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不速之客和1983年的飞贼

有什么东西在暗中酝酿；公元二零零六年8月18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是凌晨2时18分，我总是习惯性地记下写作开始的时间。

空中游荡的夜风多起来，重起来，凉意沁入身体，笔记本屏幕上已出现一些字：“有什么东西在暗中酝酿；夜晚的风在村庄里游荡，风里一定卷着那些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人能捕捉，能辨认，村里那个巫婆自从有了电，她向空中伸出的指甲长长的手，就再不能抓住一缕风。

她的瞎眼睛再不能辨别风的颜色，她耳朵仍然一动一动，能够像驴耳朵一样竖起，但是她再不能听懂风说的话。

”我瞅开始的时间，8月18日，2时18分，计数里接连3个8，事后我记起当时的满意，这该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这满意里，似乎又暗含着一些不祥。

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这连续3个8，在当时到底昭示了什么。

我继续写1983年出没于我们村子的贼；整个夏天，他或者他们，挨家挨户偷走我们挂在院子里的衣服，偷走我们的门帘。

“村里最勤快的人王老二在天麻麻亮时，从村子第一个被打开的门出来。

他摸见锄头准备上地，隐隐间觉得院里缺了点什么。

但是他想不起来，中午回来才看到，挂在房门外面的门帘不见了。

”往事历历再现，或者只是我以为自己在还原往事。

第二天下午我才知道，当夜的现实正被我敲到电脑屏幕上。

现实不耐烦地等待着，催促着，它等我下一个字、下一行字、下一段字，现实似乎被关在字里，字显现、定型时它才能发生。

我写：“王老二是村里第一个发现自己丢了东西的人。

但是他不相信，说不定是夜间的大风卷走了门帘呢，他四处寻找着，跳起来望房顶，去茅坑里找，去邻居院子里找，他不信任地盯邻居人家的脸。

直到确定找不着后，他跳起来，大声地向着空中咒骂，他只是骂着风，他仍然不相信有人偷走了门帘。

第二天他仍然想骂风，一边瞅邻居人家的动静，但是邻居人家起了骂声，他们的门帘也丢失了。

”我写出了第二天我的表情，举止，写出了第二天我心中想大声咒骂的愿望；那时候我是如此的不能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

但是现在，现实在我面前栩栩如生，一阵强烈的夜风荡过我身体，那一定来自那个正在出现的不速之客，是他身体前倾、冲开黑暗时空气的倾斜和泼溅。

现实抓住我的手指，在电脑上敲击：“这贼藏匿于在夜风里哗啦作响的树叶间，有人开门时他躲在门后；我们惊恐地望自己刚掀过的门帘，门帘的下摆仍然晃动着。

我们望向屋子里的黑暗角落，那儿像藏着一个什么人。

手电筒晃过去，那人随黑暗一起消失。

但是能够感觉到他的目光，那目光随意、随时，打量着我们。

我们躺着，感到他的鼻息，我们站着，他的目光沿着裤腿钻上来。

这目光也在背后，像苍蝇一样叮我们屁股。

他知道每个人的样子，甚至熟悉我们身体，但我们连他的影子也没见过。

我们想着这些时，他可能正在黑暗里张大着嘴不出声地笑，一边拿指头钻鼻孔。

”我的目光穿过房门，望向开着门的厨房，那里什么东西响了一下。

但是什么也看不到，窗外的灯光在窗户上惨淡地亮着，厨房里其他地方灰黯莫辨，其实我压根儿没想分辨。

我走过去，对着窗台呆呆地抽了一会儿烟。

楼下对面路边小饭店仍然开着灯，灯光刺目地明亮着。

要到第二天下午，我才能想到，夜里我站在这里的时候，窗户的纱窗已被推开。

我返回去，继续写：“他偷得我们胆战心惊，偷得我们风声鹤唳，偷得我们魂飞魄散。

他在黑夜里快活地游荡，就像深水里游曳着的一尾大鱼。

黑夜和他那般亲近，就像黑夜原本是他的爹。

又或者黑夜是他的娘，不是他娘是他娘的子宫，他是一个婴儿在里面自由自在。

我们只看到他娘的大肚子，知道他钻在大肚子里面，但无法望穿那大肚子看到他。

“但是他很快又钻到另一个大肚子里，在明晃晃的大白天，我们的东西也丢了又丢。

他像一尾在空气里游动的看不见的大鱼，大鱼呈空气的质地，在正午明亮透明，在黄昏暗昧沉重。

那些门帘时刻等待着贼前来将它们偷走，人们一转身，门帘就斩钉截铁地消失，以致人们再看门帘时，刚才门帘在眼睛里的形象还没有褪去。

人们使劲地眨巴眼睛，那门帘才能慢慢地消失。

”这个时候我挠了一下头，我的头觉得有点不舒服。

有什么东西在打量我，要到第二天下午我才能知道，那是一双在厨房阳台的窗户上慢慢抬起的头，他眼睛里尖锐的反光压迫了我头的右侧。

阳台上的地板也感觉到了压力，它们一定知道，那踩着它们的人不是我。

厨房里又有什么轻微的响动，那不速之客在找菜刀，也许他正在担心遭到不测，他摸见菜刀，打算在受到威胁时进行正当防卫。

要到第二天下午，我才能发现菜刀不在原来位置。

啪嗒一声，这时候菜刀一定被举了起来，我点燃了一支香烟，突然内急，站起来走向厨房边的卫生间，那菜刀一定随时准备砍。

哗哗的水声中，那菜刀慢慢地低下去。

我回到桌边，那在远处打量我的目光安静地等待着。

也许它在等待我就要写下的那几个字。

我瞅了一眼挂在房门把上的大短裤，它在灯光中刺目地白着。

它如此固执，如此强硬，移开目光时，它仍然清晰地挂在眼前不肯离去。

我终于极不情愿地在电脑上敲下：短裤。

我写：“偷门帘的贼只偷一切软质的东西，从门帘到挂在院子里的衣服，从破成布条的短裤、像筛子一样的裤头到花裙子。

这贼像下定了决心，他如此严格地要求着自己，将村子席卷一遍，每家每户都不放过，今天是这家、明天必是紧挨着的一家。

他像要实现共产主义一样有着高标准的平等思想，无论门帘好坏，裤头是粗布料子还是的确良布、的卡布，他一视同仁全部拿走。

”这神秘的贼完全攫住我，我忘却周围一切，被笼罩在他无所不在的目光里。

这当儿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挂在客厅里的衣服被一一抚摸，它们甚至像女人被非礼时一样，竭力发出可怕的尖叫，但是那声音传开去，只是轻微的嗤啦声。

客厅里的ZIP打火机接连被打了好几下才点着。

而此时我的目光望向了1983年夏天，死死盯住夹进屋内侧门缝的、摆动着的门帘下摆。

门帘下摆拴着一个小铃铛，它晃啷晃啷地响，我想亲自看见门帘如何消失。

但是我失望地看见，1983年的我在炕上睡着了。

我无奈地打算结束这篇文字，快结尾的时候，我写：“在公社戏台举行的审判大会上，我在人群里死命地挤呀挤，想看见台上那些剃着光头的被五花大绑的人，想在那些人中，辨认出偷我们门帘的人。

但是我始终没有弄清他们中，究竟谁是那个人，那个白天和黑夜间自由出没在我们村里的贼。

”这时候是凌晨3时59分。

我关电脑，熄台灯，躺到床上，睁了一下发涩的眼睛，房间中的诸物慢慢显出黑暗的轮廓。

在我合起眼睛的时候，将有一个陌生的黑暗轮廓升起来，它移动着，它望着我，它的目光压迫着我的眼皮。

我一边想着那个贼一边沉沉睡去。

要到第二天下午接近4点出门时，我才会急冲冲地在房间里寻找我平时穿着的大短裤。

我和Y和小W，在房间发了疯一样地找，但是白色大短裤变成了空气，它不在门上挂着，不在衣架上，没掉在地上，它不在房间任何一个角落。

我想到我写下的王老二，现在我就像他一样，不相信白色大短裤会这样斩钉截铁地消失。

是不是被风刮走了？小W说。

我不断地点燃香烟，然后觉出客厅茶几上的烟盒瘪了一点，我看见原来放在茶几上的打火机扔在沙发上，沙发上多出一个小黑洞。

我夹着香烟在房间里走动，脚在厨房的窗台下停住，窗户分外地明亮。

纱窗推开了，菜刀扔在纱窗旁。

窗户的防护栏下侧，有几根钢筋断开，其中一根朝空中翘起来，纱窗形成一个洞，我猜度着那是一个怎样的瘦人，怎样从这个洞里爬上来。

冲着纱窗往下望，我看到了白色大短裤，它软乎乎地耷拉在一楼防护窗上。

这时候我才拼命说服自己相信，是窃贼翻进室内盗走了短裤。

我和Y和小W到处查找，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除了短裤外，没有丢任何东西。

到后来我竟然有些遗憾地想，我们家不挂门帘，否则的话，丢失的东西里一定还有门帘。

我拿根棍子下楼，老Q来的时候，我正在从一楼防护栏上挑白色大短裤，它从空中荡落下来，扑的一声，蒙到我脸上。

掏短裤所有口袋，钥匙还在。

钱包丢失了。

钱包里有一千元钱，有身份证、银行卡和一大堆票据。

小偷偷了钱包只拿走钱，身份证那些他不要，随手扔掉。

老Q说。

我在门口的垃堆箱边用棍子挑呀挑，找到一些单位的洗澡票，和几张原来夹在钱包里的别人的名片，还有一张去工行交煤气费的银行收据。

老Q带我去找倒垃圾的人，打扫院子的人。

我们说，有没有看到一个钱包啊，有没有看到一个身份证啊。

没有，没有，他们说。

我怀疑地看他们，我使劲地强迫自己相信，他们如果捡到，不可能不给我。

我在家里翻见存折去银行，要赶紧把丢失的卡上的钱全部取出来。

银行人真多，像随时要下班。

我看前面的人，觉得他们每一个都鬼头鬼脑，每个排在我前面的人，都有可能是那个要抢在我前面、把卡上的钱全部取走的贼。

钱在，钱全取了出来，我甚至想把这存折销户，一毛钱也不剩。

但银行人员说，销户得要身份证。

身份证在贼手里，此时他也许正盯着身份证上的像片嘿嘿笑，也许他想着在人群中遇到我，能否认出来；或者他原本就认得我，觉得身份证上的人和我太不相像。

我却像个傻子一样，对他一无所知。

我俯身把取出的钱插进短裤下口袋，在一刹那间，想到了我的白色大短裤，那只丢失的钱包总装在下口袋里。

我周围所有的目光，似乎都盯着我插进钱的短裤下口袋。

骑车走在路上，所有人似乎都在盯短裤下口袋。

我一点一点耐心地往回想，一个霎那间，我滑稽地想到了倒录相带的场景。

我想到前天某一次弯腰从裤袋掏钱包，想到大前天掏钱包时，眼睛不经意瞥见卖水果的人的眼神飘过来落在下口袋上。

我向路边卖水果的小摊瞅了小贩一眼，我觉得自己的眼神是狠毒的，因为我捕捉到小贩脸上刹那间绽开的惊愕和慌乱。

也许他就此牢牢记住这眼神，很久以后，这眼神仍然会不经意间猛然显现在他眼前。

老Q坐在沙发上吸烟，我望着他，想到夜里我写那个贼的时候，贼就坐在这里吸烟。

老Q说，报案不？我摇摇头。

老Q说，是啊，报案没用的。

那些鸟警察逮住小偷，钱物从来不退还失主。

这还不算，报案得去派出所给他们写证明材料，破了案他们还要领贼来，让贼认是不是这户人家被偷过。

那些鸟警察这么烦人，却不退给失主一个子儿。

现在贫富悬殊太大，有的人日子过不下去，没办法。

老Q说，我有一言没一语地听着他的话。

他说，他睡觉要关闭所有门窗，再用小棍子顶紧窗户，衣服从来不往客厅里放。

晚上住的房间锁上门，他说，防护栏根本不起作用，贼一掰就掰个洞钻进来。

他说，前面楼里有个女人，每晚临睡前往客厅茶几上放二百元钱，以防贼进了家偷不到钱气急败坏伤害人。

他说，再前面楼里有户人家，夜里听见客厅里有响动不敢出去，天亮了见挂在客厅的衣服乱糟糟积在地上，上面放着一把菜刀。

我心里充满了仇恨，仇恨呼呼地烧着，一阵儿一阵儿地火焰高起来。

我想着那贼，那是一种看到铁器想到铁器，就幻想着铁器砍到贼脸上的仇恨。

我一下子记起了所有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的、丢了东西时的忿恨。

这些忿恨相互推搡着、滚动着，汹涌着，不可或止。

不只是丢了点钱或受到惊吓，这贼将我正在做的事全部折断，我只能停下来。

一个没昼没夜写着的、想在月底完成的作品只能暂停，去应付一大堆必须立即去做的琐事：明天重新安装防护栏，换门锁。

我得一趟一趟地跑派出所，去办理身份证；在拿到身份证之前，我不能出差，不能乘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