董事会通过限制董事参与竞争来保持中立，并通过吸引相似的人来维系其对既有公司治理规范的依赖。
关键词：CEO继任公司治理规则依赖权力斗争Power competition and rule reliance in CEO succession——empirical from Chinese listed corporationWang Bingjie(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test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EO succession choice with binary logistic and OLS regression method and Chinese listed corporation dat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EO succession is a proces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power competition and rule relianc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ubmitted to the succession rules and control competition in interested party and ignored the target of CEO selection. Although outside shareholders and inner managers all contested for their interest, organization criterion and inertia are very important in CEO succession decis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ants to keep their independence by confining directors being CEO succession candidate and keep relying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riterion by absorb similar members into the top executive team.Key words: CEO success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rule reliance; power competition引言CEO在企业中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他（她）的领导风格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
无论是大小企业，通常都很重视CEO的人选。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CEO人选是公司未来业绩的风向标，会影响投资者的热情。
因此，对于CEO变更和继任者选择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美国的学者关注到美国的大公司近年来CEO的任期在缩短，变动频率不断加大，哈佛商业评论提醒人们：“美国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寻找到理想的CEO继任者”[1]。
中国的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冯天丽和井润田（2006）曾经发现中国大型企业领导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多重身份于一身，加剧了领导的继任危机[2]。
图1显示了1993年到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CEO的变更比例。
这里的CEO指公司经营管理的一把手。
1998年以后领导变更发生比较频繁，尤其是1998年到2005年之间。
这种频繁的变更给CEO的继任选择提出了挑战：怎样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人选？从普遍意义上来看，离任的CEO 可能有几种离职原因，一是完成了自己在公司的目标，希望到别处发展（如2008年盛大的唐骏）；二是由于公司业绩很差或高管涉嫌腐败而被公司辞退（如2004年朗讯中国总裁）；三是退休或因病离职，四是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退出（如2001年华帝总经理姚吉庆）。
无论CEO 主动选择离职还是被辞退，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震动，尤其会给高层的战略带来很大的冲击。
公司可能会借此机会寻求变革，也可能希望继续保持原有的战略和经营状态。
能否达到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CEO 继任者的选择。
当董事会发出招聘CEO 的信息后，CEO 职位本身所具有的权利会吸引很多人来参与竞争，包括内部高层管理者和外部的职业经理人。
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董事会应该选择一个最能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人担任CEO ，但是由于决策者本身的团体属性、有限理性以及对利益的追逐，他们的决策过程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牵制。
从目前笔者查阅的文献来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理论和实证都有很多文献，但国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综述层面，实证研究几乎没有。
本文的创新则在于综合国外学者的理论，进行中国上市公司CEO 继任过程的实证研究。
0.005.0010.0015.0020.0025.0030.0035.00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图1 中国上市公司CEO 变更曲线一、理论基础关于CEO 继任，有三种显著的观点。
第一种是基于理性战略选择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组织会根据环境和战略的需要选择高层管理者。
这种观点也被称为理性-适应（rational-adaptive ）观点，认为高层管理者根据外部环境的需求发生变动（Friedman & Singh ，1989）。
当企业绩效差的时候，董事会更倾向于从外部选择继任者，因为外部人可以带来组织变革（Walsh & Seward ，1990）。
因此，管理者继任是保证组织变革和生存的机制（Goodstein & Boeker ，1991；Wiersema & Bantel ，1993）。
第二种则是基于政治斗争的观点，认为继任决策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Zald （1965）指出：“继任的过程和结果——怎样任命以及谁被任命到最终权力职位——是（组织）潜在政治结构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组织）变革的方向和过程”。
CEO 继任过程中的两个社会政治因素是职位部署和职位权力（Cannella and Lubatkin ，1993）[3]，由组织中最能应付紧急事件的统治团体完成（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Chile ，1972；Thompson ，1967）[4]。
CEO 的继任反映了组织为了与环境相适应而继续保持或者变革现有的经营政策的选择。
该选择受到组织内的权力结构的影响（Tushman & Romanelli，1985）。
CEO继任是组织控制者之间竞争的结果（Fligstein，1987）。
继任过程的控制者分两类：（1）在任的CEO及他（她）代表的利益团体；（2）代表不同于在职者的政治利益的个人或团体。
继任过程受哪一类人的影响，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1）离任CEO的影响，（2）决定继任者的时间跨度，（3）寻找CEO职位者和选择继任候选人之间的信息对称程度[5]。
在决策CEO继任过程中的每个潜在的参与者（离职的CEO，其他高层经理，董事，投资者或者其他有权力的外部机构委托人）都有不同的利益倾向。
离职的CEO关心个人声誉或传承（Kets de Vries，1988；Sonnenfeld，1988）[6-7]。
他们通常根据自己的形象选择继任者（Pfeffer，1977）[8]。
离职CEO（尤其是那些仍然有所有权的）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延续他（她）的影响或继续他（她）的领导风格的继任者。
董事（尤其是外部董事）代表股东的利益。
投资者或其他有权力的外部人（如银行，主要股东）关心财务利益，通常和董事会联合，而不是和CEO或其他内部管理者联合。
第三种观点基于行为制度理论，认为CEO的继任决策具有规则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不因外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Ocasio，1999）[9]。
规则是一种历史依赖的社会构造技术，或者是应用于社会结构设定和再生产的一般化程序（Giddens，1984）。
组织中的规则包括正式的法律化的标准和非正式的日常行为规范。
它们导致了组织惯性（March and Olsen，1989）。
行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ction）（March and Olsen，1989）认为，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具有官僚化的层级结构（Berle and Means，1967；Chandler，1977），这种结构对非人格化的正式规则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所以继任过程由正式的继任规则和程序主导。
一旦建立了规则，董事会就会坚持依靠规则行事（Zucker，1977；Maech and Olsen，1989），不管公司绩效如何。
在官僚结构中，个人权力也被职位权力所取代，因此，基于利益的权力斗争被限制。
在CEO继任的过程中，即使是有政治斗争和控制权竞争，也是在继任规则的约束下进行（Ocasio，1994）。
因此，政治斗争并不能触动规则，使其根据组织决策者的即时利益所改变（Ocasio，1999）。
内部人继任有两种正式规则，一种是继承人或“王储（crown prince）”计划，即董事会事先公开指定CEO的继任者。
一种是“赛马（horse race）”计划，即在CEO离任之前，董事会公开从内部指定几个候选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然后确定最好的候选人作为接班人[10]。
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2006）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更倾向于从内部选择CEO候选人[11]。
Ocasio（1999）的研究也得出美国1960-1990的美国公司在替换CEO 时更多地依赖规则行事，而不是依据绩效。
董事会对继任规则依赖的原因在于规则的三种作用。
首先，CEO继任是组织的一种中断性活动（Gouldner，1954；Grusky，1961，Carroll，1984）。
CEO的继任和选择过程存在潜在的风险和模糊性，规则为董事会制定决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依据和程序（Cohen，March，and Olsen，1972；March and Olsen，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