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
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
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
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
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
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
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
《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前言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既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进行回顾和展望，以期能够对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回顾研究方法的变迁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
当时，由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中。
然而，当时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缺乏深入的社会分析和理论分析。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研究方法逐渐从传统的文献学转向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研究方法的变迁中，文献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同时，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派。
研究视角的转换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也经历了从政治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换。
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变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家和政治事件。
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逐渐流行，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开始向社会史转变。
研究者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和民间社会的变化。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文化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文化史的视角下，研究者更加关注各类文化现象，例如文学、艺术、宗教和传媒等等。
这些文化现象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对于学者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成果的丰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富多彩。
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和路线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这是毛泽东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对于揭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1)
• 11.李松林，韦 磊.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2013（4）．
参考文献
• （二）专著：
• 1.宋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 2.梅宪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政治沟通，以事件、政党、媒介为研究单位。 • 2.经济学理论借鉴： • 制度与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的中国样态，经济发展与环境
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演变为中心线索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三 研究方法
• 历史观：唯物史观及其他史观 • 多学科交叉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的文化学（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 选择、文化接受） • 多视角：宏观、中观、微观 • 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法
版，中共建党纪念的起源与共产国际，中共革命话语建构 与共产国际， 《联共（布）党史》与中共历史，当代中国 问题的国际背景，中共对国际媒体的利用（如延安时期）， 国际媒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如《时代》周刊对于中国问 题的报道，如斯诺在延安等。
二 研究内容
（四）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借鉴
• 1.政治学理论借鉴： • 政治符号、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政治仪式、政治协商、
2010．
• 3．段治文．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4．杜君，吴蓓，王金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M]．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2010．
• 5.姜良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导引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 6.康沛竹．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绪言,一,政治制度是庞大的文化家族的一个成员。
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款款地走来了人类文化的骄子:物质文化、观念文化、技术文化、礼俗文化??人们对它们投以赞赏的目光。
唯独对制度文化～尤其是对政治制度～却往往给以不好的名声。
这是因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制度文化主要是用来维护剥削者利益的工具。
的确～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是压迫与欺凌的同义语～意味着镣铐与监狱～数不清的强迫遵守的法令与说不完的冤情。
但是～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国古籍中称政治制度为典章法度。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古代的典章法度～在文化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繁盛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保持统一国家型态达两千年以上～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成就的标志之一～反映了历代王朝管理国家的丰富经验。
中央权力的完整性、中央与地方权威的上下呼应、线性权力与点性权力的结合、机构运转与教义无形力量的配合～等等～都值得研究借鉴。
当然～古代政治制度中也有许多糟粕～个人意志超制度的运用～监督机制的无力～致使君王昏庸、决策错误时～没有一种力量能起到“控制阀”的作用～直至以改朝换代告终。
这无数次重复过的历史～民国时期再次出现～它从反面成为人们的文化财富。
,二,政治制度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甚至至今仍对它的确切内涵莫衷一是。
有的说政治制度即政体～是指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实现自己的统治, 有的说政治制度包括国体与政体,也有的说它的外延大于国体+政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
然而政治体制这一概念的共识度更逊于政治制度～《辞海》直到最新版,1989 年版,还没有这一条目。
这种情况～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内容在不断拓展。
从前曾把古代职官史当作古代政治制度史来研究～今天如果再将现代政治制度史看作现代职官史～显然是大不够了。
如果求同存异～下面这些认识可能被共同接受:一国的统治形式服从于国家的性质,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政治规范、政治构架、政治文化与政治运行程序～是研究一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具体反映在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吏治制度、地方制度以及国家构造形式等制度之中。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读书报告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读书报告《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是一本关于历史学治学方法的著作。
作者在总结前贤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个人治学所悟，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些实用有效的运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基本门径和办法。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及其应用的分说；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
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历史研究中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对于初入史学之门的研究者来说，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同时，作者还介绍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包括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口述史料收集等。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是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及其应用的分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史料，包括文献、实物、口述、民间传说等，并介绍了这些史料的获取和应用方法。
本书的第三部分，则是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史料和取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的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史料支撑。
晚清民国时期的史料主要包括文献、报纸、杂志、手稿、档案等。
这些史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而且记录了当时的思想、思想家、社会运动、政治事件等。
因此，晚清民国时期的史料对于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如何正确地利用史料，成为历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桑兵先生的《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一书，精辟地阐述了各种史料的用法和现状。
本文将以报纸史料为例，探讨其在晚清民国研究中的价值和应用。
清代以降，报纸作为新兴媒体，逐渐成为社会各界了解时事、表达观点的重要渠道。
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艰难与困境
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艰难与困境作者：王晟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2019年第2期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艰难与困境王晟(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摘要:民国时期,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旧学深厚且学贯中西的优秀史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建立起了一些现代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
以傅斯年、陈寅恪为首的一批民国学人追求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努力摆脱政治的牵绊,致力于建立一个纯粹的学术社会。
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民族危机的加剧)时时刻刻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发展。
把他们建立学术王国的梦想击得粉粹。
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建立学术社会的努力虽然在当时屡受挫折,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成为中国学术的奠基之作。
关键词:民国史学;政治;学术社会;民族危机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00-00清末民初以来,史学取代经学,逐渐走向学术中心。
自1920年代之后,民国史学界开始出现了一批近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机构。
与此同时,一批旧学深厚且掌握了西方先进学术研究方法的现代史家涌现出来。
因此,有人把民国视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黄金年代”,绝不是无的放矢。
但是,民国又是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乱世。
波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加上政府的经济拮据,又使得民国学人渴望摆脱政治的牵绊,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变成了空中楼阁。
因此,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每一个民国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1 不谈政治——建立一个纯粹学术社会的努力19世纪20年代,一批拥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学人陆续归国并且在学术界展露头角,傅斯年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论学术造诣,傅斯年远不及陈寅恪、陈垣等人精湛;但是,傅却是这一群体中非常有雄心且拥有极强组织力的“霸才”。
傅早年在欧洲学习心理学,之后又学习语言学,同时又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
复杂多样的学科背景使得傅斯年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而且,傅有着把东方学中心从巴黎和柏林转移到北京的雄心;更重要的是,傅还具有极强的领导天赋,是不世出的学术组织者和领导者。
学术与政治：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的历史考察
［ 关键 词 ］ 学术独立 学术自由 教育独立 学术社会 政学分离
［ 中图分类 号 ］Ｋ５ ［ ２８ 文献标 识码 ］Ａ ［ 文章 编号 ］１０ １４ （００ ５ Ｏ１— ９ ００— １Ｘ ２１）０ 一 １４ ０
在推崇 官学 一体 、经世 致用 的传统社 会 中 ，学 术长期 受 到政治 因素 的干涉 与影 响 ，二 者界 限 混淆不 清 。对此 ，严复 首先 引人 自由一 词 ，主 张学 问与 政治 分 离 ，国家 对 “ 问 之 名位 ” 尤须 学 “ 优其本 制 ，谨 其保 护 ，则 专 门之人 才既有 所归 ，而 民权之 意亦 寓焉 ” 。王 国维批 评政府 “ 官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以
１４ １
民国初年 尤其 是新 文 化 运 动 兴起 后 ，国 内知 识界 普遍 接 受 和宣 扬 西 方 自由 、民 主 的启 蒙 思 想 。受 此 影 响 ，一 些知 识分 子 在崇 尚人 格独 立 和个性 解放 的同时 ，又 力 图摆脱 政 治 因素和外 部 环
境 的干 涉 与束缚 ，开始 自觉 、主动地 吁求 思想 自由与 学术 独立 。 作 为 民 国首任 教育 总长 ，蔡 元培 早 在 １ １ ９ ２年便 将 教 育 划 分 为 专 制 时 代 的 “ 属 于 政 治 者 ” 隶 与共和 时代 的 “ 超轶 乎政 治 者 ” 两种 ，号 召教 育 家 “ 立 于 人 民之 地 位 以定 标 准 ，乃 得有 超 轶 得
２ １ 第 ５期 ００年
学术 与政治 ： 民国时期 学术 独 立观 念 的历 史考察
李 来容
［ 提 要 ］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学术观念的加速引进及传统文化的 日渐没落，学界愈益关注学
术 与 政 治 的 关 系 ，主 张政 学分 离 ，并 摆 脱 致 用观 念 的 束 缚 ，确 立起 学 术 以 求 真 为 目的 的 独 立 价 值 和 地
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变革
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变革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它标志着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在这个时期内，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影响了社会结构，还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1.社会结构的变革在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封建时代的构架逐渐逝去，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地主阶级逐渐衰退，农民阶级逐渐壮大，因此最终导致了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此外，由于国家运行的削弱，腐败、黑暗、贪污的现象不断地突出，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脱离原有的羁绊，实现前所未有的自由。
2.政治上的变革在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变革也十分突出。
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剧变，许多的政治实验被推翻。
国家产生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治体制，使得人民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繁荣的城市生活。
在这个时期内，最出名的就是五四运动，它的发生标志着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中坚力量。
五四运动后，中国普遍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浪潮。
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它所代表的民族大团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民族自豪感。
3.经济上的变革民国时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
由于对西方信息的接触，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并且积极进行民族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1920年代，“新资本主义”、城市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跃期。
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崛起，商业、银行业和教育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由于外国干涉和经济不平衡的现象，经济上仍然受到较大的制约。
4.文化上的变革在文化方面，民国时期很多的新思潮和文化思潮开始涌现。
这些思潮充分表现了中国智力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力的释放，使得中国新文化运动掀起热潮。
在这个时期内，五四运动的发生以及后续的“百花齐放”运动，使得文化处于一个非常灵活的状态。
文化上的变革除了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还较为鲜明地体现了新式思想将人文和自然科学相结合。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非常深刻和具有独特性。
2015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2015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殷昭鲁*2015年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从宏观上来看，井喷与平流错落相间，新史料与新视野互为奥援，呈现出一体推进、两翼雄展的局面。
本年度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和《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两大历史节点，这为抗战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机，新资料的不断发掘，新视角不断涌现，研究的精细化程度更为提高;社会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势头依然，社会生活的细致入微处也为研究者所关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战时中日、中美关系仍旧成为关注焦点，成果丰富并且也有所创新;此外，经济史、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视野也不断拓展。
一政治史研究民国政治史一直是民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
随着民国政治人物的日记与档案资料的开放，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更为细致、立体，新意频出。
(一)政府管理与地方关系在政府管理方面，徐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在不同阶段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在二者的博弈中，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房列曙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聘用、派用与内外调任制①①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徐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
度，指出，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但是由于公务员任用制度本身存在缺点，在执行的过程中“事前审查”变成“事后追认”，以及专制制度的危害，孙中山关于考试权独立的理想没有完全实现。
①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刘文楠梳理了从1931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败后避居大连到1934年秋蒋介石走访晋绥这段时间中，蒋介石与阎锡山、徐永昌的互动博弈关系，并将其置于当时“攘外安内”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如何从各自利益和诉求出发，寻求一种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
②政治区域化是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军阀即是政治区域化的产物。
段金生从民初、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等几个时期探讨了西南军阀地域范围的流变情形。
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介绍
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介绍一、学科简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历史学全国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由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近现代史教研室共同构建学术平台。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于2000年入选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历史文化学院近现代史教研室是国家级精品课“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组织单位。
从80年代初以来，该学科已经培养近千名优秀的近现代史硕士，成为全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栋梁之才。
学科的师资力量雄厚，图书资料丰富，科研成果突出，学风严谨。
学科能为有志于近现代史的研究生提供较多的选择方向，因材施教。
二、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为高等院校和各级科研机构培养教学、科研人才，同时也为各级政府机关培养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研究能力和品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品行良好，立志为国家、社会甚至以及人类发展作贡献；（2）具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了解国内外对于本专业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并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同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好的科研潜力，并能够独立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此外，应不乏其它方面的工作能力和素质。
三、研究方向简介本专业点立足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密切关注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或深远意义的领域，使研究生的培养立足于较高的起点和学科发展的前沿。
研究方向一：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本方向着重探讨近代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及其主要特点，同时重点关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研究方向二：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本方向主要探讨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重点关注近现代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政治组织、政治人物等，以及政治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
研究方向三：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本方向主要考察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演变,着重探讨思想文化人物、学术、思想和文化组织,思潮和文化运动以及思想文化与其他社会生活的关系。
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步发展壮大。在国际人 权法、环境保护法、经济法等领域，法理学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化。学者们开始法 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强调法律的多元价值和独立 性。这一时期的法理学研究为推动国家法治进步和社会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新中国法理学进一步发展和转变。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 背景下，法理学研究开始法治建设、法律实施、法律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学者们 强调法律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主张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 问题。同时，法理学界也开始重视比较法学、法律文化学、法律社会学等跨学科 的研究，以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理论内涵。
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新中国法理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展望未来，法理 学仍将继续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随着全球化和信息 化的深入发展，法理学研究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 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培养高素质的法学人才，提升法理学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新中国法理学在过去的七十年里经历了从法律体系的建立到国家治理 的现代化的不断变革与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推动法理 学的发展，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贡献智慧和力量。
内容大纲
1、建立：伊儿汗国是在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中，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 兀建立。其疆域东起阿姆河，南至叙利亚和两河流域，西至小亚细亚，北至里海 和咸海。
2、兴盛：在旭烈兀和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伊儿汗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旭烈兀汗国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 实力、繁荣的经济贸易以及丰富的文化教育。
最后，全球化视野的引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国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中 国本土，而是将中国置于世界舞台中进行考察，从而丰富了民国史研究的内涵。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 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 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 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 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 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 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 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 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 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 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 动。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探索的历史考察
一
坐标 来 审 视 世 界 。 因 为 不 知 道 地 球 的 大 小 而 又 夜 郎 自大 ， “ 所 以 中 国 人 认 为 各 国 中 只 有 中 国 值 得 称 羡 。 “ 在 半 殖 民 地 ’ 半 封 建 社 会 的 中 国 ． 民 族 危 机 的 加 深 使 传 统 权 威 形 态 与 价
土壤 。
［ 键 词 ］ 国初 年 ； 党政 治 ； 史考 察 关 民 政 历
［ 图 分 类 号 ］ ２ ８２ ［ 献标 识码 ］ ［ 章 编 号 ］１０ 中 Ｋ ５． 文 Ａ 文 ０ ９— ２ ３ （０ １ ０ ２ ４ ２ １ ）１— ０ ６ ０ ９— ０ ２
政 党 政 治 作 为 现 代 民 主 政 治 的 一 个 基 本 表 征 ， 是 各 国 政 治 实 践 所 追 求 的 目标 之 一 。 京 国 民 政 府 时 期 ， 民 党 政 南 国 权 在 中 国社 会 引入 政 党 政 治 ， 逐 步 确 立 了 “ 党 治 国 ” 一 并 以 、 党 专政 的模 式 。
以 应 付 危 机 的 能 力 。 因 此 ． 何 积 聚 革 命 内 核 ．的广 泛 传 播 提 供 了 良好 的 条 件 。 １９ ８ ４年 ｌ １月 ．孙 中 山 领 导 的 兴 中 会 在 美 国 檀 香 山 成 立 ， 这 是 中 国 近 代 第 一 个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团 体 。 １ ９ 年 ｌ ８５ １ 月 ， 学 会 在 北 京 成 立 ， 此 梁 启 超 曾 评 价 说 ：当 甲午 丧 师 强 对 “ 以 后 ， 人 敌 忾 心 颇 盛 ， 全 瞢 于 世 界 大 势 。乙 末 夏 秋 间 ， 国 而 诸 先 辈 乃 发 起 一 政 社 ， 名 日 强 学 会 者 ” 彼 时 同 人 固 不 知 各 国 “ 有 所 谓 政 党 ， 知 欲 改 良 国 政 不 可 无 此 种 团 体 耳 。 ”４２ 但 ＿ ０世 纪 初 期 的 中 国 ． 历 着 从 传 统 向 现 代 的 艰 难 转 型 。随 着 中 国 经 民 族 国 家 的 诉 求 日 益 高 涨 ， 方 民 主 观 念 的 大 量 流 传 、 宪 西 立 运 动 和 革 命 运 动 的 刺 激 ， 使 广 大 民 众 的 政 治 觉 悟 和 政 治 参 与 的 意 识 逐 步 增 强 ，他 们 迫 切 希 望 一 种 新 的 政 治 制 度 来 取 代 腐 朽 没 落 的 清 王 朝 。 而 能 够 承 担 起 此 任 务 的 最 佳 政 治 组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实践与思想探索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实践与思想探索中华民国时期，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
在政治实践和思想探索方面，中华民国的历史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本文将就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实践和思想探索进行探讨。
一、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它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尝试用暴力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治。
辛亥革命的胜利象征着封建帝制的灭亡，亦标志着国家处境的巨大变革。
此后，中华民国确定了共和国的国体，大量的政治实践也随之展开。
在民国成立的前几年，主要是以北洋政府为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政治实践，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创办许多新的学校、制定宪法等，这些都推动了国家建设的进程，建立了国家的基本制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华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政治新生孩子，在国家建设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困难。
尤其在国民党掌权后，政治层面上的腐败日渐严重，社会治理问题凸显，国家的进程也受到了重重的阻碍。
中华民国时期虽然进行了许多有利的政治实践，但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与挑战，这在后来的历史上仍然是一大难题。
二、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在民国时期，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鼓吹民族主义的思潮非常盛行。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思想家一直呼吁要打造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华民族国家，使中国能够繁荣发展。
鉴于当时欧洲列强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是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另一个方面，中华民国时期也呈现出现代化的趋势。
在这时期，国家力图现代化，强化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从而有效推进国家的发展。
巨大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全体公民的福利和生活增加了更多改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大成就。
三、民主思想的发扬光大中华民国时期，民主思想得到了大力的发扬，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非常重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后，民权先驱在孙中山的主张下，提出以民主为中心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与自由是一个乃至人的基本权利与需求。
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杨 扬如果将新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回顾一下这些年重要的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论题。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阶段的史料发掘工作进行小结，同时也能够从文学史研究角度，回眸一下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展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一史料搜集、整理，给人的印象是比较零碎的，几乎看不出每个史料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4期“历史现场”栏目中的四篇文章，一篇是刘福春整理的锡金对近60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情况的答复，一篇是高会敏、刘涛对北平《世界日报》报道胡适与协和医学院的相关信息的整理，一篇是易彬对西南联大一位名叫马芳吉的学生情况的介绍，还有一篇是邱景华对诗人蔡其矫在延安时期（1938年5月至1939年7月）情况的介绍。
a单单从这四篇文章介绍的内容看，它们各自独立，看不出有什么相关性，也组合不成文学史上的某种线索和脉络。
这种不相关的独立性，是史料客观属性的一种体现，它有时就像是一座孤岛，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孤独、单体的史料搜集、挖掘和整理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搜集、挖掘和整理史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阐释和建构史料价值意义是另一个方面的工作。
有时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在一个程序中完成的，也就是发掘、整理与研究阐释在一个研究者手中完成或是搜集的史料在短期内就引发其他研究者的关注，有阐释成果出来。
但有时是分离的，挖掘者不清楚这些史料到底有什么重要价值和意义，只是将一些从未公布于众的历史材料搜集、整理后公诸于众。
因为学术分工的关系，有些史料的价值只有专攻某一领域的专家才有能力来阐释和建构其价值意义。
像上述文章中提及的胡适与协和医学院的史料，可能在文史研究方面不一定有太多的阐释空间，但从协和医学院的校史和中国现代医学院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或许是一份比较有价值的史料，因为以往研究一般不太会关注胡适在中国现代医学教育方面的作为。
【民国史研究-政府史专题】
玉
主持人语 虽然梁启超说过两千年封建史学不过帝王将相的家谱， 然降及近代， 随着民族 国家观念的兴起， 中国史学则转捩为偏向国家与人民叙事， 并由此分别衍生出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外交等学科， 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于代表国家、 治理社会的政府的关怀。旧 中国政府的政治品质固然毋庸讳言， 但其施政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说 是“ 人民历史” 或“ 国家历史” 的一个侧面， 需要给予“ 平等” 对待， 方能使历史的立体性与 动态感有所加强。况且， 从学理层面检视旧中国政府行政治理的观念、 方法、 技术与绩效， 也不失其对当代行政管理与政府建设的咨询价值与借鉴意义。本此想法， 我们提出构建 中国近代政府史学科的设想。 事实上， 学界以往也不乏以政府机构与行政官员为考察对象的成果， 诸如清末新政与 官制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 北洋政府、 广州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 伪满政 府、 汪伪政府等， 无一不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性议题。除了中央政府之外， 相关部 委与省级政府也逐步受到关注， 从晚清的总理衙门、 农工商部、 邮传部， 到北洋政府时期的 大理院、 平政院、 农商部、 外交部， 再到国民政府时期的五院（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 院与监察院） 、 行政法院、 铁道部、 教育部、 经济委员会、 建设委员会、 中央研究院等， 均有相 关论著予以程度不同的探究。另外， 以相关省市县政府为议题的成果也不少见。 但是， 既有论著虽然有“ 政府史” 的题名， 而行文多拘于“ 人民史学” 的认识角度、 思想 体系与论述框架， 谋篇布局偏重政治史叙事， 分析检讨难逃传统观念制约， 多未能将政府 作为历史主体对待， 给予客观的“ 理解” 。我们认为政府史不同于政治史， 也不同于官制 史， 政府史研究不能停留于政治性评述与臧否， 应当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 中国近代市政府的产生及其研究刍议》 一文着重提出开展中国近代市政府研究的意 义及其方法。近代化对于中国的深刻影响已不用赘述， 而中国近代化大潮的主流有二， 一为 近代城市化， 一为城市近代化， 凡此二者， 均以城市为枢纽。而市政府作为“ 城市的政府” ， 其 品质优劣和功能高下的重要影响自毋庸多言。中国近代城市政府生成路径与功能设定有异 于西方， 近代化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 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城市政府的特质与作为。 市政府史是中国政府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使相关研究更具科学性， 是一个复杂的议 题， 要在摆正学术视角， 以市政府作为论述主体， 分析其“ 当为” 、 “ 能为” 、 “ 作为” 、 “ 不作为” 与“ 乱作为” 的种种表现及其背后的文化与思想意蕴。应更多地运用组织建构、 权力配置、 功 能发挥、 绩效评估等相关理论与方法， 俾市政府史研究成果的“ 学理” 大于“ 义理” 。 治理城市是市政府的重要职能， 其手段多样， 涵盖政治、 教育、 文化与经济等各个方 面。《 警政与民国政府城市社会管理》 一文以抗战胜利后国都南京的警政为视点， 考察警 察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关系。战后， 国民政府与南京市政府对于首都警察的职能予以明确 和充实， 俾其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南京警察在城市公共安全维护与公益事业 建设方面也多有作为， 诸如调查户口， 打击犯罪， 监管市场， 开展禁烟， 检查卫生， 维护市 容， 指挥交通， 防火救灾等， 均有案可稽。近代警察在以往的学术论著中， 多为负面形象， 被视为“ 腐败的” 旧中国政府镇压民众的工具， 其实， 旧中国警察的常态活动还是参与城 市治理。如果放在政府管理的大视角下， 不难发现警察的职能是多重的， 他们的工作对于 城市生活与生产的维持与发展不无益处。但是， 也应看到， 警察毕竟是政府属员， 他们的 “ 不作为” 或“ 乱作为” 在一定程度上又代表了政府的“ 败治” 。
民国“历史研究法”研究
民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研究这段历史，需要从方法上加以规范和整合，民国“历史研究法”应运而生。
一、民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民国“历史研究法”包括研究的范围、方法、工具、资料等。
首先，研究范围应涵盖民国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
其次，研究方法应采取历史学中的各种方法，如史料分析、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
同时，还应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政治史应注重事件分析、文化史应注重文献分析等。
此外，研究工具也很重要，应结合研究方法选用合适的工具，如数字化工具、地图工具、可视化工具等。
最后，研究资料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应选择丰富多样、可信度高的史料进行研究。
二、民国“历史研究法”在政治史研究中的应用以政治史为例，民国“历史研究法”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是对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分析和比较。
在选取史料时，应选择各时期政治制度的法规和等，以此进行分析和比较。
通过对比各时期政治制度的异同，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政治发展。
二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可以从政治事件的史料中分析事件的转折点、背后的原因和影响等。
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可以加深对政治史的理解和认识。
三、民国“历史研究法”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应用在文化史方面，民国“历史研究法”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一是通过文献分析探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文化。
可以选择各种文化史料，如文学作品、刊物、文化传媒等，通过对其内容和特点的分析，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文化。
二是研究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
可以通过史料的数量、类型以及分布等方面来了解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
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
四、结论民国“历史研究法”在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通过规范和整合方法，可以更好地进行历史研究工作，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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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
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
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
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
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
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
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
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
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
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
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
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
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
“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
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
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
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
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
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
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
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
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
而运
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
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
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
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
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
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
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
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
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
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
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
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
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
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
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
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
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
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具有“整体史”抱负的民国史研究学人而言，不重视政治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民初及北洋时期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时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
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如果不从这一时期开始探寻，将根本不可能说清楚。
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而“党国”的嬗变，而军队也随之发生
由“皇军”变成“民军”再变成“党军”后来则标榜为“国军”的衍化?为什么自清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践不过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带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党式集权统治?为什么从长时段观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线、日德路线、帝俄路线最终被赤色的苏俄路线所取代，且国、共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选择苏俄军政体制来改造中国?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最具成效的时期，近代中国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以至由外国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权调查亦承认北洋政府这方面的成就?为什么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最为自由多元的现象，就是影响至今的揭橥“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甚至只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着力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