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合同法第51条解释的反思

有关合同法第51条解释的反思——对崔建远教授“无权处分辨”的分析与检讨王海军【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对崔建远教授的“无权处分辨”的评论。

一方面，崔建远教授把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引入到买卖等合同之中去，从而实现了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逻辑自恰，是对民法基本理论的一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把物权意思与债权意思捆绑于同一个意思表示之中，从而使买卖合同的生效与物权变动的生效之间的区分成为不可能，最终导致处分能力的概念的含混不清，此为一大缺陷。

【关键词】债权意思物权意思无权处分无权处分，其典型如出卖他人之物，不愧为“法学上的精灵”1。

仅就中国大陆而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出台以来，围绕无权处分问题而形成的学术文献已经颇为壮观2，而且似乎还有更多的学术产品将继续被生产出来，以至于可以说，无权处分问题已经成为民商法学界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同样是关于无权处分的一个学术产品。

但是，与其他产品不同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建构，而主要是分析和检讨；而且仅仅1 王泽鉴：“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法学上的精灵，困扰实务界数十年。

为其驯服，非彻底研究其本性，不克济事”。

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由于出卖他人之物就是无权处分的一个典型情形，所以，“法学上精灵”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无权处分问题。

2 代表性的文章有：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8日；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王轶：“论无权处分的效力——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葛云松：“论无权处分”，《民商法论丛》（第2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以下；韩世远，“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是针对其中的一种解释路径的分析和检讨。

该种解释路径见于崔建远教授的“无权处分辨”之中，其要旨可以概括成两个互相配合的命题：（1）买卖等合同可以包含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2）买卖等合同需要债务人有处分权。

于是，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两个命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目的，分析其成功与不足。

但是，如果不把这种解释路径放到关于无权处分的争论中去，我们是看不出其中的利害关系所在的。

所以，在评价之前就有必要对既有的文献做一个符合本文目的的回顾。

我认为，以往关于无权处分的文献虽然足以令人望而生畏，而且每一个学者的具体观点也各不相同，尤其是涉及到无权处分与各个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时更是各说各异，但是，如果我们略去种种枝蔓而只看其根本理论主张的话，那么就可以大致辨认出两大阵营来，也就是捍卫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合同履行说”与抨击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物权行为理论。

之所以说这两种学说可以形成两大阵营的对抗，主要是因为在两者背后矗立着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与物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间的对峙。

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不把无权处分问题放到物权变动模式的背景之下，那么所有的谈论都将抓不住根本。

3上述两大理论阵营的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涉及物权变动模式本身，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如何可能？第二个方面才是关于无权处分问题的，即买卖等合同的生效以债务人享有处分权为前提是否可欲？而崔建远教授提出的两大命题则可以看成是对这两大分歧的回应。

一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合同履行说”认为，物权变动就是履行一个买卖等合同的直接后果，而这个买卖等合同仅仅是，按照德国民法学的术语，债权行为或者说负担行为。

4但是，单纯的负担行为怎么可能引发物权变动？在物权行为理论者看来，一个单纯的负担行为加上一个作为事实行为的合同履行，根本不可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结果，物权行为理论者指责“合同履行说”不合逻辑；而“合同履行说”的支持者则认为此类诘问是概念法学的阴魂不散。

5到底孰是孰非？崔建远教授的立场是相当明确的，但是他的表述确是相当谨慎。

他明确提出的主张是“买卖等合同可以含有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

这样一个命题显然修改了“合同履行说”，从而也就修改了整个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妥协，但是，更加准确的说，它是对民法的意思自治原理的贯彻，从而纠正了我国民法以往存在的一个大家都熟视无睹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谈论什么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法国等），什么债权意思主义与对抗主义结合的物权变动模式（日本等），什么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瑞典等），孰不知这样的谈论者都成了半截子的物权行为理论者，一方面接受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另一个方4 崔建远教授的表述是“一方面仍然遵循德国民法的思维模式，将构成债权合同的意思表示解释为仅仅含有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另一方面不采取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而是认为物权变动系合同履行的结果”。

5 至于那种认为此类诘问乃概念法学的阴魂不散的观点，则是对概念法学和此类诘问所依据的共同的前提的双重误解的结果。

王轶的观点就是如此。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面又不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最后弄得不伦不类，还被物权行为理论者质问得哑口无言。

须知，物权行为理论的质问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双方都分享了共同的前提假设，即民法的基本原理：意思自治，权利的变动都需要有权利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既然各国民法典都接受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既然大家都承认通过买卖等合同实现的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那么，在这个物权变动中，怎么可能不存在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呢？如果当事人双方没有表示出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民法却擅自赋予当事人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还称其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吗？这还称其为民法的意思自治吗？所谓的意思自治，不就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而赋予其“希望”的或者“想要”的法律效果吗？然而，在“合同履行说”那里，也就是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那里，当事人的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表达在哪里呢？既然“合同履行说”一方面已经接受了物权行为理论的说法，认为买卖等合同是单纯的负担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合同的履行只是一个事实行为。

6而且，还不仅仅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其他两个物权变动模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按照大陆民法的理解的话。

但是，其实其他非物权行为理论国家的学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都没有把买卖等合同看成是一个单纯的负担行为。

比如，日本著名的民法学家我妻荣教授就认为：日本法上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只因单一的意思表示就发生效力。

首先，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和发生债权的意思表示，完全是同一种形式，在没有对6 在德国，交付是一个真正的法律行为。

而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之下，交付只是一个事实行为，里面不存在二者进行外形识别的日本民法之下，没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只要根据意思表示中效果意思的内容，来承认当事人想要的效果就足够了。

也许在特定物的买卖契约中，很多情形会使人们在观念上认为，在效果意思中发生债权的意思与移转所有权的意思是结合在一起的，互相包含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发生物权和债权两个法律效果，就必须有两个意思表示。

7其实，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他是坚持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同样意识到这一点：鉴于我国大陆学者通说，不采德国民法关于物权行为的立法理论，及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将所有权变动作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因此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

8所以，认为买卖等合同中包含着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乃是承认民法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

谁还能在此前提之下逻辑一致的坚持上述形式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我相当怀疑。

所以，我认为，崔建远教授明确提出“买卖等合同可以含有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实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然而，崔建远教授的表述却相当的谨慎，其谨慎的程度都掩盖了他上述的革命性的颠覆。

因为，一方面，他并不阐明“合同履行说”所存在的这个根本性的缺陷，相反，他执着于“合同履行说”在解释具体的物权变动情形的能力上。

因为他认为，存在特定动产的买卖合同约定该物的所有权自该合同成立时移转的情形，而“合同履行说”7 [日] 我妻荣、有泉亨修订：《物权法》，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79、80页。

转引自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22页以下。

无法解释这种情形——大概是因为该种情形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同履行”。

另一方面，崔建远教授根据修正后的“合同履行说”反过来质问物权行为理论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法的架构之下仍有学者针对中国大陆民法发出此类诘问（即单纯的负担行为怎么可能引发物权变动？），确实存在概念法学思维模式的嫌疑。

但是，他难道不知道物权行为理论者的此类诘问仅仅是针对那种“一方面仍然遵循德国民法的思维模式，将构成债权合同的意思表示解释为仅仅含有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另一方面不采取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而是认为物权变动系合同履行的结果”9的半截子的物权行为理论者？但是，不管崔建远教授的表述如何，他的实质性主张确实具有独创性。

根据他修改后的“合同履行说”，物权变动是由包含在买卖等合同中的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所引发的。

于是，崔建远教授正面回答了物权行为理论的质疑，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如何可能？与此同时，崔建远教授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物权行为理论者。

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恐惧，害怕因为承认物权意思的存在而变成了物权行为理论者，恐怕是我国民法在物权变动模式上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

但是，承认物权意思的存在并不等于承认物权行为理论。

区分这一点相当重要。

在与我妻荣教授的观点进行比较时，崔建远教授的方法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达：我妻荣教授认为一个引发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中含有两个意思表示，即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和发生债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不加区分；而笔者主张一个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含有两部分因素组成的效果意思，一是发生债权债务，一是发生物权变动。

10这就是崔建远教授的捆绑战术，通过把物权意思与债权意思的捆绑，从而否认物权意思的独立性。

而如果不存在物权意思的独立性，那么，就更不可能存在什么物权行为。

因为：物权行为理论的首要原则就是“分离原则”或称“区分原则”，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一般为债法上的契约）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作为两个法律行为，而不是一个。

……这两个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

11综上所述，崔建远教授在“合同履行说”与物权行为理论的第一个分歧中找到了第三条路线。

一方面，通过承认物权意思的存在，克服了“合同履行说”的缺陷；另一方面，通过否认物权意思的独立性，而与物权行为理论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