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革命推翻清朝是因为革命派更进步(因而更正确)的论述,同理也常见于论证北伐军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不论史学究竟是否可算严格意义的“科学”(近年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关注),这样先验的研究倾向肯定减少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在此倾向下重建出的史实,也可能距原状更远。

以民国史研究为例,我们的民国史研究近年发展较快,论著日多,若以进步速度论,在近代史研究中应可名列前茅;但与近代其他时期的研究相比,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对民国时期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我们的认识似尚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除一些类似五四、五卅、北伐、抗战、国共之争等大事件有数量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余内容恐怕连普遍的覆盖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而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恐怕都还相当不足。概言之,整个民国史研究或者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而全面的社会与集体心态重构尤嫌不足,一个比较全面的动态民国历史图像还有待于重建(即使对上述已集中研究的事件,也存在有选择地注重和忽视不同因素的问题)。

民国史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是一个相对更为薄弱的时段。此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亦然。在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两卷共26章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占两章;在法国学者J ean Chesneaux,Fra ncoise Le Bar bier and Ma riecla ire Ber g re撰写的民国史(China fr om the1911Revolution to Liber ation,tr.by Pa ul Auster,L 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 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时期为全书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军阀时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谢里登(J a mes E.Sheridan)写的另一本民国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 a in Chinese Histor y,1912-1949, New Y 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时期为全书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近年中外对北洋时期的研究稍增,但总量仍不算多。很显然,败落的北洋军阀已成为历史写作上的“过渡”章节。

其实,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给对立面以发言权,然后可得到接近原状的认知。只有对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和北洋双方的心态、观念、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从既存研究北伐时期的多数论著看,过去似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仿佛20年代一直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在进行斗争。其实,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前后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引起人的充分注意。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争斗,只是在1927年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当时报刊上最著名的“赤党”,实际上是活跃在台面上的左派国民党成员徐谦与邓演达,对真正的中共反而了解不多也注意不足。

这样看来,既存的研究倾向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倒放电影”手法的优点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