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黄宾虹学笔法

跟着黄宾虹学笔法黄宾虹（1865—1955），原籍安徽徽州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成长于老家歙县潭渡。

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画家、学者、书法家、编辑出版家，并一生致力于绘画史论和篆刻的研究、教学，以及中国美术遗产的发掘、整理、编纂、出版工作。

曾主编《政艺通报》《国画月刊》《美术丛书》等。

1926年发起“金石书画艺观学会”。

先后任上海昌明艺专、新华艺专、上海美专等校教授。

1936年任北京故宫古物鉴定会委员，1937年任北平艺专教授及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1948年任杭州国立艺专教授，1949年任中国美协华东分会副主席、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及全国政协委员等。

著有《虹庐画谈》《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宾虹诗草》及辑本《黄宾虹话语录》等。

后人编成《黄宾虹文集》（六卷本）出版。

除山水外，工诗，善书，金文尤精，兼能篆刻，于金石书画文物鉴定颇有造诣。

书法初筑基于魏碑和唐碑，又遍习欧、褚、颜诸家，尤对颜书临习不辍，后对篆籀书法用力最勤，晚年将古印、篆刻识见导入篆籀书法，孕育出“清刚浑厚”的书风。

本期配图以黄宾虹平素较为少见的信札、手稿为主，多来自于浙江省博物馆和浙江省美术馆。

黄宾虹草书手稿浙江省美术馆供图观念与趣味——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黄宾虹陈振濂关于黄宾虹，是一个巨大的学术研究课题库，但是在目前，这项研究并不平衡。

大量的讨论研究，是在不断重复提示黄宾虹如何伟大，如何了不起。

其实黄宾虹是大师这一点已经是常识。

从黄的画论、作品出发，以自己的解读角度去证明黄宾虹的大师地位，对初学者自然是有益的，但在学者层面上高手过招，则会显得百无聊赖——视角是重复的，方法是欣赏式的，学术规范上则是个人感受式的，这样的研究，缺乏原创性、前瞻性和无可替代性。

所以我今天不取这种角度。

在几次研究讨论李白诗歌和苏轼书法的研讨会中，我曾经表示：目前大家的讨论，很多都将重点放在李白、苏轼如何伟大并努力去重复证明他们的伟大上。

其实，他们的伟大已经是文学史、书法史的一个结论与常识，不需要再费力气去不断重复。

我们应该倒过来发掘他们为什么会伟大、伟大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来源。

换言之，讨论黄宾虹（李白、苏轼等）作为大师的来源、构成过程与构成因素，研究他在成为大师以前（而不是成功以后）的人生与艺术发展过程中与众不同的特征，哪些曾经起过重大作用后来又消退了？哪些经历最后成了他的核心力量，促成了他的成功？然后才是讨论他的作品和特定图式，他开创的独特的山水画图像世界。

这种图式和创造应该是在中国绘画史研究尤其是近代绘画研究中最重要的要素。

但它是静止的结论，而不是动态的随机的成形过程探究。

浙江博物馆所举办的“高山仰止——黄宾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展”，是一个大动作。

我们先从“观念”清理开始做起。

黄宾虹行书论金石学与治印之关系手稿浙江省美术馆供图一要确定“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概念，首先要考虑提出这个概念的针对性。

我的理解是，先要找到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立的概念是什么？从古代到近代，应该是古典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

比如，文人画的图式是宋元明盛行，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这个时候文人画图式比较稳定了，成为横贯七百年的稳定的传统了。

黄宾虹当然是被列入其中的代表性大家。

但如果认识仅仅局限于这个层面，那他只是几百年文人画大师中的一位，历来被画史和评论家已经定位了无数遍，我们的讨论如果仅仅停留在此，那不是这个大展与浙江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这样的顶级学术机构所满意的目标，那是一场社区鉴赏会或市民文化讲座的水平定位，没有一点新意和突破。

但是，提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与“文人画家”相对立，这就引出了学术上的观念激荡与认识冲撞。

只要是高手同行之间的切磋，人人都想了解探究一下，对黄宾虹大家都很熟悉，是传统文人画大师，我讲“现代知识分子”是什么意思？是要解读黄宾虹的什么新发现？试图改变既有的传统成说？他有足够的史料支撑吗？是强为之说还是有理有据？黄宾虹的文化意识与知识结构，本来是纯正的文人士大夫类型。

如果从他最后的大师成就尤其是本次大展的书、画、印来看，这个结论毫无疑问。

他从安徽歙县起家，深受徽派篆刻及夥山派、绘画史上的新安画派与四僧的影响，对古印章有着浓厚的兴趣。

尤其编古印谱，刻印章，伴随着他的前半段革命生涯。

后来专注于画山水画，研究金石学、鉴定学，当然也属于这个文人画类型无疑。

尤其是他二十岁、二十二岁两次参加科考，更证明他是典型的旧式文人士大夫的成长途径。

但我们又注意到，不久他就参加了反清、反袁世凯的政治运动，成为其中的一个斗士，成为货真价实的“革命党”。

比如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与陈去病等组织“黄社”，以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为号召，明显带有推翻帝制的革命意图，至于后来加入“南社”成为中坚骨干，更是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理念。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家中，除林风眠曾经以文化倡导过“艺术革命”的准政治理念，可以追美于黄宾虹之外，无论是推扬新艺术的蔡元培，还是倡导“美术革命”的陈独秀、吕澂……乃至更早的康有为，都是文化学者、理论家，而不是创作实践家即画家。

黄宾虹的“革命家”身份和立场以及他所具备的绘画意识，从一起步就体现出了与当世其他画家完全不同的特质。

这种特质，其他画家都不具备。

“革命家”的身体力行，反清或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家立场的拈出，对我们而言，具有什么含义？第一是黄宾虹这个人物并不限于艺术，而在当时也是政治的。

它宣示了年轻的黄宾虹从青年时即有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他自己还区别文人画与士夫画的区别，后面将有分析），它和许多绘画大师从小在绘画专业上苦练童子功津津笔墨终成大家的成长过程显然不同。

“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即是以对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进步都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术，最后都会聚焦到这个最高的终极目标。

这样来看黄宾虹，发现黄宾虹创立的山水画图式，既有传统文人画的构图方式，但他笔墨的表达，他很多意念传递的方式，甚至他在四川时的寥寥数笔的写生，这些东西其实都隐含着对于文人画图式的解脱，一种距离感，一种与传统“四王”图式和民国山水画轨迹完全相反的“革命性”的反叛与拓展——对于自然山水，他完全有他自己独特的“革命家”兼“艺术家”式的解读，而不是沿袭传统平远高远深远勾皴点染程式的习惯性解读。

这个“距离感”对于黄宾虹本人来说，如果站在画家的立场上看，可能是他个人的创新，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题之下，我们能找到他更深的作为“革命家”的独特人文历史、时代背景和内涵。

我想做的工作，是在面对几百件黄宾虹的精品力作图像时，反过来论画及人，了解一下黄宾虹在民国前后做了哪些事，并因此对他的绘画成就、地位与他的图像创立的历史意义，提出传统解释以外的另一种解释。

黄宾虹行书信札选自河北教育出版社龙瑞、梅墨生主编《双星辉映：齐白石、黄宾虹册页、信札、诗稿作品集》第一个阶段：黄宾虹“革命家思维养成时代”。

我收集了一下资料，发现黄宾虹在出道以前，其实经历过几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投入科举。

他当时在安徽小乡镇生活读书，生活理想是怎样应试成功，谋取功名，当然，也不废他的画学兴趣。

比如据他的《自叙》，十三岁即在故家背摹董其昌、查士标的山水画，总之，是在科考应试过程当中奠定了他传统国学、金石学、画学的根基。

因此，在这个时期，黄宾虹与任何一个画家的成长起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也是从私塾读书再进入科举。

第二个时期，黄宾虹的蜕变。

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基于时代的变化，那个时候要革命，反清反帝制。

很多读书人不满于清政府的迂腐贫穷落后挨打，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民主国家的体制，黄宾虹正好在这个时候参与了革命。

我们现在能找到很多的资料，是黄宾虹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站在当前时代的最前面。

这个时期的黄宾虹，已经不甘于去做科举谋一个小官职，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清朝庞大国家统治系统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分子。

本来，这样的腐朽体制对年轻的黄宾虹来说肯定不满意，整个国家丧权辱国，民不聊生。

他和所有有志青年一样，很反感当时的封建王朝体制，看透了帝国内部的腐败。

我们看到在二十至二十二岁之间，他参加过两次科举。

这是一个最早的记录，此后他进入了革命救国的第一段人生历程。

黄宾虹行书致顾飞札（局部）选自河北教育出版社龙瑞、梅墨生主编《双星辉映：齐白石、黄宾虹册页、信札、诗稿作品集》到了1904至1905年之间，开始有黄宾虹活跃于政坛的记录。

早在1895年春，他在安庆拜会谭嗣同，受其意气风发之砥砺，精神为之大有提升，其后，又因积极参与革命救亡而被地方告到省里，罪名是“叛国”，遂致连夜去歙，逃至上海，年余才返。

他在《自叙》里写道：“逊清之际，士夫谈新政，办报兴学。

”很显然，他自己是引为“士夫”族群的一分子的。

有一个回忆录叫《安徽歙县革命党人活动》，谈及当时黄宾虹起了什么作用，云他在支持、参加、投身于革命党时，为了要印刷发行自己鼓吹革命的报纸—当时革命最大、最可行也是最普遍的方法就是自己创办报纸，看看典型的如梁启超，都是自己办报纸，撰写文章，鼓吹反清。

梁启超还因此一举成名，创造的既不是古文又不是白话文的“新文体”，风靡一代甚至几代人。

安徽的革命党人文献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办报。

为了要办报，黄宾虹甚至自己开办小型造纸厂。

这个造纸厂不是为了营业，而是政治的。

这样的记载表明，黄宾虹当时年少气盛、正义感强，投入革命义无反顾，在那场反清的辛亥革命运动当中，他虽然在歙县一隅，但其实陷进去的程度很深。

而艺术或更具体的山水画，从早年的兴趣爱好渐渐脱离他的视线。

那么接下来的推断则是，其他大师在二十多岁的最好年华中，孜孜以求笔墨技巧，以求打好基础时，黄宾虹则以全副精力专注沉湎于政治，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再后来的纪录是兴办铁路。

安徽要办铁路公司，大家知道武昌起义之前的赫赫有名的四川保路运动，在历史学家看来，中国兴建铁路及后续的一连串事件，是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很多的革命党人都曾经是洋务运动中兴办铁路乃至如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

热血青年黄宾虹也参与了安徽的铁路公司筹办。

从张之洞开始，整个清廷洋务派希望改革腐朽的政治，但希望从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坚船利炮引进开始，而不是废皇权倡共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当时希望改革现状的维新志士也共同赞成兴办铁路。

革命党人认为，兴办铁路引起铁路组织制度的各种改革，就是对革命烽火点燃的出发点。

黄宾虹参加了安徽创办铁路公司运动，他还似乎是当时的歙县革命党人的主要代表之一。

歙县革命党人有几百成员，与兴办铁路休戚相关的更是数以万人计。

但与清廷地方政府谈判被选举出的是两个代表，其中一个就是黄宾虹。

黄宾虹在里面起什么作用？相当于在当时地方上的革命党领袖。

这个出任“铁路代表”的阶段，以及他办报纸办造纸厂的种种行为表明，他要以安徽歙县为起点，他希望把革命的理念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