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合集目录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二、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五、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六、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这个领域，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中国社会的演变规律和特点。
本文将从理论思考的角度，探讨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及意义。
社会史研究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它通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相互补充，共同揭示中国近代社会的全貌。
历史学的社会学化是指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从而实现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和解释。
在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学对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演变机制。
社会学化的历史学研究更注重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考察，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
在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采用社会调查、文献资料收集和统计分析等方法，以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
例如，通过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者能够了解农村社会的结构、功能和变迁过程；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者能够深入探讨社会制度、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变化；通过统计分析，研究者能够对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历史现象的规律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还不够充分，某些研究方法的使用还不够成熟等。
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作者：常建华文章来源：南开新闻网更新时间：2011年09月24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生活史、地域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生活史研究多采用“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
但时至今日，有关生活史的研究也面临如何深化与拓展的问题。
当前，在生活史研究中强调“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史的研究历程在我国，生活史作为现代史学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
当时，一些学者从风俗的角度关注民众生活。
1928年瞿宣颖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
在《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的“序例”中，他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
同年，陈东原撰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则直接采用“生活史”作为书名。
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握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8）、全汉升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1934）、傅安华的《唐代社会生活一斑》（1937）。
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有关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论著中，也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
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关注生活史的学者还是极少数，更多学者的兴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方面。
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只有个别学者涉及生活史。
如陈直在50年代发表了《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等文章。
吴晗在50—60年代发表过一些有关古人服饰、称谓方面的普及性短文。
60年代韩国磐发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其生活状况。
谢国桢在70年代撰写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本文旨在概括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主要思潮。
通过梳理不同思潮的发展历程、思想内核和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史研究的演进和变革。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主要思潮可以分为五类：疑古派、释古派、考古派、新证派和综合派。
这些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渐兴起，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疑古派兴起于世纪初，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
代表人物有胡适、顾颉刚等，他们主张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古代文献，认为其中存在大量伪造和夸张的成分。
释古派是世纪中叶兴起的学派，强调对古代文献进行深入解读。
代表人物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他们主张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多个角度阐释古代文献，以还原历史真相。
考古派在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受到西方现代考古学的影响。
代表人物有夏鼐、郭沫若等，他们主张通过发掘考古遗址和文物，研究古代社会和文化。
新证派在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兴起，继承了传统考据学和现代科学方法。
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主张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对古代文献进行多方位考证和解读。
综合派在世纪中期开始崭露头角，强调跨学科和综合研究。
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顾炎武等，他们主张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全面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
疑古派的思想内核在于对古代文献的真实性进行质疑，认为历史研究中需要排除其中的伪造和夸张成分。
代表人物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为疑古派的经典口号。
该思潮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世纪初至中叶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批判和否定封建史籍；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地下考古资料，并逐渐形成了“古史辨”派。
释古派的思想内核在于深入解读古代文献，通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手段还原历史真相。
代表人物章太炎提出的“读古辞以识字为先”成为释古派的指导原则。
该思潮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世纪中叶至世纪末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成果是对《诗经》、《尚书》等文献的研究；世纪初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开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新经学”派。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学主要是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和分析，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体系。
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独特性。
他们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独特理论体系。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问题。
他们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体系。
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
他们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体系。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他们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体系。
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革命和改革，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
他们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革命和改革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学艺术、思想⽂化、历史⼈物等诸多⽅⾯。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段历史⼤抵分为三个时期：第⼀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和巩固明朝统治⽅⾯实⾏了⼀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中书省，改设⼗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颁写《⼤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案”、“南北榜案”以及⽂字狱，以打击功⾂与豪强；分封诸⼦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休养⽣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励垦荒，实⾏屯⽥，承认农民对⼟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盾，促进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帝朱允炆实⾏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史是研究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历史，涵盖了清末、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挑战，包括外来侵略、内部动乱和政治改革等。
这篇综述将介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关注以下几个主题： 1. 政治变革：从清末的百日维新到民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再到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中国政治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研究者们探讨了这些变革的原因、影响和后果，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变化。
2. 社会变革：从封建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经历了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变革。
研究者们考察了这些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人民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3. 外交和国际关系：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充满外交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时期。
从列强的侵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者们探讨了这些事件的历史和背景，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4. 思想文化变迁：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思想文化变迁的时期。
研究者们考察了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文学艺术的演变、文化教育的改革以及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等问题。
综述最后，简要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难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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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
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
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
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
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20世纪中国”资料汇总
“20世纪中国”资料汇总目录一、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二、20世纪中国园林史学研究的历程、观念与方法中国园林史学史初探三、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四、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20世纪中国戏剧回顾五、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六、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观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创造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全球体系史观”七、20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研究八、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情境中的吕斯百九、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人类学研究庄孔韶《银翅》笔谈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这在逻辑学领域中也有所体现。
本文将探讨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
一、引言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建立等历史阶段，逻辑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
与此同时，关于逻辑的本质、应用和价值等方面也引发了深入的争辩。
这些争辩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动态，也对后来的逻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逻辑的本质与定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关于逻辑的本质与定义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逻辑的传入和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对传统名辩之学进行现代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逻辑的定义和范畴出现了多种观点。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逻辑是关于推理的规律和规则的科学，有的则强调逻辑在论证和反驳中的作用。
这些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于逻辑本质的不同理解和侧重。
三、逻辑的方法与应用在20世纪的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和应用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一方面，学者们引进了西方的逻辑方法，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并尝试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实际问题中。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强调传统名辩之学的价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逻辑方法和智慧。
这种融合东西方逻辑的尝试，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逻辑的价值与意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关于逻辑的价值和意义也有着广泛的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逻辑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可以为人类思考和交流提供必要的规范和工具。
高中历史的解析如何探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原因与影响
高中历史的解析如何探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原因与影响一、背景介绍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是指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和动荡的历史时期。
这段时期包括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化观念的变化等多方面的变化。
而要深入解析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政治原因1. 帝制的衰落在晚清时期，中国帝制逐渐衰落，这源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侵略的失败。
清政府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内外问题交织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为中国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2. 社会各界呼唤变革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社会各界开始呼唤变革。
知识分子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化，商人和农民需求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工人阶级追求权益和劳动权益保护，这些呼声共同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三、经济原因1. 对外贸易的失去优势清朝时期，中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封闭导致了对外贸易的失去优势。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落后的经济体系无法适应世界的变化，这使得中国社会需要进行经济体制的调整。
2. 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19世纪末以来，中国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甚至发生了多次战争。
这些战争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破坏和人民生活的困境。
同时，国内政局的不稳定也加剧了社会经济的动荡。
四、文化原因1. 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冲击近现代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冲击。
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封建思想和体制的束缚成为了制约社会变革的瓶颈。
2.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自五四运动开始，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领域。
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和改革，这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五、影响1.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政治形态、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二十世纪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历史学经历了西方现代史学与本土传统史学的交融、创新与复兴。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不仅逐渐融入了国际学术主流，还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现代史学的引入，中国传统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晚清时期，内外忧患不断。
然而，这并未阻止中国历史学界的探索步伐。
一批具有新视野的史学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始借鉴西方现代史学方法，反思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历史学在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这段时间，历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历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争鸣。
这期间，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学术界的活跃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历史学的支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新时期焕发出更为璀璨的光彩。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事件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的热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同时，对于古代史、近代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内涵。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的交融，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创新和突破。
历史学在这个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学术体系。
展望未来，中国历史学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史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史学家们的努力，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将更加频繁，研究领域将更加广泛，研究方法将更加多样。
中国历史学将在全球史学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的智力贡献。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
第二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综述一、引言二十世纪已成为过去，新世纪刚刚来临。
回顾与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状况，明辨其经验教训、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推进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
在这一百年间里，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进中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就是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孕育并成长起来，各个学科领域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
本编选择“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心雕龙》学”三个学科，作一些概括分析，虽尝一脔，亦可知味。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在解放前后分别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间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潮，这门学科在人们心目中似乎不存在了。
这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整体态势，便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V”字形。
其中，两次文化史研究的高潮，都是在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而长期低潮局面的形成，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导致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二十年代，这以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三、四十年代为第一期，并形成研究的高潮；五、六十年代为第二期，研究者虽然努力探索新的研究途径，但成效并不大，实际处于低潮；八、九十年代为第三期，各种批评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纷纷出现，批评史研究进入第二个高潮。
其中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发展一脉相承。
从总体趋势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
虽然中间也有曲折和问题，但还是不断地走向成熟和完善。
二十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开创期、发展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
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
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１卜１９２０年，李大钊在《新
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 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 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等文章，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 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 战。这一切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已彻 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 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 著的话，那么，他在１９２４年５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 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 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 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 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 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 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并贯穿于 史学研究实践中。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 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ｏ。１９２０－－１９２６ 年，他先后就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读心理学 和哲学。在德国，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傅斯年任所长。他在《历史语 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 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 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的这个 主张，同兰克所标榜的“历史学家只追求事实真相”的“纯 客观主义”同出一辙。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 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 何永估、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因在昆明创办《战国策》 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并在这些报 刊上论述自己的历史学理论而得名。文化形态史观的创 始人是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他在《西方的没落》中系统地阐 释了文化形态史观。英国学者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斯宾 格勒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 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大凡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 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 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 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者”ｏ。 １９４６年，林同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集中 反映了战国策派的史学理论和思想。 ２０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 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外，还有一些学者 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 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 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 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 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 法是２０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是在２０世纪初新史学的影响下，开始其史学 生涯的。在治学方法上，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并以其为楷 模。他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 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 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 ２０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五四” 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史坛最 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出现，是和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 后，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 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 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 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 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 神。陈垣针对当时国际汉学中心不在国内，而是在外国的 现实，表示一定要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陈垣虽致力于古 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 之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强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中国历史学派的学术思潮与成就
20世纪中国历史学派的学术思潮与成就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历史学派产生了众多的学术思潮，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
这些成就不仅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世界历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20世纪中国历史学派的学术思潮之一是“史实派”。
史实派强调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来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陈寅恪等。
他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性研究，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并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的解读和分析。
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大大提高了当时历史学研究的水平，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20世纪中国历史学派的学术思潮之二是“文化派”。
文化派历史学家强调文化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思想、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因素。
代表人物有胡适、钱穆等。
他们在历史现象的背后寻找文化的脉络，通过对文化影响的研究，解读历史变迁，揭示历史的深层次内涵。
他们的学术观点为历史学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考路径，并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20世纪中国历史学派的学术思潮之三是“社会历史派”。
社会历史派历史学家注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研究。
代表人物有陈寅恪、吴晗等。
他们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制度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历史演进的解读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社会历史派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多元化发展。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学术思潮外，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学派和学者也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比如，经济史学家杨帆、艺术史学家郝星鲁等都代表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
他们的研究曾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从经济、艺术、文化等多个角度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些学术思潮和研究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内容，也为世界历史学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视角和理论。
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接纳，使中国历史学的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
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
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
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
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
2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列举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列举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引言中国社会生活史作为一门学科，旨在通过研究社会生活的演变过程，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发展。
研究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我们收集、整理和解释社会生活史所涉及的重要性事件和现象。
本文将列举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探索中国社会生活史。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史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它通过收集、挖掘和分析历史文献资料来揭示过去社会的面貌和变迁。
这些文献可以是古代经典著作、年鉴、史书、报纸、笔记等等。
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分类和综合分析，可以得到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线索和趋势。
2.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是一种主动参与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入访谈来了解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研究者可以前往特定的社区、村庄或城市，与当地居民交流，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传承。
田野调查法的优势在于可以直接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能够获得不同层次、不同视角的信息。
3.数量分析法数量分析法是一种基于统计数据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和处理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资料，从宏观角度分析社会生活史的发展趋势。
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包括人口普查、经济指标、社会调查数据等。
通过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者可以揭示社会生活史中的各种关联性和规律性。
4.口述历史法口述历史法是一种通过访谈和记录个人或群体回忆的方式来了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研究者可以与曾经经历过某个历史事件或时期的人进行深入交谈，记录他们的经历、见解和观点。
这种方法可以从个体的生活经历入手，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增加研究的真实性和原汁原味性。
结论通过本文列举的几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发展和演变。
文献研究法帮助我们系统地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田野调查法提供了直接接触社会的方式，数量分析法揭示了宏观的社会趋势，口述历史法则让我们能够听到真实的历史见证。
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逐步还原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真实面貌，并且为未来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和启发。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姓名：***申请学位级别：博士专业：文艺学指导教师：***2003.5.1声尸明本人郑重声明：Ｉ、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２、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３、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４、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５、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中文摘要与关键词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摘要ｌｌ主要在中国古代史传作品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中国古代小说在自己后来的发展中明显地受到了历史精神的影响而形成了鲜明的社会学传统，沿循着小说自身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因应着２０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客观要求，２０世纪的中国小说创作承上启下，面对现实，极大地充实和韦富孑小说的社会学内涵，创造了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社会学发展的特色和经验。
，由于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在形成过程方面存在着的差异及其各自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这使得２０世纪的中国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在小说观念、创作追求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分别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并在如何认识小说的特性、小说对人的表现、小说思想主题的阐发、对小说创作倾向性的把握和作家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由于中国２０世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在对小说自身特性把握方面的缘故和认识与理解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上的一些原因，２０世纪的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在自身社会学的发展中既创造了丰富而生动的经验，也积累了不少足以警示后人的教训。
如同小说创作应当面对现实、为社会人生的发展提供服务一样，小说的理论与批评也应当为更多的人们科学而有效地理解小说作品而竭尽全力。
在这方面，小说的社会学批评乃至“社会一历史批评”可以而且应当发挥其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同时更能适应２ｌ世纪社会公众的审美和阅读需要的小说社会学仍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20世纪中国革命与社会变革研究
20世纪中国革命与社会变革研究20世纪，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是中国革命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些革命与变革的影响。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自康乾朝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皇室，建立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的影响深远，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的开始，而且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特权，开展了各种进步的改良活动，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传统和残酷的官府剥削压迫，使广大人民得到了解放和自由；在文化方面，辛亥革命注重新文化建设，推行白话文，有助于思想上的解放，为教育改革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次重要事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高峰。
五四运动是由爱国青年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推进民主革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与民主革命结合的典范。
五四运动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
在政治方面，五四运动结束了孙中山单一的政治设置的推广，开展了更加广泛自由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文化方面，五四运动振兴了中国的文艺事业，开辟了自由思想的空间，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教育方面，五四运动推动了教育的民主改革，实行民主管理和自由研究，为中国现代教育传统奠定了个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是中国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一次事件之一。
从1927年至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农民进行农村革命，把乡村变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实验区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展阶级斗争，为农民争取组织权、政治权和经济权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实现了农民的土地解放，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在文化上得到了进步的启蒙和教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0123$%!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储著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摘 要：“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前，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第二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至１９８２年底，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启动，中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第三阶段，自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０年底，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
这是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重要思想保证。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当代中国》丛书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６２－０７ “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学界重新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并试图建立专门机构来推动国史研究。
①１９９０年，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那么“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学界是怎样认识国史研究，并为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做过哪些努力？尽管这些问题在国史研究学术史论著中常被提及，但对其演进过程则语焉不详。
②笔者认为，学界对于“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实有重新讨论之必要。
一、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革”结束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遭受极大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得以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大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立或恢复，保证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顺利展开。
从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过程研究
从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过程研究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其间经历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变革。
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就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
这次转型，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1.封建社会的特征中国的封建社会，大约从周朝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这段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体系形成了。
在这个体系中，君权至高无上，百姓只是龙潭虎穴中的小蚂蚁。
地主、官僚、皇帝三者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局面，百姓则无路可走，只能忍受着无穷的苦难。
2.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引进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与西方接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得不签署《南京条约》，向西方国家开放五个港口。
自此以后，西方列强派遣传教士、商人等人员进入中国，不断推销资本主义的理念和产品。
同时，由于英国向中国输出大量的鸦片，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面对外贸逆差和钱荒问题，清朝政府不得不开始借钱、出卖国土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深陷于危机之中。
3.太平天国运动与改革思潮的兴起19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国家和民族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这个背景下，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
这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表达了中国民众反对封建社会和外来侵略者的要求。
同时，这次运动还促进了中国改革思潮的兴起。
清朝政府不得不开始进行改革，试图重建国家和社会。
虽然这些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施，但是它们表明了改革是中国前进的必由之路。
4.辛亥革命的爆发一战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矛盾日趋尖锐。
这个时期，中国的革命形势不断加剧。
在这个背景下，辛亥革命爆发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自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
5.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20世纪初，中国开始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的引进，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也越来越深刻。
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不断加强，中国逐渐成为现代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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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何茲全刊《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摘自“世纪中国”网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
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
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
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
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
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
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
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
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
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
），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
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
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
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
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
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
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
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
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
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
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
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
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
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
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
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
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
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
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
《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
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
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
《食货》应运而生。
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
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
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
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热闹之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反思。
因此，《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
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
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
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重视材料的收集。
他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
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
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
”他并不轻视理论，但他认为理论必须与材料相结合，由材料来实证。
“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
”“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是房子。
方法是史学所必须，但方法不就是历史。
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
”（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1日)。
）对于搜集材料有成绩的，又会希望他们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
如他在称赞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的研究风气时说：“龚化龙先生是在武汉大学李剑农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
李先生指导下的学人，自有一种风气。
他们详细的搜求材料、慎重的发言，他们没有多少自己的话。
这种治学精神，如果再加以经济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必能为了这门学问大张旗鼓的。
”（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
）有了材料，就更显得理论方法的重要，须要理论的陶冶和哲学的引导了。
不持偏见、公平的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
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
宣传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广告就说：“国内的唯物辩证法叙述古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概况及各派主张之详细内容者，本书实首屈一指。
”(注：见《食货》半月刊多期。
)陶希圣曾颇为幽默的用很俏皮的话来反击对唯物史观的攻击。
他说：“学术界对于唯物史观的攻击，好像锋头很猛。
我要声明的是：一食货学会会员不都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
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
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
因为他指出别人不肯又不敢指出的真实，便易受别人的攻击。
”（注：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4期。
）从他这三点声明看：（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
”虽然不都是，主编人应该是吧?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主编是的意思。
（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
”这是和当时左派所执的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划清界限。
（三）“这个方法的毛病是在用来容易指破历史上隐蔽在内幕或黑暗里的真实。
”这是真实而又有感情的道出他心的深处是执着唯物史观的。
陶希圣先生晚年，反思他过去的学术思想时，曾说他是“社会史观”、是“旁门左道”。
他说：“民国20年至26年(1931—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
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
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
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
两者格格不入。
”（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出版。
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这里是从陶晋生的《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一文中转引的。
）所谓“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的正统历史学，很清楚的是指的胡适先生为首的当时在中国历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学派。
这里，他说他的观点是“社会史观”，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以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
他又说：“我虽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
我自称为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
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讲究方法论，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
《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
”（注：见陶希圣：《夏虫语冰录》。
）在别处，他在追述他早期的史观时也说：“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而不堕入唯物史观的公式主义圈套。
使用的方法是社会的历史方法，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
用心用意，把《国家论》译为中文，交新生命书局出版。
”（注：转引自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古今论衡》第2期(1999年6月)。
）细绎陶氏的著作，应该说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
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
从《食货》创刊号起就刊有“食货学会会约”。
但据我所知，即使按会约规定这极松散的学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上有个“食货学派”。
在《食货》上写稿的人，不都是完全同意《食货》的“宗旨”的。
抗日战争一发生，《食货》停刊，《食货》的写稿人也就散了。
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主要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
当然，学术思想上属于食货学派的还有一些人，后来联系不多，连士升搞翻译，沈巨尘作官，都不再作社会史研究。
食货人中，最有成就的是鞠清远。
此人粗犷、厚道、勤奋，而有智慧。
可惜!鞠、武、沈都误入政治歧途，作了汪精卫伪政府的官。
有个全汉昇，是我北京大学史学系同班。
最近以90岁高龄在台湾去世。
他在《食货》上写过文章。
他最有成就、有贡献的文章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出版)刊载的《中古自然经济》。
他1935年毕业后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写社会经济史论文很多。
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
《食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而又争不出个名堂来之后应运而生的。
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三、重材料和重理论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
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
没有材料，研究个啥?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或永远提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