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以皖西北太和县为例

第26卷第1期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 ol.26 No.1 2015年3月JOURNAL OF F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ar.2015农民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以皖西北太和县为例窦祥铭（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摘要：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太和县1947—1956年实行的一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土地私有制，实施效果颇佳且广受农民欢迎。

文章主要就太和县农民土地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作一简单回顾，指出土地私有化本身与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是可以兼容并存的。

关键词： 农民所有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绩效；太和县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5）01-0052-05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太和县1947—1956年实行的一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土地私有制，实施效果颇佳且广受农民欢迎。

但农民土地所有制也是太和县目前为止历史上实行时间最短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从1947年开始局部实施到1956年彻底结束，前后持续仅10年，并且这一制度建立初始即面临变革。

尽管如此，这一制度仍在太和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在研究太和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时不能将其忽略。

本文主要就太和县农民土地所有制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作一简单回顾，以从中发现一些对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太和县土地改革阶段的农村土地产权私有化及其绩效1946年5月4日，鉴于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已发生的变化和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为满足解放区内各地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以来旨在削弱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1947年6月，太和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党委部署，依托洪山区委，开始了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先在洪山区的魏寨村，而后在该区的桑营、魏楼、宋寨、刘楼等村，依次进行了土改试验和示范。

[1]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方法》，明确规定“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7月，根据《土地改革法》，太和县开展了全面土地改革运动。

当时，全县共有13个区，174个乡，其中已经进行土改的有3个区，44个乡，未进行土改有10个区，130个乡，人口639245人，耕地1708885亩。

8月中旬，太和县委先在杨油坊、刘楼、李湖、中心等4个乡进行土改典型试验，至9月2日结束，积累了经验，培训了干部。

9月21日，县委又举办500人参加的土改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改作好组织准备。

太和县全面土改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40个乡，投入干部————————收稿日期：2014-12-23作者简介：窦祥铭（1986-），男，安徽太和县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农村土地制度。

·52·有区干40人，乡干148人，工作队527人，南京大学师生94人，共809人。

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2月3日全部结束。

紧接着把余下的86个乡村，作为第二批，至1952年2月上旬结束，基本完成没收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分配工作。

[2]1952年，在全面完成的基础上，又立即进行土整复查，对错划的地主、富农予以改正成分，对漏划的地主、富农予以补划。

同时，区乡分别成立土地丈量颁证委员会，村建立小组，组织力量对土地逐块插签丈量，逐户颁发土地证书和处理其它遗留问题，至5月下旬历时10个月零五天，全县15个区174个乡全部完成土改任务。

[3]经过土地改革，太和县共没收、征收土地576616亩，没收房屋56753间，耕畜11533头，农具27029件，粮食723多万公斤，全部分给贫雇农，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4]土地改革运动是将地主占有的土地以均分的形式给予农民，实现农民占有土地和四权（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统一，因而获得广大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的支持和认同。

换言之，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都统一归于农民，形成四权统一于一体的“单一土地产权结构”。

这一产权结构所形成的产权边界清晰，使农民获得了比较完整的排他性土地产权。

土地产权的取得，尤其是其中收益权的独享，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土地资产的产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因而取得了较好的产权效率。

因此，太和县土地所有权固定后，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

如太和县1950年粮食平均亩产34.5公斤，完成土改后，1953年亩产达80公斤，增产45.5公斤，净增132%；牲畜存栏1950年93141头，1953年发展到122297头，增加29156头，净增31.3%。

在关集区出现了胡培清小麦亩产600斤的高产典型（全国三等农业模范）。

这些都标志着农业发展的第一个“划时代”。

[5]土地改革以后，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光荣”成为当时最时尚的口号，广大贫雇农由于分到了土地、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有相当一部分迅速上升为中农，农村开始出现“中农化”的趋势。

但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生活贫困，不得不卖出分到手不太久的土地，再次沦为赤贫。

初步统计，自1952—1955年底，全县土地买卖、典当共19821宗，面积35448.64亩。

以1953年第二季度为例，全县买卖、典当土地共109起（其中买卖81起，典当28起），面积117.31亩，其中6月份一个月内就买卖土地72起，典当21起，合计面积100.894亩。

土地改革后，太和县民间土地交易总势趋于频繁。

[6]二、太和县农业生产互助组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其绩效1951年9月，毛泽东提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初步设计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框架，提出用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逐步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开始了由国家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进程。

12月，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由各级党委试行。

土地改革完成前后，根据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精神，太和县委开始在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

互助组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之上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起来，其特点是不触动农民个体所有制，只是根据农民所固有的习惯，在农业生产的某个方面或环节实行互助合作，以解决因缺乏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等所导致的困难，而土地、耕畜和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以及收获的农产品仍归农民个体所有。

据统计，1952年春太和县互助组仅3640个，入组人数46126人，占农业人口的6%，其中绝大部分是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不到10个。

到1952年11月，全县互助组已达17936个，入组农户129913户，占总农户的67.43%，其中常年互助组有1641个。

[7]太和县互助组数量的快速增长，并非在社会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是在政府介入和推动的条件下实现的。

至1954年1月，全县共有临时互助组11875个，常年互助组144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5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58.47%，数量较1952年虽有减少，但质量则有所提高，因此在解决农户生产困难、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8]截止1955年3月，太和县已发展农业合作社473个，常年互助组2740个，临时互助组12298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77%强，特别是农业合作社相比1954年春的65个增加了7倍以上。

可见，太和县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在生产救灾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9] 互助组是个体农民按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组成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也是为克服单个农户力量薄弱而形成的一种劳动联合形式。

互助组并未·53·改变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农民使用的产权结构及关系，国家权力的强制色彩较淡。

因此，它并没有对资产产权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优越性，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根据太和县农民协会1952年《太和县关于一年互助合作运动的总结》报告，互助组的组织对于促进农业生产之目的成效显着：第一，互助组解决了劳畜力、农具不足等困难，并且保证了增产计划的完成。

据全县不完全统计，在1952年种麦中参加人拉犁的互助组有1956个，有效解决了耕畜不足的问题，做到了适时下种。

如原墙区刘国璜组17户有3户无劳力，往年土地因此多抛荒，1952年通过互助组轻重活互助交换，解决了劳力缺少的困难。

同时，互助组提高了产量，增强了农村购买力，获利农民纷纷添置农具。

“全县计买车3549辆，其中有改良农具31件，马、水车1555辆，购买耕畜6064头。

”第二，互助组提高了劳动效率，改进了生产技术，在土地上进行深耕、多耕、多锄、多上肥，为农业丰产创造了根本条件。

表现在1952年春耕上，互助组“一般的耕三耙九，秫秫锄五至七遍，收麦和收秋比往年提早完成三至五天……今年种麦一般是在二十二天时间内完成了运粪、犁耙、播种，消灭了三月播种一月收的旧习惯，并达到了适时下种。

此外表现在追肥方面，秫秫从种到长成，最多有的组追过三次肥。

第三，互助组在防旱、防汛、捕虫的斗争中均获得很大成绩。

据全县不完全统计，1952年挖沟1827条，挖塘1681个，打井41335眼（内有砖井391眼），疏通水利的同时，灌溉田地811032亩，捕虫三季共参加221932人，打虫181058斤，补救庄稼533591亩。

原墙区赵德成组响应政府号召，浇水点豆子32亩，三天出了芽，带动全乡掀起抗旱点种之潮。

张国兴组进行了抗旱浇秫秫、捕虫等，抗拒了自然灾害，获得了丰收。

第四，互助组合理使用劳力，科学分工，对剩余劳力除作好农业生产外又恢复与发展了副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解决了不少灾荒缺粮困难和历来副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的区乡不仅恢复了原有副业，而且还增添了些新副业。

“据全县统计油粉坊豆腐店，贩运编作等参加（农户）34942户，全县共获利913960000元。

”第五，互助组还动员了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扩大了农业生产战线队伍。

互助组在生产中贯彻了同工同酬劳的方针，照顾到妇女的特殊问题，扭转了人们关于妇女不习惯农业劳动的错误观念，纠正了男人轻视妇女的思想，组织农忙托儿所，解决了妇女参加劳动的后顾之忧，广大妇女中的绝大多数不仅参加了春耕运粪、拉犁子、打井、挖沟、浇水、捕虫等农业劳动，而且还积极搞起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