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权的价值分析

三、自诉权的宽容价值 ———刑法谦抑精神的 体现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 支出 ———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 措施) 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有效地预防和控制 犯罪。[12] 换言之 ,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 违法行为 ,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 为犯罪 ;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止某 种犯罪行为 ,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 重的制裁方法。[13]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秩序是指自然和人类 社会的一切事物按一定规律的安排所形成的固定 的、有规则的合理关系状态 ,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它的具体特征。法的秩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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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它能够用它特定的方式建立和维护强有力 的社会秩序 ,来满足人和生活的需要。[5](p.129)
自诉权实际上是在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之 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从秩序价值而言 ,自诉权和 自诉制度能够协调国家利益和被害人个人利益 , 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着积极作用。犯罪的 构成要件之一是其具有社会危害性 ,其中许多犯 罪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同时 ,也侵害了被害人的利 益 ,因此除了由国家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行使公诉 权之外 ,也应允许被害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犯 罪进行追究。在一般情况下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 益是一致的 ,但也不能排除二者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如果法律只重视某个利益 ,就会导致另一利 益失去保障 ,法律必须对二者加以协调。倘若只 允许国家机关公诉 ,使得国家利益掩盖了个人利 益 ,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 ,反之 ,如果完全尊 重被害人个人意志 ,由其自主决定对犯罪的追究 , 使国家失去追究犯罪的主动性 ,更易造成社会秩 序的混乱。自诉权和自诉制度正是为协调二者利 益所设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兼顾被害人个人 利益 ,赋予其一定的追究犯罪权 ,同时对自诉权进 行了法定的明确的限制 ,限定在适度范围内以免 威胁国家利益。
一、自诉权的人权价值 ———犯罪被害人权益 的保障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中将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规 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肯定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 利 ,旨在保障公民通过司法途径 ,并经过法院的公 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联合国世界人权 宣言》第 8 条规定“: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 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时 ,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 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地补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 既要重视有效惩罚犯罪 ,又要重视保障诉讼民主 , 维护公民权利。在公力救济之前 ,私力救济是解 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 ,但国家形成以后 ,私力救 济受到限制 ,国家通过司法制度保障公民的个人 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在以公诉为主导的刑事起诉 模式下 ,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一直是重点 ,而被害 人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随着国际性人权 保障运动的广泛开展 ,各国开始加强对被害人在 刑事司法中的权利保障。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 护 ,能更加全面地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秩 序的稳定。
从历史发展来看 ,自诉案件的立法要远远早 于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 ,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方面 , 自诉案件立法与犯罪被害人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 ,自诉案件提高了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 法律地位。在奴隶制下的弹劾式诉讼模式下 ,许 多重大的犯罪仅被视为与被害人及其家属有利害 关系 ,被害人告诉才处理 ,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后来犯罪更大意义上被视为对国家权
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 ,也只有 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 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 ,才能发动 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 容性 ,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 ,即使市民的安全 受到侵犯 ,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 ,刑法 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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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2 期
益的侵犯 ,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 争”,[9] 刑事诉讼被视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纠纷解 决过程 ,[10] 中心是解决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刑事 责任关系 ,犯罪被害人沦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而赋予被害人自诉权 ,即赋予了他启动诉讼 ,追诉 犯罪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从世界范围看 ,公诉在现代各国占主导地位。 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甚至采取起诉国家垄断主 义 ,由国家统一行使刑事案件的起诉权 ,没有给自 诉留下生存的余地。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国则 采取公诉兼自诉制度 ,刑事案件大多由检察机关 代表国家实行公诉 ,部分案件允许公民个人自诉。 我国台湾地区在起诉方式上实行公诉和自诉二元 制。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 ,检察官都可以提起公 诉 ,被害人也可以提起自诉 ,但法律加以适当限 制 ,如 ,对直系尊亲属和配偶 ,不能提起自诉;告诉
第 20 卷第 2 期 2005 年 3 月
·刑事法研究 ·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J OU RNAL O F J IAN GSU POL ICE O FFICER COLL E GE
Vol. 20 No . 2 Mar. 2005
刑事自诉权的价值分析
石红梅
摘 要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一反刑事起诉制度的世界趋势 ,扩大了自诉案件的范围 ,这引 起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激烈争论 。刑事自诉权有无存在的价值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运用价值 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可以看到 ,刑事自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符合中国司法实际 ,对于保障 公民权益 ,节约司法成本 ,监督国家权力具有积极意义 。 关键词 :刑事诉讼 ;自诉权 ;刑事起诉方式 中图分类号 :D925. 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221020 (2005) 0220060206
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对于有证据证明 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权 ,不仅赋予了被害人自 行选择控诉与否的权利 ,还赋予被害人选择以自 诉或公诉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证据不足的 情况下 ,还可由自诉程序转为公诉程序。这些立 法规定充分显示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 益保障的价值目标的追求。
二、自诉权的秩序价值 ———公共利益与个人 利益的平衡
石红梅 :刑事自诉权的价值分析
或请求乃论之罪 ,已不能告诉或请求者 ,不得再行 自诉;同一案件经检察官开始侦查者 ,不得再行自 诉。[3] 从上可以看出 ,起诉权日益集中于国家手中 是一种历史趋势 ,自诉制度正趋于衰落。
我国 1996 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 自诉案件的范围 ,使自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 位和作用得到大幅度提升。这种做法与世界范围 内限制自诉的趋势反方向而行。这一改革正经受 着司法实践的考验 ,人们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 问题。其中 ,刑事自诉权存在的价值是首要问题。
收稿日期 :2004202218 作者简介 :石红梅 (19692) ,女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诉讼
法专业研究生 ,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 南京 , 210093.
会整体的政 治机构的代表所掌握。”[2]
刑事起诉方式是指一国法律规定行使追诉犯 罪权的形式 ,即向国家审判机关控告犯罪 ,要求惩 罚犯罪人的途径和形式。起诉方式归根到底是对 追诉权的分配问题。在人类历史上 ,被害人自诉 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诉讼方式。时至今日 ,自诉方 式的统治地位虽然已被公诉所取代 ,但没有完全 退出刑事诉讼领域。
当前对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念也可从犯罪被 害人学的兴起得到印证。以 1948 年汉斯 ·冯 ·亨 梯《犯罪者及其被害人》的发表为标志 ,犯罪的被 害人研究逐步受到重视 ,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6] 近年来的研究正在将视线转移到“被害人 的保护”上去。[7]
在司法中立的情形下“, 被害人被犯罪侵害的 利益要得到实际的救济 ,只有被害人直接享有司 法请求权 ———即启动司法程序的诉讼权 ,其愿望 才能变成现实。”[8] 是否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及如何 设置自诉权 ,则是被害人权利保障中较为突出的 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不确认个人的自 诉权 ,则公民无法走向司法 ,无法接近“救济”,权利 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与现代社会通过司法保障 人权的理念是不相符合的。
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是 :自诉权有其存在的合 理价值 ,我国现行自诉制度一方面将一部分刑事 案件的追诉权完全赋予被害人个体 ,另一方面赋 予被害人自诉救济权 ,防止国家追诉权的滥用 ,符 合中国的司法实际 ,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节约 司法成本 ,监督国家权力有其积极意义。
法的价值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 积极意义或有用性。这就是说 ,只有当法律符合 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 关系 ,法律才是有价值的。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 值 ,价值大小 ,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 ,又 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 ,也取决 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 足的程度。[4] 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益是法的基本价 值。[4](p.170) 有学者认为 ,法的价值可分为秩序价值、 文明价值、理性价值、人权价值、自由价值、平等价 值、正义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5] 各国的法 律制度会体现出其法的价值观 ,而法的价值既寓 于法律制度之中 ,又超越于具体的法律制度之上。 法的价值观对一国的立法、执法、守法等行为都具 有深远影响。法的价值的研究 ,从方法论上的意 义来说 ,包括了法的价值认知、法的价值评价和法 的价值选择三个方面的内容[5](p.127) 。我国法律对 刑事自诉权持肯定态度 ,表明刑事自诉权在我国 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对我国 刑事自诉权进行分析 ,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刑事 自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人权意识日趋强烈 ,在私人生活领 域 ,强调个人的契约自由 ,国家不得干预 ,刑罚由 主要的调整手段降为次要的补充性的调整手段 , 刑法被限定在调整公共关系范围内。日本宫本英 修提出刑罚不是斗争的手段而是社会调和的手 段 ,从而第一次独创性地提出了刑法的“谦抑主 义”。[14] 谦抑性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刑法
第二 ,侧重了对被害人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 刑事公诉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 ,在程序公正原则 的要求下 ,被害人的权利常常面临被司法程序再 次侵害的危险。如 ,审判公开、被害人出庭接受询 问等 ,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影响面扩大、犯罪被害人 心理负担加重。对于一些案件采取不告不理原 则 ,将起诉权完全赋予被害人 ,更加有利于对被害 人的保护。如 ,我国将侮辱、诽谤、虐待等案件规 定为不告不理 ,因为这类案件往往涉及被害人隐 私、名誉等 ,如果被害人不愿提起控诉 ,而国家强 行追诉 ,反而会给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有学 者甚至主张将强奸罪列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11] , 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另外 ,自诉案件中不少犯 罪被害人也有明显过错 ,由此引起纠纷发生 ,如 , 某些侮辱、诽谤案件中被害人道德品质恶劣 ,侵占 罪中被害人存在重大过失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中被害人行为不检点等都可能是犯罪的诱因 ,如 果都以公诉的方式追诉 ,会造成法律和道德的冲 突 ,而通过自诉制度对部分犯罪施以非刑罚化处 理 ,能满足被害人良心自我平衡的心理需要 ,以免 被害人虽赢了官司 ,却增加了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