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常以观变_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_罗志田

学
︶ 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④ 后一取向不少学人迄今仍在延续（ 未必是有
二 意的） ，前者却早就淡出了多数研究者的视野。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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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眼光转变之后，有时常态也会被视为变态。例如，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真正形成规模的
三 年
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过是最近的事。至少抗战前的农业和农村，并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
① 杜亚泉： 《通论》，杜亚泉等： 《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 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是 1913 年 1 月《东方杂志》9 卷 7
号所附“刊行十年纪念增刊”） ，周月峰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 页。
② 因近年一直忙于“按时”完成作业，新书的阅读量有限，不排除这是一个错觉。
制和人与人关系等很多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少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创新见解和设想。同样由于我
们的选择性预设，这类创见也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或因其显得“非常”而不屑一顾，或径视为
荒诞而予以排斥。其结果是相似的，即强化了“民国史”图像的选择性。
其实，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学、学术思想变化与学
科认同”（ 08JJD752081） ； 四川大学 985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
两三年前，在一篇命题作文中，我曾指出一个现象，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研究者的数量明显增加，研究论著的增加幅度更大，不论是增长比例和论 著数量，似乎都已超过了此前最著的中国古代史。① 而在近现代史中，增长比例最显著的，无疑是 民国史。不仅论著数量增长，并已渐成体系； 经几代学人数十年努力的《中华民国史》②，就是一 个表征。
则民族主义的层次和面相都远更丰富，不仅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包括对外抗争和对内整合、动
员的面相） 仍需进一步探索，就是在文化、社会甚至生活领域，也都可见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① 说详罗志田： 《士变：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第 18 卷第 4 期（ 2007 年 12 月） 。

一体制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至少是否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其中较有名的是康有为） 。余人多站在 从
“共和”一边的立场上思考和论证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并建议或推行具体的政策。③ 后来的研究 基
本
者，也大多秉持同样的态度思考和处理其所研究的问题（ 虽未必是有意的） ，使问题的答案具有不 处
证自明的前定性质，而很多“研究”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为预定的答案寻求解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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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到太虚法师等，无不如此。① 而“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
报 ︵
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
哲
学 对其成员的护佑； 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变为一个
· 人
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②
了变态，更多是既存的常理被流行的新理取代了。⑧
知常有助于观变，若明确上述现象之常态与变态，则其产生便非常值得探究。有些间接的促
成因素，可能较为曲折隐晦，却相当深邃。例如，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之中，辛亥革命前民族主义与
反满的密切关联，是一个因后人讳言而未曾予以足够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因素。进入民国后，中国
思想和政治的很多变化，其实都与此相关。过去比较看重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及影响，实
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⑤ 包括民国在内的中国近代，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
时代，产生了很多此前此外很少见到的现象，带有明显的“革命性”； 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
往往很难以常理度之。或可以说，民国史研究必须更加重视的，就是近代中国具有不少与所谓传
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很不一样的特性。
一个与常理相悖的典型例子，即“革命”那超乎寻常的特异表现： 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
②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妍杰的博士论文即研究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虽尚未完成，已可见重大突破。
③ 以家庭为例，巴金所著的《家》，就长期作为美国很多大学“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指定参考书。则其学生所认知的“近代中
国”，便是一个亟须突破“家庭”桎梏的国度。一些严谨的学者或会认为： 巴金等人表述的是对所谓“大家族”的不满，而对
今人所谓“核心家庭”，似并无太多意见。昔年确也有新人物曾憧憬或寄希望于“小家庭”，但一般人似并无这样细腻的区
分。实际上，“五口之家”乃是很早就出现的言说，而那些考察析产、分家的社会史研究也提示出，当年社会中的多数家庭，
并不十分“大”。
④ 转引自冯友兰：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1921 年） ，《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郑
因朋友和师长的提携，我也曾参加过《中华民国史》的写作，却不敢自称是一个“民国史研究 者”———不仅个人研究的时段常涉民国建立之前，更主要的是，即使在考察分析时间相同的人与 事时，也很少将所讨论的问题（ issues） 定位在“民国史”之上，亦即不常以“民国史”为研究时的思 考范围。所以，“民国史”是一个我还需要学习的领域。另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参与，不妨略作 “自我批评”。以下所说，或是外行看热闹的门外话（ 不是客气） ，或是“过来人”的反思； 且因研究 不足，只能点到为止。敬请方家指正。
专
化。
题
⑦ 参见梁心： 《都市眼中的乡村： 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 － 1937》，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2 年。
研
⑧ 从清中叶起，中国人口和农业产量的矛盾就有人在讨论，现在仍是常被提及的话题，故农村当然有其实际的问题存在。但
究
以 20 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现象看，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仍被夸大了许多。从那时到今天，农业、农村甚至农民，都经常被视
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1 页。
⑤ 大体上，研究者容易受研究对象的影响。当年的时代风气趋新，好以外国眼光反观中国； 读书菁英虽试图走向民众，然多存
指导心态。这些都影响到后之研究者，因此而较少认真看待偏于“守旧”的言论，并不重视真正老百姓的看法。
⑥ 在认知层面，自近代出现城乡对立后，“乡村”逐渐变成了“农村”，“空间”逐渐“行业”化，甚或被取代，则是一个不小的变
一些尚存的故态看作可有可无的细节，置之不理； 若进而因“政治不正确”（ politically incorrect） 而
把一些史事摈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则我们看到的“民国史”图像，就可能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图
像———不一定不准确，却可以肯定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正因那是一个“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读书人的心态和思维，也迥异于承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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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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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 要： 民国的建立，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
三 年
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 面 相 上 带 来 了 变 化 ，这 些 变 化 又 怎 样 影 响 了 中 国 的 政 治、社 会、经 济 和 文
第
化。立足于古今中外的常态，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
其西方创制者仍在完善发展中的政治制度； 它所取代的，是至少推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用杜亚 知
泉的话说，辛亥年开始的鼎革，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来的各类转变，甚或大变本身，研究者的重视似尚不足，仍有提升的空间。② 观
从民国建立时开始，“共和”似乎就是一个先天正确无需论证的体制。仅少数人出来质疑这 变
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学者往往如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说，有意识地选择对局部问题做出尽可能完整答复的思考和努力方式。④ 由于长期
延续的既存意识形态已失范，又面临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新思潮，中国读书人思考的根本性、开
放性与颠覆性都是前后少有的。他们中一些人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人与自然、人类社会、政治体
反
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为预定的理论设想寻求解释并加以证明，是很常见并且得到高度认
思 民
可的努力，正是名副其实的“研究”，且为多数学者所从事。个人虽更愿意选择那些因研究的结果 国
而体现其意义的题目，却也无意因此“贬低”此前的民国史研究。不过，如果因为这样的倾向而把 史
研
变态视为常态，把新生事物看成既存现象，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当年史事的认知； 也可能因此把 究
第 28 页。
究
⑤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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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
京
大 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
第 一
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规状态。⑥ 但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国的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
期 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而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大部分被侵占，
正是农村支撑了中国的八年抗战，提示出“崩溃”的虚拟性。可知时人谈论的，更多是以城市眼光
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乡村问题。⑦ 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是乡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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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很不一样的变态。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新事物，特别是“国、族”关系与“国、民”关系，有
着远更丰富的层次和表现方式。国民革命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转变，不妨与北伐前的“民国”分别
看待。总体上，似可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发展中的共和制“国体”。
关键词： 民国史研究； 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历史常态； 历史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