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

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

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

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

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

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

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

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

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而且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

舜无为而治的掌故
古诗，舜品德高尚，尧派他来管理天下。

当时中原到处是洪水，以前尧派鲧去治理洪水，9年後失败了，舜就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果然不负众望，13年後平息了洪水。

舜和尧一样，对老百姓很宽厚，多采用象征性的惩罚，犯了该割掉鼻子罪的人，让穿上赫色衣服来代替；应该砍头的人只许穿没有领子的布衣。

为了让老百姓懂得乐舞，舜派夔到各地去传播音乐。

有人担心夔一个人不能担当重任，舜说：“音乐之本，贵在能和。

像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一个就足够了。

”夔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孔子赞叹道：“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而已。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实例
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

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

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

《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

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

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

文帝还多次下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

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

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

”（《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

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

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

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

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

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

如果我们注意到汉初中央政权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注意到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的历史事实，就不难理解黄老之术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

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

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

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

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

”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

”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