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独具魅力,道德文化以独特的方式规范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为人类提供精神理想和终极关切的信念力量。从道德在中国的产生及发展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道德文化是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和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道德文化思想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以唯物史观对其加以分析和借鉴。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观点

道德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历史相当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这说明在中国政治文明的早期就对道德文化高度重视。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继承了这种道德文化的传统,提出了以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以政刑为辅助手段的国家治理思想,这种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一直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政治统治思想。

道德文化思想渊源于尧、舜、禹时代。从社会形态来看,这一时期是原始社会末期,道德文化思想的萌芽主要体现在“禅让制”的实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基础是宗法社会,其权力交接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而儒家推崇的权力交接制度则是“禅让”制度。“禅让制”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尧、舜、禹之所以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领袖,除了天分聪明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个人良好的品德修养树立起来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领的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说:“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① 道德文化思想发展于奴隶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着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等人认为:“惟命不于常”,②“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这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基于此,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道德文化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对君主的要求,对道德规范——“礼”的重视,对民本意识的强调,等等。当然,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张,仍然是以“君权神授”说为思想基础的,神权思想仍然是他们统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们提倡“明德慎罚”,也并不是要削弱刑罚,更不是要放弃刑罚,而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罚来维护其统治。

道德文化思想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从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这段时间。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孔子不同于鄙薄礼义道德的老聃,而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法家主要继承了他的“以猛服民”思想,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轻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论。这一时期,儒、墨、道、法等诸子伦理思想的争鸣,当首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子继承周公的思想并加以发展,成为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创始人。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耐众星拱之。”⑤ 孔子倡导“仁”,并从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对“仁”作了阐释,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⑦作为实践“仁”的方法。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孟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⑧荀子则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⑨至此,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基本上趋于成熟。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学说在所有思想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文化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不断演进,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推行,成为统治者约束社会成员思想与行为的一种手段。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学观点及其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代以来,基本上都尊崇儒家学说的治国方略。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⑩儒家治国思想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道德文化思想在儒家治国思想的整体之中,居于核心地位。

儒家哲学思考的主题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之间,以人为重心,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为根本,所谓“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儒家不是孤立探究哲学,而是把宇宙本体和社会人事紧密结合起来。“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即志于道。求道而有得,斯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盖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

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这就说明“道”在《论语》当中具有本体含义,是孔子主张“仁”的深层基础。儒家通过其哲学观为道德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在后世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样的哲学视阈合乎逻辑地塑造了儒家哲学观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以人为本;其二是主张协调差异和冲突,讲究以和为贵。儒家典籍体现着以人为本思想的论述不少,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就转换为民本思想,即视民众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思想。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其后,孟子、荀子对民本思想亦多有发展,经历代儒家大师的继承,民本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征之一。孟子把儒家重民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他向当时的诸侯国统治者陈述民众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提出“保民而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仁政主张,提出“与民同乐”、“安天下之民”的政治统治目标。

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和谐,强调“以和为贵”。春秋时期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就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平衡的稳定状态,指多样性的统一。而“同”的基本含义是指单一性的完全一致。“和”意味着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同”则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孔子接纳了“和”的思想,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其他一些儒学经典当中,这一类思想同样得到重视。《周易》记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为天道自然运行,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的生命,保持着完满的和谐,是万物生长、万国安宁的保障。《孟子》记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的就是人与人的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总之,儒家以和为贵的哲学精神,一方面承认差异,另一方面又促成协调,以“允

执其中”、“发而皆中节”来规范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这也是我们认识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重要前提。

儒家施行的仁政涵盖了仁治、德治、礼治三个方面。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注意到礼制对于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作用,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要求严格依照礼制规范言行,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通过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德文化方针。荀子则更加重视通过制度化手段对社会加以道德文化的问题。他把仁义与礼结合起来,以仁义为礼制的精神,以礼制为仁义得以实现的规矩。荀子说,“将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也”,“礼者,政之挽也”。他认为,仁政需要以礼制为制度依托,礼制是道德的载体和实施道德治国的有效工具。正如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