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中国晚清翻译活动为例
浅谈影响翻译的因素
浅谈影响翻译的因素作者：陆文来源：《智富时代》2015年第07期【摘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以及语言关系和翻译能力来探讨对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语境；文化；意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翻译活动的。
1.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2.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3.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4.语言关系和翻译能力翻译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文化语境，意识形态和翻译动机。
“文化”一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正是因为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凡是能影响文化的因素都可以作用于翻译，如：文化语境，文化所处的时代，文化立场，文化心理等都是影响翻译的因素。
翻译的本质，奈达说：“翻译是交际，它取决于听读者从译文所获取的信息。
”语境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提出来的。
后来弗恩发展了这一理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语境理论。
后来在论及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时，纽马克指出：“语境在所有的翻译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
”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信息系统，无论其产生，演变和发展，还是进行信息的传递，接受和加工，总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受其影响和制约的，这种前提条件，就是语境—语言环境。
一般语言学家都认为语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语境指词语出现的前后句或上下文；广义的语境还包括语言交际的时间，场合和交际双方的职业，年龄，身份，遭遇等外部因素。
根据语境的表现形式，又可将它分为语篇语境，文化语境及语体风格语境三大分类。
举例说明：The herculean task of removing 10 million gallons of viscous crude that gushed Alaska’s Prince William Sound will take months， perhaps years and may cost upward to $250 million.译文：要清楚1000万加仑倾覆在阿拉斯加威廉太子湾上的粘稠原有，真是工程艰巨。
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
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严复、梁启超与章太炎所译社会学之研究2011-08-23 00:56:24作者：黄克武来源：文汇报浏览次数：23 网友评论0 条章太炎所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资料图片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倾向。
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章太炎所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资料图片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
这大致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
黄克武社会学引入中国晚清的时间范围大约是1900年到1911年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具有开拓性的时代。
王德威先生曾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晚清开始，有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中国社会开始了知识转型，由从前经学为主的知识结构转到以现代科学为主的知识结构。
社会学引入中国时，被认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学科，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
事实上，在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们并不知道社会学具体所指。
“社会”属于王权统治之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帝制统治下，从未有社会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有“社会”这个词汇。
我在研究晚清思想的过程中，注意到当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几位大师对于“社会学”的翻译问题。
晚清是中国社会学开始的阶段，我试图从翻译的角度来谈历史转向的问题，这其中牵涉到“社会”“群”这些词汇的竞争以及社会学起源的问题。
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后，很多人追问：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封建制度或者封建势力是否还存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大问题。
这也是1920、1930年代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辩论中，社会学是个非常关键的议题，社会学的引荐促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迅速传播。
有趣的是，当时参与论战的几乎都是左派思想家。
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参与论战。
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根本不愿意、也不认为可以对中国社会作概括式的研究。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的翻译实践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的翻译实践一、概述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的翻译实践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领域，它涉及语言、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交互与碰撞。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传递与重构。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深远。
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导致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诠释产生差异，进而影响到翻译文本的表达和呈现。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充分考虑到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以确保翻译文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文学翻译论则是对文学翻译活动的理论探讨和总结。
它旨在揭示文学翻译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在文学翻译论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翻译者需要借助文学翻译论的理论框架，对原作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理解，同时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进行合理的翻译和表达。
1.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概述在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首先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影响。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体系，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文学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塑造。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内容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翻译者在挑选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往往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个人信仰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决定了翻译者的审美偏好和价值判断，进而影响了他们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例如，在特定历史时期，某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能更容易得到翻译和传播，而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作品则可能遭到冷落或禁止。
意识形态还影响着文学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习惯，因此他们会根据意识形态的需求来调整翻译策略。
例如，为了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翻译者可能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操纵的理据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操纵的理据作者：谢盛良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05期摘要：翻译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个人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各种形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操纵着翻译。
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其实是通过对译者的操控来实现的。
意识形态通过操控译者在翻译选材，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选定翻译风格，选择文本微观操作的翻译技巧等方面的翻译抉择，从而产生迥异的翻译结果。
意识形态对翻译操纵不是无端产生的，有其心理理据和社会理据。
关键词：翻译；意识形态；理据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5-0156-04翻译的意识形态视角给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并在翻译领域掀起了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热潮。
但有关意识形态的翻译理论仍缺乏系统性，其理论框架还需进一步完善，很多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如：翻译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怎么理解？它是如何来操纵翻译的？操纵的理据又是什么？下面就这些疑问我们分别进行探讨。
一、翻译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根据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个体或个人的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已经演化为一个在思想观念领域无所不包的概念。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其内容包括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
就具体形态来讲，它包括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等。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在某种程度上亦属于语言或文艺意识形态的范畴。
但是我们绝不能落入泛意识形态的陷阱，避免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倾向，区分意识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与语言规则的不同。
清楚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在语言文学领域的运用与政治宗教领域运用的差异。
我们认为，翻译语境中任何除语言规则和特有文化现象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外的思想意识形式都属意识形态的东西，并都无法避开其倾向的沾染或威压。
由于翻译本身是两种话语相互传递或抗衡的过程，而代表源语和目标语的两种话语意识形态都可以分为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形态。
浅谈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及意义
浅谈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及意义19世纪的翻译活动是佛经汉译活动之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翻译高潮。
从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重视翻译，纷纷著书撰文，讨论“译书”问题，讨论的话题既涉及为什么要译书，也涉及该译什么书，同时也有对前人译书得失的批评。
但纯粹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讨论翻译的文章很少，中国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翻译问题挪用为政治见解的表达渠道，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话语。
从后世、尤其是今天的立场看，晚清的翻译话语也许略显粗浅，但它折射出了晚清知识分子对翻译的认识和理念，故不失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因此，本文将具体论述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标签：翻译话语;翻译的功能意义;翻译选材;翻译的评价标准1.晚清翻译话语的四大发展阶段1.1 鸦片战争前的翻译话语1841年5月，林则徐督两广，他招募了教会学校毕业的外语人才作为译员，同时利用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如传教士、外商、海员等了解外情，并帮助翻译。
林则徐的翻译行为基本属于自发行为，既无计划也无对翻译问题的论述，因此他组织的翻译内容是随机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现实问题，功利色彩过于浓厚。
1.2 两次鸦片战争后的翻译话语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国人的封闭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同时开始思索御敌方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西书西报以知“夷情”。
总的来说，两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危急的国内形势，中国部分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主动提出翻译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积极向外学习，翻译行为的政治化也由此开始了。
1.3 洋務运动时期的翻译话语19世纪60至80年代是洋务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是翻译实践成果丰硕的时代。
这一时期，政府、教会及民间三大系统出版几百种图书。
学外语、当翻译逐渐成为一种“举业”之外的谋生之道，而做翻译、谈翻译也不再是需要避讳的事。
翻译书籍及译介知识也成为普通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的经常性储备。
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Ａｂ ｓ ｔ ｒ ａ ｃ ｔ ： Ｔ ｒ 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ｓ ｉ ｎ ｌ ｆ ｕ ｅ ｎ ｃ ｅ ｄ ｂ ｙ ｉ ｄ ｅ ｏ ｌ ｏ ｇ ｙ ， ａ ｃ ｃ ｏ ｒ ｄ ｉ ｎ ｇ ｔ ｏ 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 ｎ ｔ ｃ ｉ ｒ ｔ ｅ ｉ ｒ ａ ， ｉ ｄ ｅ ｏ ｌ ｏ ｇ ｙ ｉ ｎ ｔ ｒ 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ｍａ ｙ
从态度系统再看晚清翻译小说的意识形态——以《黑奴吁天录》中的片段为例
体现出了 乔 治 在 工 厂 里 的 聪 明 才 智 和 受欢迎的程度，又体现了丽莎对丈夫的 依赖和女 主 人 对 她 的 关 爱 和 同 情 也 表 现了男主人对乔治的冷漠、理所当然的 态度和乔治的愤怒与无能为力。
２、判断系统分析 第二章 在 社 会 对 个 人 的 评 判 上 主 要涉及到人物乔治，所以我们以乔治为 例进行分析。“ａｄｒｏｉ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 等 描 写 做 事 才 干；“ａ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ｍａｎｎｅｒｓ”描 写 行 为 规 范。 “ａｄｒｏｉ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ｃｅ”和“ａｈａｎｄｓｏｍｅ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ｍａｎｎｅｒｓ”属于积极词汇，而 “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ｈａｔｔｅｌ”属于消极词汇。积极 词汇表明 乔 治 在 工 厂 的 工 作 做 得 很 出 色，被 雇 主 和 工 作 伙 伴 认 可 和 喜 爱，而 消极词汇 说 明 乔 治 的 主 人 只 把 它 当 作 一件属于自己的商品。 ３、鉴赏系统分析 首先看 表 反 应 的 词 汇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和“ｖａｌｕａｂｌｅ”体现了乔治的主人到工厂 里带回乔治时，雇主和工人们对他的热 烈 欢 迎 和 赞 美。 “ａｓｔｏｕｎｄｅｄ” 和 “ｗｉｌｌｉｎｇ”体现了雇主对主人因嫉妒乔治 的才干而 提 出 带 回 乔 治 这 一 决 定 的 惊 讶和无奈，以及他想要留下乔治的真诚 和 善 良。 “ ｇｒｅａｔ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 “ａｓｔｏｕｎｄｅｄ”和 “ｗｉｌｌｉｎｇ”都 属 于 积 极 词 汇。消极 词 汇 有 “ａｍｏｎｇ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和 “ａｎｕｎｅａｓ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从 反 面 体 现 主 人 对 乔治的蔑视，“ａｎｕｎｅａｓ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体现 了 主 人 对 乔 治 才 能 的 嫉 妒和不屑。 表赋值 的 词 汇 有 “ｍｏｒｅ”，“ｗｏｒｓｅ”， “ｖｅｒｙ”和“ｅｎｏｕｇｈ”等。这类词汇多用来 修饰 形 容 词、副 词 或 句 子，表 示 程 度。 本章里这些词都出现在末尾，表达乔治 明白自己再也无法返回工厂时的绝望。 （二）译文的态度系统分析 １、情感系统分析 译文中表 品 质 情 感 的 词 汇 中，“深 侍而无 怖、善配、大 悦、敏秒、佳、苏 息、 欣悦、挚”是 积 极 词 汇，“畜 兽、不 悦、厉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教导。
”Ｈｏ佛教意识形态正是历经千余年与中国的主体意识形态即儒道意识形态的不断交流、斗争、碰撞、相互颠复、妥协和利用之中在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达到儒、道、佛在中国并存的地位。
但同时，佛教经典在不断地被重译、改译中完全偏离了古印度佛教的教旨和意识形态，使其完全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佛教。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
受此影响，译界开始大量翻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大批符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小说、诗歌的译作纷纷问世，几乎达到“全盘苏化”的程度。
我国翻译活动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操纵最典型和最严重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反帝、反修和阶级斗争是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还认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担负着“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使命。
”∞１所有的译作都得围绕上述主流意识形态，否则译者的译本就不可能正式出版，译者本人甚至会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或投入监狱。
这时期的翻译作晶主要有：《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越南南方短篇小说》、《朝鲜诗选》、《鲍狄埃诗选》、《苏修文艺批判集》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译本。
我国的对外翻译也基本停滞，仅有的对外翻译作品主要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
这时的翻译活动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主要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在“文革”期间我国的翻译活动完全掌控在极“左”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译者的翻译活动必须屈从于当时的极“左”主流意识形态。
三、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国家社会或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固然对翻译活动起着强大的制约和操纵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操控。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晚清文学翻译——以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为例
裹在文学 “ 糖衣” 中， 展现给读者们 ， 所 以才会创造 出诸如 “ 林
译小说 ” 这样的文化 现象 。
（ 一） 操 纵 文 本 选 择
系统地研究过 晚清文学 翻译 。本文拟从意识形 态角度出发 ， 结合林纾翻译 的《 块 肉余生述》 ， 系统地 分析意识形态对 晚清
文学 翻译 的影 响力 和操 纵。
翻译 文本 ， 借他 的译作来警 醒 国人 、 开启 民智 、 改 良社会 、 拯 救 国家。 《 块 肉余生述》 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传播大 卫 的奋斗故 事只是表象 ， 借 故事来启 发 国人 、 救亡 图存 才是 真正 的 目的。林 纾在该书的序言 中， 曾表 明 自己的想法 ： “ 英 伦半 开化时 民间弊俗 ， 亦 皎然揭诸眉 睫之下 ， 使吾 中国人观 之， 谓 欧人尽胜 于亚 ， 似 皆知 良能 之彦 ： 则鄙人之译 是书 ， 为 不 负矣 。 ” 与其说是林 纾的爱 国之情激励他选择 了这本小说 ， 还不 如说 是 当时 的局势 和主流 价值 体系 激发 了他对 Ｄ ａ ｖ ｉ ｄ
学、 道德 等思想观念” （ 现代 汉语大词典 ） 。 由于意识形态 的
建立是需要一定物 质基 础的 ， 所 以它一般代表上层建筑或 统 治阶级 的观念 意识 。 当需 要将意识 形态传 递给被统 治阶级 时， 知识分 子就会承 担任务 ， 他们 创造 的文学作 品则 成为 主
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 。
一
１ ９ 世纪末 ， 面对外 国侵略者 ， 清政府 节节溃 败 ， 割地 赔
、
翻 译 中的意 识 形态
意识 形态 （ ｉ ｄ ｅ ｏ ｌ ｏ ｇ ｙ ） 源于 希腊文 ｉ ｄ ｅ ａ和 ｌ ｏ ｇ ｏ ｓ ， 由德 国
翻译研究应避免泛意识形态——以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之台湾及大陆对Communist中译为例
Ｓ ｏｌ ｉｔ Ｄ ｃ ｏ ａｙ 、 ｌ ｇａ ｉｔ ｎ ｒ 两方 马 克 思 主义 的 有关 概 念来 厘 定意 识 Ｃ ｅ ｅ ｉ
形 态 。例如 ： 东风（ ０ ３￣用 特拉 西 的意识 形 态概 念以及 汉语 和 王 ２０ ） ｌ 英语 权 威词 典 给意 识形 态 下定 义 。他 认 为 ， 识形 态 是 “ 只看 不 意 一 见 的手 ”是 广 义 上 的意 识形 态 ， 意 识 形态 的 正 、 ． 兼顾 反两 方 面 的含 义 ， 政治 和 观点 学说 中平 衡 （７ 。然 而 ， 在 １） 意识 形 态 内涵 丰富， 仅 仅
译 过程 的两 大成 因 （ 意识 形 态 与诗 学 ） 了 系统 的描 述 。毋 庸 置 即 作
疑 ， 元 系统 理论 把 翻 译研 究 引 上了 文 化研 究 的道 路 ， 翻译 历 史 多 把
援 引《 大英 百科 全 书》《 海》 《 代 汉语 词典 》Ｍｅｒ ｍ —Ｗｅｓ ｒ 、辞 、 现 、 ｒａ ｉ ｂｔ ｅ
ｄ ｎ的 台 湾和 大陆 两 中译 本 中对 Ｃｏ ｍｕ ｉ 一 词 的处理 ．探 讨翻 ｏ ｉ ｎｔ ｎ ｓ
译 研 究如 何 厘 定 意识 形 态 ．分析 意 识 形 态特 征 ．从 而 对其 分 门 ｌ —
类 ． 其 明 确 化 将
关键 词 ： 翻译 研 究 ； 泛意识 形 态 ； 意识 形 态 ； 明确 化 ；ｏ ｃ ｍｍｕ ｉ ｎｓ ｔ
语境化 ， 社会 ， 治 ， 将 政 诗学 等 外部 因素 纳入 到翻 译 研 究 中来 ， 破 打 了 传统 的忠实 观 ， 拓宽 了 翻译 研 究 的领 域 。 近年 来 ． 国描 述 性 翻译 研 究 呈现 欣欣 向荣 之势 ， 从 中 国知 我 这 网上 的论 文就 可 看 出。单键 入 关键 词意 识形 态 与翻 译 ， 关 的论 文 相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摘要：意识形态对翻译有重要影响。
本文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为研究中心，考察了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引言“意识形态”一词源出18世纪法国唯理哲学家德斯特·图·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
他认为意识形态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论》中给“意识形态”下了数种定义，并明确指出，意识形态“象征着某一特定的重要社会团体或阶级状况和生活经验的观念和信仰”，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翻译不仅仅是实现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和变形，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翻译工作从来都是一个政治任务。
（辛红娟，20XX）勒菲维尔(Lefevere)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因素有文学系统内外之分。
文学系统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文学系统外因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或机构”，他所用的术语是patronage(“赞助人”)。
在这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po etics)”。
（胡莉莉，20XX）因此，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译者往往受本土意识形态影响对源文本进行改写，但同时又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因为它是本土意识形态与外来意识形态直接交锋的平台。
在本土意识形态影响下，经过改写的译本还是会顽强地传达外来意识形态，并且在某些时期颠覆本土意识形态。
(刘小刚，20XX)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Acknowledgements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is thesi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with my thesis writing.First, my sincere gratitude goes to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Yang Bingjun. He not only sets a good example in academic researches but also acts as a mentor guiding us in our lif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my thesis writing, he has shown great forbearance and patience.Second, my special thanks go to Professor Wen Xu, Professor Liu Chengyu, Professor Du Shihong, Professor Cheng Jun, Professor Meng Fanjun and all other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who have enlightened me a lot in their illuminating classes and lectures. Moreover, I owe my heartfelt thanks to Professor Xiao Kairong and Professor Li Zhi who have offered in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my thesis proposal.Finally,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my dearest parents and my younger brother for their loving care and encouragement. Whenever I am confronted with setbacks and bewilderment, I can always turn to them for comfort. I am also grateful to my close friends and dear classmates for their selfless help.ContentsAbstract (I)内容摘要 (III)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1.1 Research background (1)1.2 Significance (2)1.3 Research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y (2)1.4 Organization of the thesis (3)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4)2.1 An introduction to Zhongyo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s (4)2.2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Zhongyong (5)2.2.1 Previous studies on one single translation of Zhongyong (5)2.2.2 Previous studies on two or more translations of Zhongyong (7)2.3 Summary (8)Chapter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 (10)3.1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11)3.2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13)3.3 Summary (14)Chapter Four Ideological Background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16)4.1 James Legge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16)4.1.1 James Legge and his ideology (16)4.1.2 Social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Legge’s translation (18)4.2 Roger T. Ames and Focusing the Familiar (19)4.2.1 Roger T. Ames and his ideology (19)4.2.2 Social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Ames’ translation (20)Chapter Five Manifestations of Ideological Influences on the Two V ersions (22)5.1 Translation motivation (22)i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i i5.1.1 Legge’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22)5.1.2 Ames’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24)5.2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text (26)5.2.1 Legge’s understanding (26)5.2.2 Ames’s understanding (27)5.3 Translation strategy (28)5.3.1 Legge’s translation strategy (28)5.3.2 Ames’s translation strategy (37)5.4 Summary (45)Chapter Six Conclusion (48)6.1 Major findings (48)6.2 Limit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 (49)References (51)Influence of Ideology o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ZhongyongAbstractZhongyong, as a classic Confucian book, is a marvelous treatis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arly in the 16th century, it was first translated and transmitted to Europe by European missionaries. Since then, Zhongyong had been widely translated and studied in Britain and America. Therefore, the study of representative English versions of Zhongyo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James Legge, the Bri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was the first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Classics in a systemic way. His English version of Zhongyong is held to be the standard version in the wes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Roger. T. Ames, the American sinologist and philosopher, produced a subversive translation together with David. L. Hall. Taking Legge’s translation and Ames’s translatio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thesis aims to do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from the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ince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entral issues have been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debate such as “faithfulness” and “equivalenc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to more comprehensive factors. Therefore, translation can be studied in a larger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traditional issues concerning faithfulness and equivalence of the translated text, Lefevere’ theory helps us locate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macro level. Since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may be produc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judging criteria are no longer the same. Any translation produced in a given time has its significance, so we have to justify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straints under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Ideology, in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deology influences both the choice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to be employed. Thus, studying theI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ideological factor in translation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 original text is understood and produced in a certain society at a certain time.From the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Zhongyong at a macro level and manifestations of ideological influences on the translated texts at a micro level.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ideology and the translator’ ideology,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s and translations of Zhongyong are different. Both social ideology and the translator’s ideology exert influences on the two versions to different degrees, the latter playing the dominant role. Legge’s translation was to better help future missionaries preach Christianity to adhere to the previous missionary tradi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Zhu Xi’ annotations of Confucian works were held to be the authoritative editions. Therefore, his Supplemental Remarks upon the Four Books was mainly taken as the original text. The authority of the original book and Legge’s rigorous academic training made Legge translate Zhongyong in an exegetic way. In order to faithfully convey the original ideas, his translation is abundant in annotations and notes, thus his translation is labeled as “scholarly translation”. However, he bas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Zhongyong on Christian doctrines; therefore, Christian ideology threaded his thorough translation.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heyday of transl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America. Ames’ collaborate translation with Hall was produced in this period, aiming to create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They contended that Zhongyong wa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ook reflecting correlative cosmology. Hence, they set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to translate it as a way of getting rid of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ized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verthel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y of process philosophy, overtranslation appeared in their transl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philosophy.Key words: ideology; Zhongyong; James Legge; Roger. T. AmesI I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中庸》两个英译本为例内容摘要《中庸》作为儒学经典，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论著。
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翻译活动影响论文
论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摘要：纵观中国翻译史的发展阶段，中国翻译史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翻译和文学翻译。
不同时代的主流翻译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的出现，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操纵性改写理论为研究这些翻译作品的特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尝试用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研究中国翻译史上不同发展时期的翻译特点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意识；中国翻译活动；三次翻译高潮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91-02一、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当时接受文学中的主流诗学是决定翻译所投射的文学作品形象的两个基本因素，而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又是首要因素，他决定了译者所要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
操纵翻译策略选择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
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对意识形态往往比诗学更感兴趣，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左右译者的翻译策略，保证译作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符合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不会破坏社会体制的整体稳定和正常运作。
政治意识形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目的语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译者的翻译策略。
一方面，处于政治的考虑，对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译者或者加以删除，进行淡化，一般都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或描写。
另一方面，出于某种政治心理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果需要，译者也会渴尽渲染之能事，浓墨重彩地突出与之政治意识形态相吻合的部分。
我们来看中国这三次翻译史的高潮，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翻译作品之间的关系分析来看是可以印证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的。
从翻译中的省略现象探寻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从翻译中的省略现象探寻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在施晓菁的《骆驼祥子》译本中，译者省略了十六处原文，省略部分不仅有句子，还有较长的段落，甚至一整章。
这些省略主要有环境描写、对社会现象和人物的叙述和描写，以及心理描写。
译者进行省略主要受原作者后记的影响，而原作者老舍写后记也是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
作者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是导致施晓菁译本省略的主要原因。
标签：《骆驼祥子》施晓菁译本；省略；赞助人；意识形态因素一、引言老舍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骆驼祥子》以人力车夫祥子为主角，描写了当时北京城穷苦社会的世俗人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老舍是一位语言大师。
他的作品中多用口语体，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简洁，短小精悍。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使用了大量的景物铺排和心理描写，将这些描写融入到叙事中，使叙述更为形象生动，从而使男女主人公祥子和虎妞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
到目前为之，《骆驼祥子》共有三个英语译本，它们分别是：Evan King 翻译的Richshaw Boy，Jean M. James翻译的Richshaw，以及中国译者施晓菁的Camel Xiangzi。
总体说来，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施晓菁的译作都是一部优秀的译作。
译者在词语、短语、句子层面，特别是形式或表层意义上，力图达到忠实于原文。
在内容上，施晓菁尽可能地再现了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但与高度的忠实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译文对原文的省略部分。
本文将使用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观点探讨施晓菁译本中省略现象的原因。
二、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语言学派盛行之后，理论家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文本外的因素。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在翻译研究领域，不同学派相继出现，理论观点推陈出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许多翻译家开始从不同的文化层面研究翻译问题，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便是其中的两位代表。
浅谈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模板
浅谈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化的不可通约性(inmensurability)所造成的，比如，Catford(1965:9)把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linguistic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不可译性(culturaluntranslatability);孙艺风也认为，“潜在的不可通约性分隔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并导致了不可译性……不可言喻的语言特征和异质的文化概念凸显了翻译的局限性”(Su nYifeng,20XX:231).然而，翻译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因素，也涉及政治因素，“它既是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表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时，也是面对特定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张力而出现的实践方式”(张羽佳，20XX:33).因此，研究不可译性，除了语言和文化因素外，政治因素也不可或缺，尤其是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是不能忽视，因为“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充斥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和矛盾冲突的结果”(方仪力，20XX:202).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表明“不可译性不是语言学或者认识论的‘发现’,而是一种政治信仰”(提摩塞·不列南，20XX:292).一、意识形态及其对翻译的操纵意识形态(ideology)源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1796年所创造的新词“idéologie”(TerryEagle-ton,1991:1).Tracy用“idéologie”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只能通过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来认识事物，因此，如果能系统分析这些感知和观念，就能为科学认识事物打下坚实的基础。
显然，从最初的含义来看，“意识形态”是个褒义词，等同于“观念学”,但拿破仑上台后，意识形态学说受到批评与打压，其语义和感情色彩都发生了变化，带有“错误的、幻想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这一贬义色彩(单继刚，20XX:210-211).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发展了意识形态学说。
翻译的文化研究——以中国为例
Ⅳ. Reference Books
More reading information: ⒈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⒉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ed.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Cassell. ⒊ Munday, Jeremy.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赞助人对朱译莎剧的影响
一、詹文浒的主荐和鼓励 二、鲁迅的期许和号召 三、宋清如的支持和帮助
影响：赞助者没有对他的翻译工作进行过多 的干预,没有对翻译中的技术处理施加明显 的影响,这使得他能按照自己钟情的翻译方 法(即中国传统的归化译法)处理莎剧的翻译 问题。朱译莎剧是典型的“汉化”译本。
赞助人对梁译莎的影响
-Lefevere :9
胡适的改写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影响 最大的当属Lefevere的改写理论。 最大的当属Lefevere的改写理论。 胡适对Ezra Pound的文学理论的改写“文学改良 胡适对Ezra Pound的文学理论的改写“文学改良 刍议”、对Henrik Ibsen戏剧的系列改写（如评论 刍议”、对Henrik Ibsen戏剧的系列改写（如评论 文“易卜生主义”，仿作的独幕剧《终生大事》 文“易卜生主义”，仿作的独幕剧《终生大事》 以及胡适与人合译的《娜拉》 以及胡适与人合译的《娜拉》）。 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以胡适对外国文学 和理论的改写为切入点，论证语际书写是文化改 革派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外国思想 和理论在目的语社会的输入和接受有着极大的导 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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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信念 和价值 观也 属于 意识形 态 的范畴 。” 不 可否认 ， 意 识形态是 一定社 会和 文化 的产物 ，任何一 个社 会都有 独特
常是知识 分子 ） 对世 界和社 会 的有系 统的看 法和 见解 ， 它是
个新 的阶段 。事 实上 ， 意识 形态使得 翻译 目标更 加明确 。
三、 意 识 形 态 在 晚 清 翻 译 活 动 中 的 局 限 性 意 识 形 态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给 翻 译 文 本 过 程 巾带 来 一 定 程
的意 识 形 态 体 系 。 二、 意 识 形 态 对 中 国 晚 清 翻 译 活 动 的 影 响
译 过程 中不 能保证 绝对 中立和 客观 ，因为每 个人都 有 自己
一
整 套 或 有 系 统 的 社 会 文 化 信 念 和 价 值 观 ，个 人 无 法 摆 脱 意 识 形 态 在 晚 清 的 翻 译 活 动 中 大 量 体 现 在 归 化 翻译 方
、
意 识 形 态
“ 意 识形 态 ” 在 英 文 中是 ｉ ｄ ｅ ｏ ｌ ｏ ｇ ｙ， 源 自于 希 腊 文ｉ ｄ ｅ ａ
（ 观念 ） 和ｌ ｏ ｇ ｏ ｓ（ 逻各 斯 ） ， 字面 意思是观 念逻各 斯 ， 即 观 念 的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学说 。意识 形态是一 个极其复 杂的概念 ， 对于意识 形态 的定 义， 《 辞海 》 是这样 界定 的 ： “ 某 一阶级 、 政党、 职业 内的人 （ 通
开始 ． 这个 向西方学 习的新 的意识萌芽诞 生 了。中国文化 复 兴 的社会 意识形 态促成 了翻译 ，并把 译者 推到 了意识 翻译
的 最 前 沿 。换 句 话 说 ， 包含在 原文 中的先进的西方 意识首先 影 响 了译 者 。 然后影 响 了翻译 文本 。这样 ， 意识 形态使 翻译
“ 意 识形 态” 也 被称 为 “ 一 只看不 见 的手 ” ， 意 识 形 态 对 译 者 的 决 策 及 读 者 对 译 本 的 接 受 程 度 的 影 响 有 着 重 要 意
的专著有 ： 李 伟 编写 的《 中国近代 翻译 史》 ， 介绍 了地 主阶级 改 革派对 世界 的 了解 、 传 教士 的早期 翻译 、 近代 翻译 理论 的
的 阶段 。
一
复译的《 社会 通诠》 进行 了较 为系统 的分 析 。胡 翠娥研究 了 文 学翻译 与文化 间 的互 动影 响 。季 压西 等人根 据大量 近代 条 约 和历史 档 案分析 晚 清英 语教 学 和 翻译人 才 的培 养等 。
论 文集 《 翻译 与创作 》 是迄 今 为止 香港 、 内地 及 国外 学 者合
某一 国家 或集体 流行 的信念 ，潜藏 在其政 治行 为或思 想风
格中； 哲学、 政治 、 艺术 、 审美 、 宗教、 伦理道 德等 是它 的具体 表 现 。同 时 ． 一 个 人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的一 整 套 或 有 系 统 的社 会
度 的制约 。作 为一种社会 文化交 流活动 ， 翻译与意识 形态密
作 研究清末 民初 文学 翻译 的第 一项 重大 成果 。吴莎从 操纵 论 角度研 究近代 翻译选 材与 意识形 态 的关 系 。由于封建 思
想 受 到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思 想 的 冲 击 ．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和 非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的 在 文 本 翻 译 中 相 互 碰 撞 ．从 而 使 翻 译 进 入 了 一
。
试 论 翻 译
中 的 意 识 形 态
以 中 国晚 清翻译 活动 为例
唐 昱
因 素
（ 闽江学 院 外 语系 ， 福 建 福 州 ３ ５ ０ ０ ０ ０ ）
摘 要 ：意识形 态对于翻译 的影响是 客观存在 的 ， 其 方式也是 多种 多样 的。本文 以中国晚清翻译 活动为例 ． 从意识形 态 的视 野探 讨翻译 活动 ， 从探 讨译 文的方法进 一步认识译 者所 受的限制和 翻译活动 的本质 ， 从 而批判 地认识在 晚清 这一特定 历 史时期下 。 翻译 现 象存在 的必然性 。 关键词 ： 意识形 态 晚 清 翻 译活动
进人 物面对 民族 危机 ， 图 自强 ， 谋 复兴 ， 共赴 救亡 图存 大业 ， 积极 推动翻译 和传播 西方 自然科 学和哲 学 、 社会 科学 知识 ， 培养早期 科学人 才 ，在 近代 翻译史 上开创 了西 学 翻译 的高 潮 ．使 中 国近代 向西方 国家 寻求真 理 的历程进 入 了一个新
他（ 她） 自身意识形 态的限制 。
法 的使 用 。所 谓 归 化 翻 译 ， 就 是 遵 守 译 入 语 语 言 文 化 和 当 前
所有 翻译实 践在清朝末 期都可 以概括为三 大类 ： 自然
科学 、 社 会科学 和文 学 ， 这 是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变 化 的 结 果 。一
出 现 等 。 韩 洪 举 介 绍 了 林 纾 的 译 介 活 动 。 王 宪 明 从 文 本 源 流、 著译 动 因 、 关 键词语 与观 念 、 政治社 会影 响等 方面 ． 对严
义 。在 中国 翻译 史上 ， 正是 在 清代这 个朝代 的历 史背 景下 ，
出 现 了 翻 译 高 潮 。１ ９ 世纪末 至２ ０ 世纪初 ， 一 批 忧 国 忧 民 的 先
的主流价值 观 ， 对 原文采 用保 守 的同化手 段 ， 使其迎 合本 土 的典 律 。 出版潮 流和政 治潮 流 。首 先 ， 随着列 强打 开 中国国
门． 晚清 时 期 许 多 西 方 传 教 士 来 华 。 他 们虽然 以传教为宗 旨 ， 但 同时介绍 了西方 学术 ， 客观地 促进 了科学 文化 的交 流 ， 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