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庆阳女生跳楼事件：她本应有四次机会活下来

复盘庆阳女生跳楼事件：她本应有四次机会活下来在李奕奕孤单的身躯坠落地面之前，她本应有四次机会可能与死神擦肩。

然而最终，全都遗憾的“错过”了。

被班主任吴永厚于2016年9月5日实施猥亵后的20个月里，李奕奕曾十几次自杀。

药物和精神折磨扼杀了她求学的能力，抑郁症的误诊，各方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相关各方未做及时正确的干预和引导、以及检察院的两份“不起诉决定”，最终将她推上了庆阳市中心一座大楼8层的窗沿。

“哥，请你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我活得真的很痛苦。

”2018年6月20日，这是李奕奕留在人间的最后声音。

而后，挣脱、坠落。

人群的掩面惊呼和消防员的哭喊响彻云霄。

致命误诊李奕奕至死都没能摘掉“抑郁症”的帽子时至今日，仍有坊间传言，李奕奕跳楼是因为抑郁症发作，而她在猥亵事件发生前早已患病。

这令李军明倍感愤怒。

在他看来，是2018年5月，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导致女儿再次寻死。

猥亵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内，父亲李军明曾带着女儿先后去了庆阳市中医医院、西安某医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促使他们寻医就诊的，是李奕奕骤然出现的病情：半夜惊醒、上课晕倒、焦虑撕书、吃安眠药自杀。

2016年9月6日，猥亵事件发生次日，李军明到学校将女儿带回家，发现女儿一夜三四次惊醒哭泣。

9月8日早晨，他带着女儿来到庆阳市中医医院。

二人串走多个科室后来到心理科，唯一的心理医生陈邦荣（化名）让李奕奕填了心理自查表，随后开方抓药。

这次诊断没有结果，也没有“诊断证明”。

李奕奕父女第一次到庆阳市中医医院就诊后的药单，时间为2016年9月8日。

此次就诊并没有诊断结果和“抑郁症”诊断书。

（除特别标注外，图片均为作者所摄）10月7日，李奕奕第一次吞药自杀，但被救回。

随后李军明带着女儿去了西安的某医院。

这一次，由于李奕奕中途不配合检查，医生仍旧简单开了药，没有出具诊断结果。

回到家中十几天后，李奕奕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了9月5日自己被老师猥亵的事情，此时，李军明已知道女儿的病与吴某有关，陈邦荣建议他们去找宝鸡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但李军明决定去医疗水平更高的上海。

去上海之前，李军明到农合机构确认了“有第三方因素不能报销”的规定，但按照此前看病惯例，为到上海的“上级医院”顺利转诊，他还去庆阳中医医院，请医生补开了一份“诊断证明”。

由于此前没有留下就诊记录，李奕奕的第一次就诊时间被误写为“9月6日”，而诊断结果，李军明回忆称写的是“临床印象抑郁症”。

虽然受一些新闻报道和常识性知识的影响，庆阳市中医医院和李奕奕本人都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抑郁症”的判断，但是对李军明来说，选择开这个证明主要是为了转诊方便。

对于李军明的说法，庆阳市中医医院陈邦荣向记者确认，“9月6日诊断为抑郁症”为假，确实是后来李军明找他补开的。

陈邦荣还说，李奕奕当时对他讲了“特别害怕那个老师”的大概情况，在填写心理自查表后，他心里做出了诊断“抑郁症”，所以在补开的证明中填写了此名。

而在后来警方调查做笔录时，他也明确证实，认为“李奕奕的‘抑郁症’和被老师猥亵绝对有关联”。

10月19日，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李奕奕首次就诊后，医生依然没有确诊所患何病，只开了药。

“直到2017年年初的时候，我都相信女儿是抑郁症。

”李军明说。

2017年5月24日，高考临近，但李奕奕已经无法继续学习，加之施害人吴某仅仅“休假”一般被拘留10日便轻松回校，失望的李奕奕登上教学楼5层打算自杀，被消防和师生合力救下。

李奕奕被救下后，校方决定介入，搞清病情真相。

5月28日，在两位老师陪同下，父女俩来到北京安定医院。

安定医院否定了那份“抑郁症”诊断证明，6月1日将李奕奕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当天，两位老师回校复命。

此时距离事发9个月，李奕奕的病情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抑郁症的误判，令她贻误了治疗时机。

2018年6月18日端午节，李奕奕和弟弟买回一只小白兔送给70多岁的爷爷。

出事当晚，爷爷摔跤受伤。

虽然已被安定医院确诊，但“抑郁症”的帽子却依然紧紧地扣在李奕奕头上。

“9月6日被诊断为抑郁症”这样的描述，依旧出现在2018年3月和5月庆阳市区两级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并且在坠亡事发生后被媒体频频采用。

错误没有得到纠正。

2017年7月，李军明向西峰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检方认定吴某涉嫌犯罪，8月10日警方立为刑事案件并进入侦查程序。

但在2018年3月1日，西峰区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书。

9月5日案发，次日诊断为抑郁症，成为检方无法断定二者“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依据。

2018年春节期间，李奕奕再次大量吞药自杀被抢救回来。

2018年5月18日，检方的复查决定书依旧决定不起诉吴某。

正是这份复查决定书，直接导致了绝望的李奕奕在6月20日走到高楼边沿。

回忆起报案起诉之初，李军明称自己当时仍未意识到“抑郁症”是误诊，因此将日期为9月6日的那份“抑郁症诊断证明”原件连同北京安定医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一并交给了警方和检察院。

他表示，自己在发现问题后，已经多次向警检人员提醒“抑郁症诊断为假”的问题，但对方始终未采纳。

“如果孩子有抑郁症，更权威的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肯定不会不说。

既然已经明确看到不是抑郁症了，他们为什么还依据9月6日那个诊断？”在李军明看来，至少在2017年6月以后，李奕奕没有患抑郁症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

但庆阳市区两级检察院在数月侦查后，依然在“2016年9月6日抑郁症”和“2017年6月1日创伤后应激障碍”二者之间，取了前者作为依据，判定吴某“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对其不起诉，令他难以理解。

为此，记者联系庆阳市人民检察院，截止发稿前尚未得到回应。

贻误治疗精神疾病若正确治疗康复率可达80% 李奕奕病情诊断和起诉经历一波三折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各个部门乃至医学机构对于“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区别认识都有不足。

庆阳市检方认为，李奕奕病情与吴某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一个显著理由，是“9月6日诊断为抑郁症”与9月5日的案情相隔只有一天。

广州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病因学诊断，后者是症状学诊断。

“抑郁症的病因是不明的，所以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判断的；而’急性应激障碍’或后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上来要做病因学诊断。

如果这个孩子有明确的刺激因素或心理创伤，那被诊断为抑郁症，就是误诊。

”李奕奕房间的两面墙都被她画上绿色的苹果树，上面挂满她的素描和装饰品何日辉还说，从症状突显开始，至少需要两周以上的症状表现，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

而无论是错误的9月6日还是正确的9月8日，李奕奕都不能够被诊断为“抑郁症”。

从庆阳市中医医院的“抑郁症”误诊，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安定医院的药物治疗，李奕奕的精神疾病始终没有好转，反而日益加深。

李军明说，李奕奕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只是看了门诊，并没有住院，因此那张“9月6日抑郁症诊断证明”并没用上。

即便在北京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李奕奕的病情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她用眼镜碎片割腕，逃脱医生的控制意欲跳窗，回到庆阳后试图喝农药、跳崖、吞服安眠药、跳楼，不到两年，十几次自杀。

李奕奕生前喜欢捏泥、画画。

如今，窗前空留画板实际上，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并非不治之症。

除了正确的药物治疗，及时的心理干预，还需要借助社会力量。

“比如律师介入帮助案件的推进，让责任方承担相应责任，比如家人和社工进行积极引导，让她意识到这个社会是有风险、有负面的，给她提供应对和处理建议。

”何日辉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例，支持病人“反击”式解决问题也是一种选择，否则强烈的诉求长期积压会引发重度抑郁症。

在何日辉做过的诸多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案例中，通过心理干预和社会干预等综合治疗康复的概率，高达80%。

等不来的道歉猥亵事件发生后，李军明一次次听到女儿对公道的渴望。

从北京回来后，他认识到，应该排除这个干扰因素。

心理咨询师也说，“你女儿现在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的答复，比如说学校道个歉，或者给个她认为满意的刑事处罚，这对她恢复很有好处，因为她病的根源在这个地方。

”但是，李军明和女儿一次次去讨公道，换来的却更多是不解和“小题大做”的质疑。

甚至连一位心理老师也曾经问李奕奕：“我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又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是不是你小题大做了？”李奕奕感到委屈。

李军明说，开始半年里，学校总说调查完后，会答复，会解决的，但几个月过去了，吴永厚还在上课。

李奕奕无法接受，觉得在学校没有安全感。

2017年春节过后，李军明去求学校，“你就给我女儿道个歉又能怎么样，哪怕口头也行，哪怕是个小领导。

”李军明觉得如果学校道歉，女儿应该会原谅。

但奔波多次后，校方说人事权在教育局，学校安排不了。

李军明转而去找教育局纪检，教育局事后称，2017年2月到3月，李奕奕始终不愿见面做笔录，调查工作一再拖延。

李军明最终决定到公安局报案。

2017年5月4日，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吴永厚的行为构成猥亵，对其行政拘留10日。

2017年5月4日，李奕奕到学校考完英语听力，似乎挺自信，但回去后又陷入低落，住院18天。

5月24日出院那天，因为给李奕奕12岁的弟弟买白鞋子，李军明让李奕奕独自在家，一小时后，他接到李奕奕即将跳楼的消息。

僵持了一两个小时，李奕奕被公安消防成功解救，送往医院。

2017年9月8日李奕奕补写的一篇作文面对寻死的李奕奕，学校似乎也受了刺激，决定亲自陪同医院就诊，确认病情。

当时，学校各个层面都没有意识到李奕奕问题的严重性，李军明感觉学校始终认为他们在“小题大做”。

不同的老师和领导都以强硬的口气表达同一个意思，“你女儿高三了，你明白吗？赶紧送学校来，离高考还剩多长时间了？”李奕奕生前所在的庆阳六中这时，吴永厚的妻子也不断打来电话，称自己学过心理学，想见见李奕奕，还强调“你我都是受害者”。

学校领导也鼓励这样做。

李军明再次把女儿送回学校。

返校当天，校长单独见了李奕奕，李军明在门外等候。

结果李奕奕出来后却告诉他，校长只对她讲了自己艰难求学之路，劝她回学校上课，没有给她期待的“对不起”。

2017年6月，教育局根据西峰分局处罚决定，对吴永厚做出岗位降级的行政处分，并调离教学岗位，让他到化学实验室洗器材。

7月5日，在女儿不知情的情况下，教育局和学校请李军明参加了一个协调会，签署一份调解协议。

李军明强调女儿需要“一个尽快的公平合理的说法，让她好好看病”，但最后的协议里没有体现这些，校方以五年为期计算医药、住院、交通、住宿、心理咨询等各项费用，最终35万赔偿金额，一次性付清，以后不再负责。

只字未提给女儿道歉的诉求。

“我要这个干嘛，没有一个公道，我拿什么回去给我女儿。

”李军明很愤怒，“这样屈辱的条件，我能答应吗？”李奕奕最后整理的文件袋，里面装了高三各科试卷，以及大白兔奶糖糖纸和卡通剪纸在和解失败后，学校领导和老师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李军明和女儿再去学校，要么严格登记，要么被保安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