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的悲剧人生丁玲晚年言行偏左。

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

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

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

”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

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

”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

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

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

”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

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

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

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

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

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

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

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

……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

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

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

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

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

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

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

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

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

请你们斟酌一下。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

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

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

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

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其他文章没有重载。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

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

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

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

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

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

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

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

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

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

’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

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

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

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

《‘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

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

……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

……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

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

两个故事如下：(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

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

反正是开玩笑嘛。

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

’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