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党际关系思想述论

王稼祥党际关系思想述论作者：柳森来源：《党史文苑》2012年第08期［摘要］王稼祥作为新中国党际外交的奠基者、开拓者和领导者，在长期的党际交往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际关系思想，其中包括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平等和团结；独立自主是发展党际关系的立足点；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自身发展的党际关系原则；党际交往要为国家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等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稼祥党际关系思想现实意义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国家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党际关系，以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为载体，以政党之间的联系、交往、合作为主要内容。

发展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促进国家自身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方针。

王稼祥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从1951年1月至1966年3月连续15年担当此任。

他在长期的党际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具体实际，认真调查研究，独立判断、尊重事实、服从真理，发表了大量的谈话和文章，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党际关系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平等与团结王稼祥根据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并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党际关系思想中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团结的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论断。

这一思想体现在王稼祥1956年10月5日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的谈话中，王稼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好像一个大家庭，成员不一样，要和谐生活。

这是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

”“这个大家庭中各个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是父子关系，只能是兄弟关系、姊妹关系，只能有执政与非执政之分，经验多的党和经验少的党之分。

” ［1］P434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家人”呢？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列主义的，都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都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

”［2］P179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各国党又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

因此各国党就像“兄弟”一样，“姐妹”一样，可以称之为“一家人”。

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又不是一家人”呢？王稼祥认为：“每一个共产党，总是首先代表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的。

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各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因为只有他们最熟悉本国的特点，同本国的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虽然各国共产党都是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但是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本国革命或者国家建设的胜利，他们的具体的、近期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见，各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是不容别国党干涉其内部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又不是一家人”。

［2］P179王稼祥认为，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平等关系，就要反对大国大党主义。

实践表明，大国大党、特别是执政的大党容易犯大国大党主义的错误，而小国小党，对比自己更小的国家和政党，在党际交往中有时也可能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或者犯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苏联共产党是领导本国人民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政党，它在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人民面前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又因为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享有领导的支配地位，所以在苏共时期，苏共就常表现出大国大党主义，时常对别国政党挥动指挥棒，干涉别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内部事务，引起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强烈不满。

王稼祥说：“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也是一个大党，并且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威望，如果我们因胜利骄傲起来，也是容易犯大国主义错误的。

”［2］P180王稼祥主张在党际交往中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警惕自己犯大国大党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王稼祥认为，既然无产阶级政党“是一家人”，就应该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团结，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在党际交往中“要注意从共同的国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利益出发。

如果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会有共同的了”。

［1］P43422.在党际交往遇到问题时，为了有利于加强团结，要“更多地批评自己，少批评别人”。

［1］P4353.在党际外交活动中为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团结，要做到内外有别。

王稼祥强调，在党际交往中对内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外应做到“沉默是金”。

王稼祥指出：“做外事工作的人，谈话对了是银子，而沉默更是金子。

要区别对内和对外，对内即在我们党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对外，即对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为好，因为‘言多必失’，还可能引起误会，所以沉默更是金子。

”［1］P434二、独立自主是发展党际关系的立足点独立自主是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党际关系思想里面的基本准则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王稼祥继承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际关系的相关理论，指出独立自主是发展党际关系的立足点。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政府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照搬了苏联模式。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使社会主义各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以苏共为“领导党”的弊端有了足够的认识，于是社会主义各国掀起了第一次改革的浪潮，开始了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时期。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外交就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总目标，他在这一时期对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原则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1957年5月3日，王稼祥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尔科维奇谈话中指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们都要研究。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点，照抄别人的经验是没有好处的。

”［1］P4361959年10月10日，王稼祥同由威尔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更进一步地阐明了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思想，王稼祥说：“不要担心党小”，“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因为对自己国家情况最熟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吸收兄弟党的经验和同兄弟党交换意见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兄弟党的经验和意见仅供参考。

”当威尔斯谈到自己党比较小时，王稼祥说，“在开始时党必然是小的，这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1］P441他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为例加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时，也是很小的，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也只有几千人，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才由小变大，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王稼祥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原则，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王稼祥承认自己也曾经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把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指示“神圣化”，并加以盲从。

他说：“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列主义，列宁如何讲，斯大林如何讲，而不问中国具体情况，方法是主观主义，不是以马列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

” ［2］P368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顾客观条件应用外国的经验，从而犯了错误。

他说：“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这不是说不吸收外国的经验，但是要用得适合中国情况。

”要“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找到具体的方法”。

［1］P442三、坚持事实求是、量力而行、注重自身发展的党际关系原则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处在一个大小矛盾尖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二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在加剧；美国侵越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台湾国民党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美国与日本有“安全条约”的关系；美国在朝鲜驻有重兵。

这是一个四面受敌、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

在此情况下，我国的外交政策却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并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亚、非、拉解放运动的重担，并且对外援助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而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处在“大跃进”运动后的极端困难时期。

值此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王稼祥所反复思考的问题。

他研究了大量的国际国内情况资料，又与不少同志交谈并交换意见，最后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王稼祥撰写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篇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所以不管在它执政前或执政后，主要的是干本国革命或建设，同时又要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

但是，它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1］P444“共产党执政前，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对别国革命只能作道义上的支持。

当然，也可以派人参加志愿军，支持别国的革命战争，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在野党派人参加西班牙的革命战争那样。

” ［1］P444总之，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

共产党执政以后，虽然主要还是领导本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不可能把支持别国革命当作主要任务，但支持别国革命也是义不容辞的任务，否则就不是国际主义者，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在执政以后，因为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军队，有了外交关系，情况就复杂多了，而且不能不受到国际方面的约束。

取得了政权的共产党，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当然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能够很快取得革命的胜利。

但是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不能号召别国人民起来打倒本国的统治者。

相反地，它只能说不干涉别国内政。

支持别国革命有道义上的和物质的，包括发表宣言、声明、游行示威，物质、技术援助，外交配合，直到派志愿军支援反对外国入侵等各种各样的形式。

共产党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形式，支持别国人民的斗争，要看其自身发展情况，不能认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采取或者要求采取上述的一切形式，都是适当的。

王稼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支持别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民族独立、人民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但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要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注重自身发展。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阶段，“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须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