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印度前中共用诉苦大会激励士气

反击印度前中共用诉苦大会激励士气
除宣布全疆范围军事管制外，一线部队开展了以传统方式激励士气的‘诉苦大会’。

这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

大会上战士
会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在地主、官僚或外国侵略者欺压下，过着如何凄惨的生活，最后
把仇恨集中在反动派身上，激扬起英勇战斗，伟大的牺牲精神。

这次，昆仑山上的诉苦动
员会，依然采用的是这种传统方式。

只不过尼赫鲁当局代替了当年的日寇而已。

我当时心中曾经暗想：这种方式有些过时和牵强。

三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时，地主、反动派早被打倒多年了，苦难的根源究竟为何呢？无论如何，这是战前必须的一个步骤。

总之，战备的车轮飞速地转动着。

这一时刻我的具体任务是：与借调来的英文大学生一起，组织连队战士骨干，普及战场喊话，口号内容由上级下达，主要内容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出来”，“我们宽待俘虏”，“不要动”，“跟我走”等六句，由我们翻成印地文和英语。

为使战士容易掌握和朗朗上口，翻译力求简单明了，不拘泥于语法和句子的严谨。

骨干人员的组成是每连抽调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齿伶俐、政治可靠的战士，集中在一起学习。

学习班上除教会口号外，还须讲明中印边界战争的性质及优待俘虏的重要性。

骨干们返回连队再向全连普及。

虽然不知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激动中战士们能否喊得出来，但只要能用上一、两句，就算达到了目的。

由于印度军方指挥部的前移，派出查模·克什米尔国民军、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及库玛翁联队的组合部队不断在中印边境西段，越过传统边界线肆意进犯，并配以空军进行空中支援及侦察，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安全，中国当局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内地调正规部队陆军第四师入疆驻防喀什，协助原有的地方边防部队守卫边防；273野战医院正式迁驻莎车备战；新疆军区所属民族部队骑兵第三团进驻康西瓦‘前指’附近的大红柳滩待命。

双方军事对峙，火药味极浓，战争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军委曾明确指出：中印边界问题之重点，在印军军事活动最为频繁的西段--
拉达克、阿克塞钦地区。

自西向东天文点、加勒万、空喀山口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班公洛中国一侧，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由于地处高海拔，生存环境恶劣，除少量往来游牧的西藏边民外，基本上是未开发过的荒无人烟地带，如今却成为两国兵戎相见的焦点地区。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个人分析是因为此地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国际上某些大国乐见于两国矛盾激化，从而成为控制两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筹码，得渔人之利。

康西瓦‘前指’由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野战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及南疆军分区刘发秀组成，直接听命于总参作战部的命令，实施西段作战指挥。

六二年七月初，我接到命令，出发到西段最早发生过武装冲突的空喀山口执行任务。

出发时掌握的情况是印军巡逻队在该地活动频繁，我的任务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翻译工作。

到达空喀的第二天，我便和守卡战士一起参加了加固工事的劳动。

搬一块十几斤重的石块，登运三、五十米的小缓坡，感觉气喘吁吁，心跳至喉，好不难过，说明我仍有高山反应。

驻守边卡的战士为了招待我们，特地从远离边界二十公里之外，猎获了一头野牦牛来改善伙食。

缺少调料，厨艺又一般，煮熟的野味并未引起大家的食欲，只是曾来过此处，与守卡人员相互熟悉的几位参谋，选取了牦牛的心、肝和生殖器等部位分而食之了（认为滋补，又不腻口），而这些珍贵部分还轮不到我和测绘大队的几个人分食。

我们吃的只是大块、大块的肉，任你随便吃。

然而，我们竟吃不动。

高山反应令人只盼望能吃些根本无法得到的蔬菜、水果。

奇怪的是吃过一次之后，我便对食肉产生了过敏，感觉和吃过之后的排泄物有相似的气味（不是臭味，却熏脑子！）。

大约十点多钟，接值勤的哨位报告，有一队印军巡逻队沿河滩自东向西行进。

我们几个人迅速爬出工事，站在坡顶明显处了望，见远处十几个印军成纵队向前蠕动。

距那里不远处曾是野驴啃食野草的地方，野驴消失，印军却出现了。

我们边呼喊边挥手，示意对方退回去。

估计他们也发现了我们，虽听不清我们的喊话，却能理解我们挥手的含义。

果然印军沿原路返回了。

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见到的印军。

第三天与战士一起正在修建工事，忽闻境内东北方向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群活动。

前指命令立即前往侦察。

我和南疆军区联络处的闫某及一名藏语翻译一起，率十一团的几名战士出发执行任务，肉眼看去，目标只不过在一两公里之外，实际上却有三、五公里之遥，没想到人的视力也会有高山反应，产生误差。

我们沿着坡度极小，向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东北方向急进。

看上去十分平坦的开阔地，却一点都不平坦，穿着大头鞋急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路上，虽是行进在几乎察觉不出的下坡路上，路面依然是忽高忽低，非常难走。

我感觉十分疲惫，尤其上学时留下的腹泻和肝区疼痛的老毛病一直折磨着我。

体质的虚弱，外加环境的恶劣，几乎令我晕倒。

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领受到的面对面交锋的任务，没有任何退缩的道理。

我们侦察小分队在距目标二、三百米时，便三人一组，呈三角战斗队形向前靠近。

前面的目标已清晰可见：几顶蒙古包，周围有几匹马和一些牦牛，稍远处则有几群羊，蒙古包前站着几名藏装妇女和男人惊异地望着我们。

通过藏族翻译的沟通，紧张局面很快缓和下来。

我们被让进帐篷内，藏胞给每人送上用黑乎乎洋瓷缸盛着的淡淡的奶茶，本人虽不习惯这种奶茶，且闪过一丝染病的担忧（据说当地藏族同胞患有肺病和性病的比例很高），但出于对主人盛情的尊重，大家都欣然接受了藏胞的款待。

谈话中得知，这些藏族边民年年赶着上百只羊群驮着盐巴（每只羊可负重二十多斤）到印度换取粮食、茶叶等生活用品。

一场虚惊之后，我们告别了藏胞，返回哨卡营地。

当天下午，刚刚返回哨卡，便接到前指发来的急电，命我次日返回康西瓦领受新任务。

原来天文点哨卡（约海拔六千七百米高，可谓世界第一高的边防哨卡）遭遇新入侵印军的严重威胁。

天文点军情刚刚基本稳定，又接报加勒万地区情况急变：印军沿加勒万河谷向前挺进，增兵设卡切断了中方向九号哨卡的运输补给线，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

前指命令我第二天拂晓出发，直接赶往加勒万河谷做好发生任何情况的应急准备。

边界形势瞬息万变，随时可能点燃爆发战争的引信。

从两国军队调度难易程度的角度上分析，印度无疑更具优势，列城、斯里那加或首都新德里距边界之近，使他们便于指挥、调动部队；中国的喀什、乌鲁木齐或首都北京则距边界远之又远，调动部队远比对方难度大得多。

特别在边界线漫长、地形地貌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各重要防区的分布呈‘W’形，加之受山上可接纳人数的制约，野战部队势必只能根据突发情况的轻重缓急，以排、连、营为基本单位，驰骋于各防区之间。

这的确是对指挥员调配、指挥能力的一种考验。

中国的高级将领大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对前沿部队的指挥明确而又具体，所以前方官兵心中有底，能顺利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指令。

就是营、团级指挥员也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经验丰富的长官。

我到过空喀、天文点、加勒万三大防区，亲身感受到中国军人所选设的卡、点的地形、位置远远优于对方。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是唯一略知联络工作的印地语干部，来往于各防区更是我责无旁贷的职责。

这样仅经几个小时的休整之后，第二天凌晨，未及观察一下周边的地形地貌便与王记者等人匆匆赶往加勒万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