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代的戏剧

第四章明代的戏剧

第一节明初杂剧

一、明初杂剧概述

明代主要有两种戏剧样式：一是由元杂剧发展而来的明杂剧，一是由南曲戏文发展而来的明传奇。相对于蔚为主流的明传奇而言，明杂剧的创作虽然有缓慢发展，但在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明初杂剧是元代后期杂剧创作的余波，同时由于此时的作者已逐渐由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变为官僚贵族，这就促使杂剧创作从平民化走向宫廷化、贵族化。题材较为狭窄，内容贫弱苍白，伦理教化、歌功颂德与神仙道化等剧目在此期的创作中占据主流，显示出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但在艺术形式上有所革新，开始突破元杂剧的体制规范并趋向雅化。

二、朱权与朱有燉

二人都是皇室贵族，他们的作品代表了明初杂剧的发展趋向。

1.朱权，朱元璋第十七子，著有杂剧十二种，今存两种：一是宣扬出世思想的神仙道化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一是演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韵事的风花雪月剧《卓文君私奔相如》，后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朱权还作有兼戏曲史论和曲谱为一体的《太和正音谱》（１３９８年），分戏曲体式１５种，杂剧１２科，收录、品评了金董解元以下、元和明初的杂剧与散曲作家２０３人，认为戏曲乃盛世之声、太平之象。

2. 朱有燉，朱元璋的孙子，是此期创作最为丰富的作家，他的《诚斋乐府》包含三十一种杂剧，是元明杂剧作家保留作品最多的。其作品大多是粉饰太平和宣扬封建道德，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点缀

升平、歌功颂德的喜庆剧；二是谈玄慕道、度脱成仙的神仙道化剧；以上两类作品皆是他政治斗争失意后的一种寄托和韬晦。三是弘宣教化的节义道德剧，其中《香囊怨》较为著名，写妓女刘盼春与秀才周恭有情，而鸨母逼她与富商苟合，刘以死相抗，自缢而亡。尸体火化时唯所佩香囊不化，内装周生情词亦保存完好。以一妓女而能以死明志，全其贞节，作者认为这种道德境界值得表彰。；四是水浒剧，有《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皆是《水浒传》未载事迹，对研究水浒故事很有文献价值。

朱有燉在杂剧形式上颇多独创，如打破一本四折和一人主唱的惯例，采用对唱、合唱、轮唱等形式，甚至运用南北合套的体制，促进了杂剧自身的艺术更新。他的杂剧语言质朴本色，音律谐和优美，比较适合舞台演出。

第二节明代中后期杂剧

一、明代中后期杂剧概述

相对于初期的较为平淡，明代中后期的杂剧进入鼎盛时期，并实现了杂剧创作的转型。就创作主体而言，这时的杂剧创作逐渐由宫廷派作家转入文人士大夫手中，他们或以布衣终其一生，或历经宦海沉浮，往往借助杂剧创作来排遣郁闷、宣泄情怀，杂剧成为他们抒情写意的工具，故此期的杂剧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化、抒情化特色。就思想内容而言，较之初期的粉饰太平、宣扬教化，此期的杂剧创作题材不断拓展，思想渐次深化，抒写文人愤懑不平的抒情剧、嘲弄世态人情的讽刺剧、歌颂以情反理的爱情剧成为剧坛主流，都具有积极的

思想意义。就艺术形式而言，明代中后期杂剧的体制进一步解放，更加灵活多样，首先在体制上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成规，剧本可长可短，尤其是单折杂剧（又称短剧）为数甚多；其次在曲调上杂剧南曲化蔚为风尚，不再纯用北曲，而是南北曲兼用，甚至出现了全用南曲的“南杂剧”；再次在演唱上也打破了一人独唱的局面，剧中角色都可演唱，缩短了杂剧与传奇的区别。但此期的杂剧大都是案头之作，距离群众与舞台越来越远。

二、王九思与康海

二人都居于“前七子”之列，都师承马中锡，又都受刘瑾牵连而被削籍免官；同时他们在明杂剧的发展历程中都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1.王九思的代表作是《杜甫游春》，表面上是写杜甫痛骂、谴责奸相李林甫误国乱政，并决心隐身避世，实际上是退职后作者心境的自况，借古讽今以抒身世之慨的意图显而可见，与初期杂剧相比，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并开启了明代文人案头剧的风气。另一杂剧《中山狼院本》仅有一折，开单折短剧之先声，明代短剧从此大为流行。

2. 康海的代表作《中山狼》共四折，取材于马中锡的文言小说《中山狼传》，演东郭先生救狼却险遭狼害一事，当系有为而发的寓言讽刺剧。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等书记载，此剧系影射李梦阳的负恩。康海与刘瑾是同乡，李梦阳被刘瑾所害时，曾求救于康海，康海救了梦阳，后来刘瑾坏了事后，康海受到牵连，李梦阳却没有救他。该剧写信奉墨家学说（兼爱）的东郭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搭救了被赵简子人马所紧紧追杀的中山狼，不料这条负义忘恩的饿狼竟要吃掉东郭先生。后幸得一老人相救。在老人的教育下，他终于明白了“那世上负恩的尽多，何止这一个中山狼”！剧中刻画中山狼的恩将

仇报、阴险残暴，正是对封建官场尔虞我诈、忘恩负义的典型概括，同时也是对世态炎凉、人心险恶的社会风气的尖锐嘲讽，因此它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讽刺剧。此剧主题集中鲜明，结构严密，关目紧凑，饶有童话意味，富于教育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明杂剧创作的转机，在此之后讽刺性杂剧成为明中后期杂剧创作的重要内容。

三、徐渭与《四声猿》

1. 徐渭（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其人多才多艺，在诗文书画和戏剧等艺术领域内纵横驰骋，迸发出离经叛道、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徐渭曾８次参加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他在浙闽总督胡宗宪军中当幕僚时屡出奇谋，为抗击倭寇立下战功。胡宗宪倒台入狱后，报国无门的徐渭也屡遭迫害，一度精神失常。佯狂与真狂相间，历９番自杀而未果，终因误杀后妻被捕。刑期７年后出狱，益发放浪形骸。晚年卖画鬻字为生，困顿潦倒以终。死后４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才偶然从旧文集中发现徐渭的光辉，盛赞他诗、文、字、画、人“无之而不奇”（《徐文长传》）。徐渭曾自称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其杂剧创作也在戏曲史上享有盛名。王骥德《曲律》称“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四声猿》语出于郦道元《水经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作为一组杂剧，《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４本短戏。

《狂鼓史》（渔阳弄）一折、《玉禅师》二折，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尽情戏弄；《雌木兰》二折、《女状元》五折，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被称为“明曲之第一”。

《狂鼓史》俗称《阴骂曹》，描写祢衡在阴司重现击鼓骂曹的精彩一幕，历数曹操种种罪行，骂词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实是借古喻今的有为之作，表达出作者对黑暗朝政的愤恨，抒发了其抑郁不平之气。此剧构思奇巧，熔实事、幻境、世情为一炉，给人以超拔之感，文词恣肆，气概豪壮，在四剧之中成就最高。

《玉禅师》捏合玉通和尚戏红莲与月明禅师度柳翠两个故事为一。此剧起源于官、佛斗法。临安府尹柳宣教只因玉通和尚拒不参拜，便设美人计报复他。妓女红莲受命前去，以肚痛要人捂腹为由，破了和尚的色戒大防，致令玉通羞愧自杀。和尚为报此仇，死后投身为柳府尹的女儿柳翠，先是沦为娼妓以使府尹蒙羞，后为前世的同门月明和尚度脱为尼姑。本剧既写政权与佛权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算计，又写佛徒的生理欲望与佛门戒律的尖锐冲突。官府对不顺于己者总要打击报复、置于死地；高僧宣扬四大皆空，但也会走火入魔。借一小小戏情，徐渭袒示出封建政权与神权的某些不甚体面的尴尬。既揭露了官府与佛门的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也嘲弄了禁欲主义的虚伪、清规戒律的脆弱。

《雌木兰》、《女状元》两剧一反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分别塑造了一文一武两个“立地撑天”的奇女子形象，武的能驰骋疆场，建立奇勋；文的能夺魁科场，理案折狱，确为女性扬眉吐气之作。而两人一旦恢复女儿身，却只能重返闺房，又体现出作者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的控诉。

市井讽刺杂剧《歌代啸》相传也为徐渭所作，《歌代啸》一本四折，每折故事相对独立。首折戏写李和尚药倒张和尚等人，偷去菜园冬瓜和张的僧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