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_行为观_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有较高价值层面又关注实际操作运用的综合性理论研究。

传统中国的“行为观”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保雪松一、中国传统中的行为观与西方人对行为概念的“定义”不同，“行为”二字在汉语中有分有合，颇为讲究。

汉语早先都以单字和单音来表言达意，所谓一字一词即一意。

因此，对单个汉字的解析会意是理解汉语词汇的基本功，也是汉语传情练达的基准性要求。

这种东方特有的文字技术古已行之，至今仍然是领悟汉文化的基础。

除虚词外，在汉语中组成词语的每一个汉字都有其独到的表意功能及其真实含意；甚至，有些汉字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具有其现实意义，“行为”二字便是一例。

在汉语语境中，“行为”不仅仅是“人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而且还是含有极其丰富的伦理意境和深刻的社会价值的表达；因为，“行为”是把人世间诸多事物串联起来的“高手”。

如《左传》里就有“行则思义”，用来表示人们有意志、有目的、有情感、有伦理意境的评价。

行为的“行”在汉语中由“彳”（ｃｈì）和“亍”（ｃｈù）两个部分组成，《现代汉语词典》称“彳亍”为“漫步走，走走停停”；①《辞海》（上）关于“彳亍”条目解：彳亍即行貌，左步为彳，右步为亍；合则为行，行者彳先亍必随之。

②“行貌”就是一个人走路的样子、步态、仪态，可延伸为反映人们品质的外在动作及其处人处世的风范。

譬如德行、言行、身体力行、行若无事、行成于思毁于随，以及罪行、兽行、行将就木、行尸走肉等。

一个人“行”的如何，还可直接与他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社会评价、人格力量，及其做人行事的优劣相挂钩。

同时，“行”还能派生出人们所从事的行业性质、所承担的职业种类、所经历的事件过程、所倡导的活动状态等意境；如行车、行商、行医、行礼、行善，等等。

由此足见，一个“行”字，在汉语中就涵盖了颇为深邃的境意。

再如，行为的“为”即做、干、作为、不作为之义，就是通过“行”而欲实现的愿望、目标和效应。

如，为人民服务、为…作贡献、为祖国富强而奋斗，为维护权利而抗争，等等；又如，敢做敢为、大有作为、为非作歹、为富不仁等。

另外，“为”也是直接对人们的行为目的及行为对象的一种表达。

中国古籍中，行“为”通常与行“伪”相通，因此“为”也就有佯装、作假、佯作不知，无伤大雅，或须要治理等意思。

③由此得知，在国人眼里“行伪”可作“行为”解，行为也作“行伪”说。

外显式行为是可以被他人直接观察到的，如一举手一投足，但它可能是“行伪”，即可能是与内在心理活动相反的反映，所以，行为有可能存在着伪装真实意图之意；而内在式行为则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如意识、意志活动等，即现代所说的心理活动，这些不可直接看到的才是行为的实质。

因此，不可马───────作者单位：云南义海律师事务所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年增补本，第１７０页。

②　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辞海》（上），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０９９页。

③　同注②，第１８６６页。

上看到的实质，被中国文化认定为真实的属于行为范畴的性质。

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对于人的外在动作是否能够代表内在思想的真实性，完全是个不确定的问题，正因如此，才有了“行伪”之说。

即行为作为外在的表象，其意思表示有真有假、有正有反、有虚有实，所以，思想意志和行为动作不可能划为等号。

因为动机和动作未必都能真实一致，思想和行动未必就是一回事。

在此，中国道家才有“不为而为”的行为理念，才有以“不为”作为“最大之为”的训诫，并给人的行为以一种深邃的启示；这也就生生养成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对“行”进行真伪争辩的习惯。

另外，中国人往往善于把人的行为与周边的环境、条件、氛围以致不同的需要相联系，这不仅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伦理意识，也传达了对客观世界自然伦理的遵循与敬畏。

这即中国文化“整体思维观”在行为理念方面的表现。

因为，对事物有着普遍联系、因果相应观念的尊崇，使中国人在行为观方面从来都会考虑相互关联、顾此及彼、中庸而行、努力贯通的做法；较少考虑非此即彼、从中截取、拦腰宰断、隔离判处的做派，即把某一行为或某一系列行为及其所形成的关系和过程人为地剥离开，另作专门的隔离式处理的方法。

这两种思维方式对社会行为的处理，每每左右着现代中国人对民间纠纷和一般社会事件的行为选择，目前，已到了需要澄清的时候。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传统的“整体式思维观”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当中至关重要，尤其在行为理念方面，这也许正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存续和发展的核心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治理，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曾经充分地考虑过行为系列的问题，即所有的行为都不是孤立的、纯粹单独的，因为，一切人类的社会关系均是由“行为链”和“行为网”而结成的，这种情况客观存在毋庸置疑。

因此，中国传统治理理念首先必落脚在“行为之治”上，正是一系列的行为之治，才有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了民间百姓千百年来不易破除的自治精髓和治理理念。

对于这样的行为治理观进行相应的梳理和研究，无疑是现今中国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建设的需要，这也必定能为今后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们献可替否。

二、中国对社会行为的治理机制欲了解中国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调控机理，就必须对“整体式思维”方式有所了解，最便捷的途径或许应该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纲要切入。

在中华文明中，首先要求对所需治理的行为，尽量全方位、整体性的看待，并本着一种理想的社会目标进行纲领性的调控。

这个纲领性原则在传统文明中叫做“仁”，后来被发展为“道德”，也可谓之现如今人们所追求的“和谐”。

所谓以德为体而行“仁者”谓之王道，以力为体而显“仁者”谓之霸道。

①而无论以德为体，还是以力为体，都必须以行“仁政”为主旨（道），都是为了“节民心”，和民意的“道”。

后来，仁政又被“道德伦理”所囊括。

《说文解字》关于“仁”的表述：“亲也。

从人二。

忎，古文仁，从千心作。

”就是把千百个人，千百样事都放在心上，用千百般善良的心对待之，以此方能做到仁者“爱人”也。

由于孔子（公元前５５１－４７９年）等先哲们的毕生努力，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不仅建立起了以“仁”为本的社会治理观念，而且建立起了以“德”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尺度。

仁爱正义，即胸怀宽广，公正不阿，礼贤下士的良好行为；仁义道德，即心地纯正，道行崇高，热心帮助别人的杰出行为；仁至义尽，即对他人的体谅、善意和帮助等尽力而为的优良品质；以及仁人志士的仁爱有佳，节操纯正的良善作风。

以“仁”为行为宗旨的治理，定是如今所需的和谐社会；以“德”为行为规范的基础调整，定为社会主义法治盛世。

西方的“民法之治”，就是把“德行”立为法则，把“仁信”定为纲纪，以“法治”之名行“德治”之───────①《孟子注疏・公孙丑章句上》云：“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实，才成就了如今人们艳羡的现代法治文明。

唐以前的“仁”强调礼乐的调控功能，较重视“社稷”方面的行为；唐之后的“仁”则开始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维，较重视“伦理道德”的行为，使“仁”和“德”的重心已然落脚在现实的“个人”，因此行为规范的启始和归宿多以道德为表现。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圣贤之训，在民间形成了代代相传行为标杆。

这种立德，立志并立言的行为标准，①也成就了“达则行道，穷则传道”行为的立命准则。

所谓“立言”就是找到造福于社会的真理，并在世间传扬的行为；“立志”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为大众去改变不尽人意的现实；“立德”就是亲自践行社会公认的良善行为，并能以此影响他人和后人的行为。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国人自治理念中的和谐社会进行行为调控的基本纲领。

由于首先把一个个具体行为置于较高的社稷（社会）背景之下，因此，每一个具体行为的做出，都有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整体调整的理念；每一种行为规范的传播，都意味着不同而合的行为选择。

对行为的调控，中国人都是靠着对“德行”的有效治理而实现的。

这种有效性，全仗着“非仁莫属”的统领。

由于中国人素以“立像取意”为特有的思维方式，②因此，在史籍中很难找出给“仁”或“德”一个所谓，像现代科学所表达的概念化定义。

由于“仁”与“德”承载着中国伦理道德、法条律令、民间习俗、世间规矩的精髓，培植了浸透于国人基因中的品行，我们姑且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宏大背景下的人类专属行为，而其具体内容则要在不同的相对社会关系中才可一一考察。

③如在家庭关系中，子女的“德”为“孝”，父母的“德”为“慈”，所谓“父慈子孝”天下归仁焉，即便现代社会，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也完全承认，相互言而有信就是“仁”，互相信而践行就是“德”，因此，现代民法将“诚实信用”立为“皇帝条款”是极为合理的。

即使婚姻家庭法中也不可将家庭成员的身份行为互换。

又如，在现代行政管理的等级关系里，下“德”当为“敬”，上“德”当为“仁”，因此，现代行政法规中不仅完全认可不平等主体间的行为模式，而且在各种不同领域对“上德”和“下德”都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规定。

另外，中国传统中对于君之“德”的行为要求更为广泛，更须确保其“仁”的完善性。

须要注意的是，中国人所说的“君”，未必仅指君王皇帝，它既可囊括古今中外的领导者和权势者，也可逼视现今大红大紫的所谓公众人物、明星歌星影视星等！所以，愈想有社会影响力，就愈得以君子之“仁”和“德”要求自己，不可混同于一般百姓。

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中的“限权”原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经意之笔！中国文化对权势者和名利走红者的行为要求之严格，行为调控之精当，可谓是如今任何社会都难做到的。

只要有人崇尚高洁，只要社会向往高尚，这种君子之“仁”的德行及其行为标准，就必定有志不可移的价值，就必然有抑制社会行为不至于颓废倒退的效能。

尽管“仁”的具体行为内容不同，“德”的具体行为主体有别，但行的都是一如既往的如何“爱人如己”的行为规范，为的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良善意愿。

虽然不同的人，其“爱人处世”的方法及行为会因所爱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仁”的理解和对“德”的要领要求确是一致的。

虽然不同的环境，需要在具体相对的关系中才能区分出不───────①　中国春秋时期，一个叫叔孙豹的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此言在历史上代代相传，被用来作为衡量个人品行及社会价值的行为指导。

②《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八卦仅立８个卦象，却能尽解千万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

③　如《礼记正义・大学第四十二》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其中在“君与臣”“父与子”“人与人”这三对关系中，对“仁”或“德”的具体行为要求都做了各自不同的表达。

同的“仁”与“德”的行为，但在现实的相对关系中，不同的行为内容都有着共同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所谓“不同而和”谓之“和谐”，“不同而谐”谓之“合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