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兴亡周期率

重温“黄”“毛”延安窑洞对

解读历史兴亡周期率

高云峰

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时候，我们重温“延安窑洞对”，回顾历史和建国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警示和借鉴作用，只有全面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民主制度，与时俱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及时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成毛泽东与黄炎培跳出史兴亡周期率的怪圈的良好政治愿望。

背景资料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

《延安归来》记录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的、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著名对话，即俗称的“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畅谈，即所谓“延安窑洞对”。谈话是在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把黄炎培当做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己，而没把他看作尊贵无比的领导人。他们的交谈是两位好友间的私人谈话。在作风平易、亲切和蔼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因读者不易找到这次对话全文，故本文援引时照录原文，不加删节）。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

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

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view/69061.htm - 16k ）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规律，但黄炎培先生的造成兴亡的原因，今天看来不尽全面。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研究这个规律就会发现，社会历史兴亡周期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结果。

一、兴——开国的兴盛

1、上层统治集团人才荟萃。

一个国家的建国初期，掌管国家事务的统治集团大多是人才荟萃。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都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推翻原来的统治集团，并战胜各政治势力后登上统治舞台的。他们大都是集雄才伟略、坚韧的毅力于一身的人物。他们不仅要统率军队对外战胜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内还要团结同阵线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力量，而且更要在同一阵营中显露出超人的长处。他们中有的人原来地位低下，或由于作战勇敢，或机智超群，或在某一次或多次的决策中提出的方法、策略被采纳，因效果显著而逐渐走上统治集团的上层。所以，战争年代人尽其才的程度要比和平年代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哪一个政治集团人尽其才，就会在历史的大动荡中走向统治舞台。秦末刘邦比项羽的军事力量要小得多，就因为刘邦善于用人，能人尽其才，所以他就统一了天下。建国初期国家太穷,相当于原始共产主义，没有过去时多的剩余产品供官员贪占，加之，官员大都是贫苦出身，即使是出身上层的也都在多年的战乱中度过，刚过上安稳的生活，生活要求较低，有吃有喝有住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农业立国，百废待兴，产生贪污腐败的条件相当薄弱，而且上层官僚还基本上把持在在夺取政权时的贤能之士手中，政治比较清明，官员之间还还没有形成关系网，“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官员的提拔晋升大都能达到任人唯贤的程度。

2、大动荡后的人心思治。

一个新生的国家多是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在旧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如秦末大泽乡农民起义（公元前209）至汉朝（2002年）建立，前后经过七年战乱。而且在大泽乡起义前几年人民就已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暴秦统治下了。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不仅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就是上层社会人物也不例外。由于新生政权的建立，人们的战争创伤犹痛，都十分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和平生活，都一心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因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政权，同时对旧政权覆灭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因而多采取一些改善生存条件，解决温饱的政策措施来发展生产。例如刘邦建立汉朝后就采取了“轻徭薄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发展生产的措施，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稳定，虽然采用了人民公社这个超历史阶段的生产形式，但是在水深火热中被刚刚解放出来的人民战争创伤犹痛，出于对战争的憎恶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及对共产党朴素的感恩心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当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因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人民公社因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影响了人们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