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广义进化论角度的探究

摘要 : 本文从广义进化论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并与西方经济思想相比较，探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

同时试图将这方面的研究纳入到模型框架分析的体系中，从软硬结构模型和地形图模型两个不同角度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的分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新视角。

关键词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广义进化论；软硬结构模型；地形图模型中国古代有着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且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正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然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却未像西方的经济思想一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笔者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假设为一个具有内部作用机制的生命体，试图从广义进化论的角度对其中的原因做出新的阐释。

一广义进化论的基本思想达尔文主义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在外因的作用下，内因通过基因突变使物种得以进化，但却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因突变后物种的稳定性。

新达尔文主义用完善的理论和实验证明了基因突变的原理以及突变后的遗传稳定性，并强调了自然选择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

而新的进化论则强调生命体内因素相互合作，通过创新创造生命体自身生存所需的条件，即强调内因中共生的重要性。

共生原理是新的进化论的核心，其含义是宿主与入侵者合作，相互协调、依赖，各取所需，各施所长，以实现生命体的进化，被认为是比基因的随机突变和 dna重组更广泛存在的进化形式。

根据进化的新系统观，基本的进化动力不能从随机突变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只能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有序的自发出现中寻找，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来看，即是偶然性背后隐含着必然性。

广义进化论是这种新的进化论在应用领域的扩展，它试图从生物学角度建立一种可以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上层结构分析体系。

广义进化论有自身独特的范式，称为自我表述系统，即系统能够自己产生指导自己运行的理论，自己运行的状态和结果需要自产理论来说明，同时采用了软硬结构模型和地形图模型等作为其分析工具。

二从软硬结构模型角度进行的静态分析（一）模型若干重要原理介绍软硬结构模型的基本运行机制是新的进化论的共生原理。

该模型内在结构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硬结构，是相对不变的部分；另一部分被称为软结构，是相对可变的部分。

硬结构执行系统的日常功能，保证系统的生存，对软结构起支持作用。

软结构则在硬结构的支持下，在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对硬结构进行建构，使整个系统不断进化。

软硬结构的关键作用在于把无数小创造积累成大创造，基本机制是自我表述，即创造的结果能支援创造过程，而创造过程又产生新的创造结果。

一个具有软硬结构的能够有效地执行系统功能的而且具备进步保证的自我表述系统的构筑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

其中最基本的四条是：第一、系统包含硬结构。

第二、系统包含软结构。

第三：硬结构支持软结构。

第四：软结构对硬结构进行建构。

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模型本质上是一个静态分析的模型，它强调系统内部的软结构与硬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指出只有共生才能实现整个系统的进化。

图 1 中所示的正是上述模型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形成方面的应用。

该经济思想体系具备了成为自我表述系统最基本的四个条件，其中传统的经济思想作为硬结构既有其相对不变的一面，又有要求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一面，故能起到维护系统和支持理性的经济思想发展的作用，而理性的经济思想在笔者看来是促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得以不断进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上层结构因素，其作为软结构能通过重新建构传统的经济思想，使得软硬结构得以共生，使整个自我表述系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不断进化。

辅助软结构作用于硬结构的外在环境，包括国内、国外两个部分，其中又可细分为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

（二）通过该模型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未形成完整体系的原因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没有达到构筑类似于西方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笔者认为从软硬结构的相互关系来看是必然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1 硬结构不硬，无法支持软结构硬结构要充分地硬，既要表现出能接受软结构建构的开放性，又要具有保持自身稳定的系统性，如果这两方面无法同时满足，则无法支持软结构的发展。

(1)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封闭的，这与开放性相抵触。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植根于这片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神州大地，在古代几乎未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进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传统的经济思想受到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体现为纯中国性。

而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和中世纪，也是开放性的。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偶像，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其伟大的著作——《神学大全》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主导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更是遍及欧美各国。

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 2）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概念模糊，不能保持系统自身的稳定，这与系统性相抵触。

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其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决定了概念本身的分析力，而且标志着理论抽象的程度。

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的概念却十分模糊，表现为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古代的诸多学者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这些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

不是概念更新以适应涌现的新事物，而是新事物纳入旧概念。

例如，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末”，把投资纳入“奢”，把西方先进科技纳入“奇巧淫技”，然后按照“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尚朴”等教条，反对资本主义，维护落后的小生产的经营方式。

因为这些模糊性很大的经济概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可以任意解释, 从而为各级行政官员曲解政策大开方便之门。

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尤其是观念偏激的经济思想家正是利用模糊推理、偷梁换柱、扩大或缩小概念的办法把立论与结论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曲解国家的各项政策。

2 软结构不软，无法建构硬结构软结构要充分地软，即尽可能实现大量正面的变异，淘汰反面的变异，使得在与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能良好地建构硬结构，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外界环境对软结构作用的正面促进性，二是软结构自身的正面变异性。

（ 1）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式以及国内外的环境均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秦朝的过早统一使得春秋战国各地区的经济还没发育完善，就过早地终结了，许多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技术，以及一部分优秀的经济思想被完全地扼杀，这种封建社会的早熟性不利于软结构正面变异的形成。

中国古代内部政权很不稳定，国家时常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态势中，没有给后续经济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又使得中国长时期相对于周边国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同时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培养了中国自我文化中心心理定势，产生了罕见的顽固排外能力和同化机制，在这种缺少压力的环境中，古代中国严重缺乏一种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经济思想体系自然也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乃至完整形成的动力。

（ 2）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1）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及其深刻的影响，使得理性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

先秦时期，儒家是作为一个学派参加学术争鸣的。

汉朝的尊儒实际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维护正统秩序的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为流行，儒家失去独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统。

从唐朝开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

在合一的过程中，儒仍是为主的，因为维护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正统学说。

佛、道则从宗教方面对这种世俗学说起了配合、补充的作用。

这种强调等级制的思潮，在稳定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2）在西方，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古拉斯就喊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口号，1776年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更是将个性的解放、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作为资本主义崛起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则以原始氏族传统为根基，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亲睦、互爱互助，排斥“经济人”的思想，这种形式的社会根基和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其作为与正面促进性相抵触的因素，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深刻和久远的。

（ 3）在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软结构自身的缺陷也暴露无遗。

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至司马迁后走向了衰落，形成了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重要的理论品格，违背了正面变异性的条件。

1) 方法论的不完善性。

西方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体现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采用辨证的观点先从微观处入手，当某一领域的主要观点形成后，在此基础上用宏观的视角加以审视、构建系统体系，再在这体系的范式指导下研究该领域的具体问题，当宏观范式不能适应微观问题分析需要时，又进行重构，如此循环。

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注重宏观统一性，缺乏对微观现象的研究，薄赋敛、抑兼并、本末论无不是这种方法论下的产物。

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论好比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欧的油画，一种写意、抽象，另一种则细微入致。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方法论如果丧失了微观基础，正如叠叠累卵，存之尚难，谈何发展。

2)研究精神的不深入性。

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

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

关于铸钱、行钞的议论不绝，就是没有货币理论；纳税和征赋的办法、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思想公元前就已产生，但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