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很大的突破”。

除此之外，《中华民国史》连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还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第一，内容全面丰富，建立了较完整的民国史研究系统，包括史、论、传、事，可以说民国史上的主要问题、重要人物、大事要事，基本上均已涵盖其中。第二，具有较高学术深度与学术水平，具体表现为论述比较深入，对民国史上的重要问题、事件和人物，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对若干重要个案的考察与分析，也较为透彻。第三，评价较为平实客观，尽量做到依据史实对人物、事件给予全面的客观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片面单一评价的缺陷。第四，史料利用比较全面丰富，尽可能运用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历史资料，突破了过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包括档案、文献、报刊、回忆录等，其中不乏难以找寻的珍稀文献资料，以及现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和国外各档案馆图书馆的史料，近年来新开放的史料如《蒋介石日记》等。

《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对于民国史分支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也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中华民国史》的撰著与出版长达30 年，而且参加该书写作的学者为数众多，各位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有所不同，受客观与主观各种因素的制约，难免留下时代的印痕，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①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现今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已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颇具活力、成果丰硕的分支学科，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民国史毕竟还是属于历史学中较为年轻的分支学科，仍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存在着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与问题，包括继续发掘与运用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进一步扩大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并对民国史研究的各个重要问题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对话等。

在民国史研究中，迄今还有不少缺乏深入研究的领域或是探讨不足的课题，需要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例如近20 余年间，在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之下，学术界对近代中外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日益重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似乎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旨趣。分析现有成果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不难看出，从社会群体考察社会变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称得上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研究视角。史学界虽然较早已开始透过社会群体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但在研究方法、视野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侧重于政治史的单一研究范式，对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政治反抗斗争的笼统性论述较多，对上层官僚群体的研究则多限于揭露其腐朽和反动的一面，论述的具体内容也大都是官僚群体如何对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很少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也难以揭示上层官僚群体和下层民众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全貌。即使是以往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研究，但也仍有不少下层社会群体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或薄弱环节。另还有不少重要的社会群体长期受到忽视，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促成了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社会群体的诞生。这些新群体大多属于社会中间层，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此予以认真探讨当可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也可填补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或是弥补某些薄弱环节，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此外，民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