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息牧场的兴衰――彰武设县始末

xx场的兴衰——xx设县始末xx彰武县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南缘，东与康平、法库两县接壤，南和新民市相邻，西隔绕阳河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相望，北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科尔沁左翼后旗。

全县物产丰饶。

土地面积36.7万公顷，有耕地11万公顷；林地面积12.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3%；全县水资源总量5.3亿立方米，中小型水库46座，加上塘坝，控制面积占全县总面积33.3%；县内已探明黄金贮量2500公斤，还有贮量丰富的硅砂、草炭、陶瓷黏土、珍珠岩、膨润土、沸石、煤等矿产资源。

彰武风光旖旎。

独特的章古台国家沙地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万亩松林和广袤苍凉的大漠风光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天下奇沟大清沟碧波万顷，幽深静谧,令多少游人流连忘返；巨龙湖景区湖、岛、风车交相辉映，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闹德海水库雄浑壮观，号称“塞北小三峡”；高山台景区树木参天，历尽沧桑的古烽火台在蓝天白云下巍然耸立，柳河两岸柳林漠漠烟如织。

富饶美丽的彰武在建县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清皇家牧场。

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1902年7月19日），彰武县正式设立。

大清皇家牧场——xx场的兴衰彰武历史悠久。

1983年挖掘的“平安堡遗址”，被考古学家鉴定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是高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明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有先民的足迹。

今彰武县春秋战国时属燕国版图；西汉时南部地属辽东郡，北部属乌桓地；东汉时属鲜卑活动区；北魏、西晋时属鲜卑境；东晋十六国时期属前燕、前秦、后燕辖区；南北朝、隋时入契丹境；唐代仍属契丹族的活动地区；辽时属上京道临潢府辖区；金时属北京路懿州（州治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境；元时属中书省宁昌路，后归辽阳行省辽阳路懿州辖区；明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广宁后屯卫。

广宁，即今辽宁北镇市。

明九边之一的辽东镇即设于此，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以西，今阜新市区、彰武以南和医巫闾山以东地区。

广宁后屯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置于懿州，当时一个卫驻军屯5600户。

永乐八年（1410年）徙治于义州卫城（今义县）。

为了有效地控制和抵御女真族、蒙古兀良哈三卫等部的骚扰，应付瓦剌和鞑靼的战争，明王朝采纳了辽东都司指挥使毕恭的建议，在提督辽东军务王翱的协助下，修筑了辽东边墙。

辽东边墙从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修建，首先修建的是辽西、辽河套一带的边墙，历史上称为“西墙”。

广宁后屯卫西撤和辽西边墙修筑以后，彰武地区被隔于边墙之外，遂成为蒙古部落的游牧之地，名为苏鲁荒（苏鲁，满语，“闲散荒凉的地方”）。

清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于今彰武高山台附近筑都尔鼻城。

第二年三月竣工，后改名屏城。

有东西门各一。

清太宗皇太极赐门额：一曰“安边”，一曰“广边”。

清入关前，曾以都尔鼻路线北征蒙古，南征明廷，为“全辽管钥”。

清入关后，屏城遂被废弃。

大清崛起于东北，清朝统治者怕汉人流入东北，影响“骑马射箭”的“武略本习”，因之实行封禁政策。

为保护“满族之本习”，保护养生之地，保护满洲贵族统治者独占东北的特权利益，禁令汉人向东北流入，同时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筑柳条边加以保护。

柳条边墙修筑以后，彰武地区处于边外，杨柽木河（柳河）流域茫茫草原，水草丰茂。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征讨明朝。

为了夺取明朝政权，他利用蒙古诸部分裂的形势，对蒙古王公有的征讨，有的联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特别是对蒙古科尔沁部，他不仅自己娶了科尔沁部两个王公的女儿为妻，还有4个儿子也娶了蒙古王公的女儿。

其中他的八子皇太极娶了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宰桑的次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妻，她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博尔济吉特氏的儿子福临登基，就是顺治皇帝。

他既为科尔沁部蒙古王公的外甥，科尔沁部蒙古王公自然感到无比荣耀，于是就以5000头牛和100只羊作为贺礼献给朝廷。

朝廷为了妥善处理这些牛羊，遂决定就近在杨柽木河流域建立牧场。

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决定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牧民来此放牧。

蒙古察哈尔部从成吉思汗的年代开始，就成了蒙古骑兵的中坚力量。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察哈尔首领达赉逊库登汗位，因受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汗压迫，率部众徙牧于辽东边外。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部林丹继承蒙古帝国大汗。

林丹汗驻帐于广宁北白城子（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一说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故城），力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称雄蒙古。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与林丹汗同岁的后金汗王皇太极大举进攻林丹汗，林丹汗兵败西走大板申（今呼和浩特市）过黄河，后入青海。

天聪八年（1634年），43岁的蒙古帝国末代大汗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

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溃散，大部分官员率领部属归附后金，后金授予职爵，以其部属编设佐领，隶于满洲八旗，形成了察哈尔八旗。

其镶黄、正黄、正红、镶红四旗，驻张家口外；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蓝一旗，驻杀虎口外。

顺治四年，朝廷派乌合日艾等官员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来32户牧民，共236口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历尽艰辛，走了两年，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到达苏鲁荒。

他们分别是察哈尔蒙古八旗正红旗乌力吉苏木的邰姓；镶红旗乌音太苏木的包姓，班达拉西苏木的白姓；正黄旗宝地沙拉苏木的白姓，长寿苏木的白、李两姓；镶黄旗达西门苏木的包、杨两姓；正白旗达格得恩苏木的白姓，察嘎苏木的罗姓，敖赛苏木的洪姓；镶白旗喜令根苏木的白姓，扎来苏木的包、白两姓；正蓝旗额尔和图苏木的吴姓，密和苏木的齐姓，巴杰苏木的赵姓；镶蓝旗昭日格图苏木的戴、白两姓，旺那苏木的宋姓。

分别落居在杨柽木河流域的道日代（今彰武县大冷蒙古族乡东大板）、萨日图勒（今冯家镇沙力士）、齐胡台（今五峰镇石岭子）、冲合勒（今大冷蒙古族乡程沟）以及今赏屯（今属二道河子蒙古族乡）、岔山稿（今属苇子沟蒙古族乡）、瓦斯茫海（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西六村）、鄂伦苏（今两家子乡两家子村）、大德阁（今大德乡大德村）等地，即陈苏鲁克地方。

当时称杨柽木牧场，也叫苏鲁克牧场。

苏鲁克，蒙古话，意思是牧主贷给别人放牧畜群。

苏鲁克本是封建主征用劳役的一种形式。

朝廷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来牧民，是以苏鲁克形式将牛羊拨给牧民放牧的，因此也称苏鲁克牧场或直称牧场为苏鲁克。

清朝廷迁都北京后，东北的“三陵”（新宾永陵，沈阳福陵、昭陵）所需祭畜大部分仍依靠苏鲁克供应。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郡王和土默特左翼旗第四任札萨克额尔德木图正式奉旨，将科尔沁左翼前旗大部土地和土默特左旗东部土地由盛京礼部管理(乾隆三十九年改由盛京牧群司管理)。

牧场东西150里，南北250里；东境至科尔沁左翼旗界(今为康平县境)90里，西至土默特左旗界60里，南至彰武台边门60里，北至科尔沁左翼前旗界(今科左后旗及康平县界)200里。

牧场供“三陵”祭品，遂将杨柽木牧场改名为养息牧场。

杨柽木河也就改为养息牧河了。

牧场中心设在杜尔笔山（高山台山）下马帐房。

养息牧场林茂草丰，乾隆皇帝还在那儿打过猎。

那是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1754年9月6日）的事。

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去盛京(今沈阳)，五月初六由北京圆明园起銮北上承德避暑山庄，至七月初五出避暑山庄入喀喇沁境，经敖汉、土默特、科尔沁诸部，进入养息牧河(今柳河上段)流域并驻跸于此处，行围打猎4天。

《清实录》《起居注》《清帝东巡》等书均有记载。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丁酉(即二十日)上行围……是日驻跸养息牧河东大营。

戊戌(二十一日)上行围……是日驻跸彰武台(指彰武台河，即今柳河上段)东大营，翌日如之。

”乾隆驻跸彰武台东大营时，还看望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下嫁的三女固伦和硕公主及额驸色不腾巴拉珠尔。

此外还有一些赏赐活动。

乾隆以后，牧场不仅供应“三陵”祭品，而且还供应宫廷王公所需的乳酪、乳饼等畜产品，并供应武备院所需皮革以及驻察哈尔部军士的犒劳，供应量不断增加。

于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再次扩大牧场，将牧场西北的今库伦旗三家子一带新扩展的牧场，定名新苏鲁克（其旧址约为今彰武县境西北柳河东西向两岸之地带，即彰武县的四堡子乡和库伦旗的白庙子、代西花、龙王庙子、奈林稿、扣河子等村屯，均属当年的新苏鲁克牧场范围），由养息牧场调拨1000头红牛（黄牛）来这里，调遣驻义州的赵、李、白、何、黄5户蒙古牧民来此放牧。

杨柽木河流域牧场称陈苏鲁克。

新苏鲁克不受养息牧场管辖，直属盛京牧群司管理（彰武设县后新苏鲁克为彰武县管辖，先后划为西北乡、五区。

）养息牧自清初封禁后，使草原稳定了近百年，促进了这里畜牧业的发展。

随着形势的变化，汉族人民出关开垦土地，使牧场牧地逐年减少。

到嘉庆九年（1804年），查出私垦草地达24万多亩，而且屡禁不止。

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遂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命盛京将军晋昌主持划定以今柳河与绕阳河之间黑牛群牧地为试垦区，在申金花（后称衙门街，今彰武县平安乡平安村）设总管衙门，办理试垦事宜，派佐领一员任养息牧场总管，防御二员为东西两界界官，有马、步兵119名，另有帖写办事，负责催征地租。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于养息牧场的牧民人口不断增多，他们为了维持生计，逐渐地扩大开荒。

当时的盛京将军依克唐阿（1833—1899，字尧山，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

曾任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

清末爱国将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于辽东英勇抗击日军）同盛京兵部侍郎溥顾出盛京（今沈阳），为开垦养息牧场，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1896年3月28日），取道大荒地出边到养息牧场，先后到陈苏鲁克之红牛群、黑牛群、高山台等六段地进行实地勘察。

依克唐阿在对养息牧场巡视之后，认为“养息牧场地方若放任闲旷，该牧场等势必进行大量私垦，莫如酌留不堪耕种之土地及牧段，一律招募民人开垦”。

这年三月，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向清政府请奏拟在养息牧场招垦，得到朝廷允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盛京兵部侍郎溥顾率大批人马，来养息牧牧场浩力保办理荒务。

找来时任牧场翼长松音（邰姓）、特格喜（戴姓）宣布“招垦出荒”章程，而特格喜当场反驳。

溥顾以朝廷命官不执行朝廷规定当面革了特格喜嘎拉达（翼长）职务，并下发出荒招民文告。

从此，养息牧场正式招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因牧丁向朝廷上告，招垦又暂停下来。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牧丁呈控案得到解决，又复行招垦。

到年底，放出荒地58万余亩。

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牧场已垦荒61800余垧。

至此，长达250余年的牧场终于解体。

养息牧场开禁招垦之后，人口骤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养息牧场地方已有村屯84个。

哈尔套街成为境内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