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析论——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作者简介]佀传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飞麟,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共武汉市委党校《长江论坛》杂志常务副主编。

[摘要]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

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型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靖绥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几个方面。

[关键词]现代国家；权力运作；IEMP[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980（2007）05－0054－05现代国家建构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1]。

权力与政治存在天然的共谋关系，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实质上也是权力运作逻辑的演绎史。

印裔美籍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方面控制逐渐加强，公民权利和义务逐步扩大的过程。

[2]( 第2页)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以迈克尔·曼(M·Mann)的IEMP 模式（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为视角，试图对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权力是一种社会资源。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权力学说和权力理论、韦伯(M·Weber)的多元主义权力主张和多元主义权力理论以及经典精英理论和现代权力精英理论构成了权力的理论渊源及由此产生的权力理想类型。

但是，一种权力要想转化为国家意义或政治层面上的权力需要两大条件：一是权力的制度化，“使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成功地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3]( 第31页)；二是把居民、地域禁闭起来，形成权力集装器，实现国家最基本要素——领土、居民、主权三者的有机契合。

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体两面。

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由一个分散、互不联系的且以族群为基础的地方性社会走向一个整体、相互联系并以国族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长期的军事战争逐渐摧毁了分散的庄园共同体，并将一个个族群和政治单位粘连起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

”“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行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

”[4]( 第147页)国家精英正是通过这种专断性权力的上收与垄断使其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并支配整个社会。

“国家权力在现代的扩展涉及一个双面的过程：一是渗透与扩张的过程，一是证明此种渗透与扩张过程的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析论——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佀传振1，王飞麟2（1．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收稿日期：2007-03-02合法性。

”[5]( 第86页)因为，“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6]( 第12页)也就是说，正是基于庞大的组织网络以及知识、技术条件使国家权力运作的渗透性得到空前强化，而这一权力的渗透过程也是国家的一体化、同质化过程，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社会从机械的共同体转变为有机的社会。

福柯(M·Foucault)称之为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局部化——扩散化，其特质是弥散性。

这种微观的基础性权力是国家得以透过社会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后勤学技术与知识的发展,渗透其疆域或市民社会并且型塑制度化的运作,广泛调节社会生活,或掌握个人活动的权力,它具有某种“扩散 ”的性质。

[7]（第229页）因此，作为基础性权力的网络运作，并不能视为市民社会的国家化，而是国家在自身权力机制的边缘不断进行着吸纳、挪用、转化及再生产社会权力组织的过程。

可以说，以国家为名义的政治权力运作，形成了其在特定机制中的“集中化”与“局部——扩散化”现象，从而构成了现代国家权力的实践形态及运作类型。

[8]现代国家是政治社会的理性化产物。

在哈贝马斯看来，合理的国家机构表现为：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的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统治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9]（第137页）而这一合理化的机构建设有赖于“科层制”与“行政科层化”的发展。

韦伯曾指出官员制度的科层化（或官僚化）是国家现代化“明显无误的尺度。

”[10]（第736页）“近代初期欧陆诸国的国家权力，通常都集中在那最大胆迈向行政官僚化之途径的君主的手中，显而易见的，大规模的近代国家在技术上是极端依赖官僚制之基础。

国家愈大，愈是强权，对官僚制的依存就愈绝对。

”[11]（第42页）这一科层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各部门有依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确定的权限；第二，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有一套明确制定的上下关系，上下级必须遵循法律秩序的一般原则及由其设置的行政程序；第三，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为基础，以幕僚与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平台；第四，职务活动以专业训练为前提；第五，科层制支配制度具有严格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2]概括而言，其特征为层级制、连续性、非人格性、专业化，并内含“技术性知识”以及其它奠基于社会领域的“技术”要件。

“精确、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质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里达到最理想状态。

”[11]（第45页）韦伯的观点打开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野，特别是关于权力运作的“知识”与“技术”基础 ，确实足以彰显出现代国家有别于过去的特殊条件与权力运作的形态。

二就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基本构件有五个要素：核心的能动者、现代行政科层制的建立、可持续的财政、社会成长（市民社会）和宪政[13]。

然而，真正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动力是经济暴力——以市场为领地的资本。

韦伯指出，经济社会的合理化，首先起自于家庭与经营活动的分离，其次是经营活动中的合理算计，而这种算计又服从于追逐利润的经营目的。

追逐利润是现代经济组织的终极目的和永不竭止的动力。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

[14]支撑这一逻辑运作的体系则是统一的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建立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

中世纪后期的西欧是一个分散的且互不联系的文化共同体，长期混战的生存理性迫使各国建设一支对内有足够防御能力和对外有较强扩张能力的军事力量。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必须开发新的、稳定的税源，建立新的筹资渠道，这推动了现代财政税收制度的建立。

正如戈德切德(Rudolf Goldcheid)所说，战争是“公共财政得以全面发展的不断推动者”[4]（第197页）。

因此，可持续财政体制建立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国家执行的军事职能。

由于这些军事活动在数量和范围上的扩大，要求国家必须统一税收，并开辟更多的税源，维持税源的稳定和增加。

这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各种地方性征税与关卡，统一了税收体制；二是通过法律形式保护产权，避免了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恶意和无度干预。

市场的发展和经济领域独立性的增强，使得国家必须按照量入为出的明智方法安排国家支出，并通过税收、债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以增加收入。

关税的统一征收、中央银行的设立以及国债的发行等制度创新为人口和地理规模的合理结合提供了必要的理性管理手段，使得民族国家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

[15]（第84-88页）市场是资本运转与配置的场域。

资本的私人性要求作为公共性权力的国家界定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特定的领域边界并加以长期维持。

波拉尼曾经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互惠经济、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

在传统互惠型经济模式下，权力不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力量手段，而且还是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依据，权力成为攫取资源的理想工具。

但是，随着远程贸易的恢复和短途贸易范围的扩展，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市场——社会框架开始形成。

王权维持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均衡关系是短暂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流向仍是权力的附属物。

而市场体制的相对独立与发展则不失为打破这种非均衡框架逻辑，实现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有效途径。

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君主开支主要来源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后者通过向君主借债、购买官职逐渐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且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未被同化，保持着生产性本色。

二是市场的发育为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防止了王权从上而下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力量。

因此，市场体制的发育、发展成为制衡权力任意汲取社会资源的软力量。

与传统经济权力相比，现代经济权力是市场化权力与货币化权力同步运作的状态。

在由战争与竞争、技术创新、市场化与货币化、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构成的现代国家构建基本动力中，货币是市场交易的中介，市场化的扩展是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

“经济的货币化对政治具有革命性影响，因为它深化和扩展了市场。

货币化的市场极大地加速了财富的积累、国际商业的扩展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溶解了传统社会关系，鼓励创造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

它使更广泛的、更有效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它为聚集财富从事战争提供了便利，从而提高了军事力量和战争规模。

”[16]（第131页）因此，建立与市场化和货币化相适应的管理机构成为克服现代国家构建中财力紧缺问题的当务之急。

可以说，统一财政税收体制的建立、市场与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共同支配、市场化与货币化共存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经济权力的三大特征，并且赋予经济权力以整合全社会的能力。

三作为一种权力化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支配人们生存方式的文化体系，是人们言行中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体现在神话、哲学、历史、文学等文化形态之中。

意识形态权力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信仰，又是政治权力操作的行动纲领。

如果说经院哲学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先导，那么意识形态则是非西方民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阶梯。

[17]而这一阶梯又是在“臆想共同体”基础上通过权力的规训演变逐渐形成的。

现代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溶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

”[18]（第490页）。

它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臆想共同体。

滕尼斯(F·Tonnis)曾指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19]（第54页）传统民族实质上是以血缘为主的种族概念，群体的归属感和道德意识的内化，是民族成员的感情基础和联系纽带，成员之间有血缘和人类解剖学的关系，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传统和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