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研究讲稿

柏拉图研究讲稿一、人物概述及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欧洲哲学传统最没有争议的普遍特征是：它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

我不是制学者们将信将疑地从他的作品中抽引出来的那种系统的思想脉络。

我是指那些丰富的、散见于他的作品中的普通思想。

他的独特禀赋、他在一个伟大的文明时期所拥有的丰富阅历、他所传承的那种尚未由于过度的系统化而变得僵化无力的思想传统，使他的作品成为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怀特海[1]无论怀特海对柏拉图的评价是否略带夸张，但整个学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后世所有的哲学路径和学术努力都是在回应柏拉图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完善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不管你的理论是反柏拉图的还是赞成柏拉图的，但一定是“关于”柏拉图的。

就是这样一个开启西方学术传统的人，我们对他的了解，尤其是学术了解其实非常有限。

以致后世的很多大牌思想家对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最典型的或许就是英籍奥裔思想家卡尔·波普尔[2]。

了解柏拉图思想的最好途径就是对他的传世作品进行精读、细读，并通过对他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如“理念”[3]、“灵魂”、“正义”、“善”进行精细品读，从而建立起对柏拉图的一般“知识印象”。

首先让我们从柏拉图的生平开始讲起。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原名为阿里斯托克勒。

据说他的体育[4]老师见他长着宽阔的肩膀，一说是它有宽阔的前额，就给他取了柏拉图的名字，其希腊语的意思是身体宽阔，慢慢地柏拉图就成为了他的名字，并闻名于世。

作为一个雅典公民，他的家世背景颇为显赫，其父系祖上可以追溯至雅典最后一个王科德如斯，而其母系祖上则可追溯到雅典著名的立法者梭伦。

少年时期的柏拉图接受了良好的雅典式教育，尽管早期曾迷恋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但自从20岁[5]那年遇到了后来的老师苏格拉底后，他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从此他便开始追随恩师过一种“最值得过的生活”——哲学家的生活。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身影，以至于我们在研究他作品的时候很难分清到底哪些是他的思想而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

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柏拉图的前期作品如《申辩篇》、《游叙弗伦》更多的体现了其导师的思想，而从中期作品如《国家篇》[6]以后则开始展示他自己的思想，后期作品如《法律篇》中苏格拉底已经不再作为一个主角出现。

对柏拉图的生活以及学术思想产生影响的第二件大事便是他导师苏格拉底的死。

雅典的民主政体最终以“毒害青年，创造新神”的“莫须有”[7]罪名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这种民主政体的荒唐结局让柏拉图深感失望[8]。

随后，他开始了长达12年的游历，这次游历让他的思想得到了成熟，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与希腊其他重要思想家[9]的交流学习了最新的分析方法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

比如柏拉图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引入了数学思想，并将其改造为自己的“理念论”[10]；又如他从巴门尼德“一”的概念开始延伸，建构起他庞大的知识理论。

我们时常可以再柏拉图的作品中看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子，甚至可以说，柏拉图的理论建构是杂合这些思想的结果。

思想史学者们对柏拉图的三次叙拉古之行曾产生过极大的兴趣，甚至认为这是他对其《国家篇》中所描述的理想政体的一种尝试。

但本文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柏拉图这篇对话写成于他前两次叙拉古之行后，而他第三次的叙拉古之行更多的是去营救他的朋友狄翁，但并不否认其政治上的失败经历对他的写作产生了灵感上的影响。

公元347年，80岁高龄的柏拉图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时无疾而终，被安葬于他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学园内。

柏拉图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他导师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哲学生活，并且将这种理念更加深入。

他的“理念”论、正义观以及理想政体的观点为后世的政治哲学开启了一个学术范式，并且这种学术影响一直持续了2500年之久。

从希腊化时期到罗马文明，从圣奥古斯丁的“双城说”到莫尔式的“乌托邦”构想再到黑格尔的纯粹精神，我们可以轻易地在思想史的各个时期看到柏拉图思想的影子。

难怪作为柏拉图“最大敌人”的卡尔·波普尔也不得不表示，“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歹）是无法估计的。

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

”[11]能得到其反对者的如此褒奖，柏拉图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本文也将通过对柏拉图著作中的核心概念进行解读的方法来呈现其庞杂的思想，限于篇幅的限制，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二、政治哲学代表作品、主题和要解决的问题要理解柏拉图在政治哲学上的学术努力，我们可以阅读它的三篇对话，即《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

毋庸置疑，其中最著名的，也是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国家篇》，而我要集中最多精力加以解读的正是这篇对话。

在其后，我将花一部分时间对后两篇对话（尤其是《法律篇》）进行一个简要的评析和解读。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成为后世政治哲学恒久论题的理想城邦——“王制”假说,并通过建构这一城邦来说明何为“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以及“正义”本身。

在其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理想城邦的构建、各阶层之间的等级划分、护国者的生活、哲学家的培养以及“高贵的建国神话”。

无疑，如此精细的建构过程可以清晰地表明柏拉图的意图和要解决的问题——建构一个在他看来符合“正义”的城邦的理念型，并说明何为“正义”。

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一个出一个幸福国家（城邦）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城邦），而是铸造一个整体幸福的国家（城邦）”[12]。

对《国家篇》的详细解读将在第三部分进行。

无论这种建构方法在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看来多么的不健全，但都代表了柏拉图对其所在时代政治秩序的一种思考和尝试，它所带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路径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哲学的发展方向。

但如其所述的理想城邦能实现吗？柏拉图自己也承认：绝对的、与其描述的理想城邦完全一致的城邦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但“只要正义的人能够尽量接近正义本身，体现正义比别人多些，，我们也就满意了”[13]。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国家（城邦）治理得非常接近于我们所描述的那样”[14]，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柏拉图看来，现实城邦最缺的是关于城邦治理得“真知识”，而这种“真知识”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掌握。

“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地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

”[15]正是因为理想中的“哲学王”不会出现，但“正义”的城邦又需要一位哲学家来进行领导，于是柏拉图在第二篇对话中进行了新的尝试。

在《政治家篇》[16]中，柏拉图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冗长的论述为我们描述了何为真正的政治家及他所应该具有的“技艺”[17]，尤其是其对政治家的定义方法，让我们读起来颇为艰涩，如在对话的开始部分，那位来自爱利亚的主角曾诉诸逻辑-数学上的二分法来求得纯粹的“政治家”和“政治术”的定义——其实在整篇对话中，这种细致的划分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

最终，柏拉图对政治家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那些“自由的双足动物的自由的照料人”，也就是能够照料人的心灵、关注人的灵魂健康的人。

而政治家所需要掌握的“技艺”即为“照料人的灵魂”的“真知识”——“善的理念”。

在这篇对话中，我们仍然时时可以感受到《国家篇》中对城邦“正义”以及个人“正义”的要求——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就是要通过完善人们的灵魂来最终实现个人和城邦的内部平衡、有序。

即便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已然开始承认法律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最好的统治是“真正的哲学家”的统治，而且他强调，一旦这种人出现，他们就可以依据王者的技艺进行统治，“无论他的统治是否是依照法律进行的，也不论被统治者是否同意，只要他们的统治能增进城邦的利益。

”[18]可以说，《政治家篇》是对《国家篇》的逻辑展开和内在强化。

正如上面所说，柏拉图从《政治家篇》开始强调了法律在城邦中的作用，而在《法律篇》中他则最为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城邦的法律构建。

在对话的开始部分，柏拉图交代了对话的背景：三个老人从克诺索斯到宙斯的洞府和神庙的路上，为了打发时间而讨论政治制度和法律[19]，以达到为以后建立的新殖民地[20]立法的目的。

在批驳了克里特和斯巴达以战争为目的的立法后，柏拉图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城邦的目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立法的宗旨必须是着眼于人的整体美德的培育和卓越心灵的塑造，只要具备了美德，其他好处——健康、优美、力量和财富——必然会随之具备。

而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出一套公民可以遵守的法律，从而将社会上不同的阶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在气质上能够通过…神性的‟或…人性的‟粘合剂，以便整个城邦可以和谐而有序。

”[21]在叙述了立法的目的以后，具体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开始了。

这个城邦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地理位置，既不能是靠近大海的港口也不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同时也不可以物产丰富，否则“它就会使城邦充斥商人和小贩，”会“有大量的金银流通”[22]。

关于人口，柏拉图认为理想城邦的人口构成应以异质为好，“由各种不同因素汇合起来的人也许比较愿意接受新法律”[23]。

人口的数量以5400为宜，这个数字首先可以被2整除，然后可以分别被3、4、5……直到10为止的整数整除.这个数有利于土地及其他财产的分配，有利于城邦的管理。

在土地及财产分配上，柏拉图允许公民分配到自己的一块土地，但其最终所有权仍属于城邦。

城邦实行共餐制，所有公民集体用餐，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均不需另外缴纳费用。

城邦内外禁止任何人拥有金银，也禁止人们在婚嫁时馈赠或接受嫁妆——这些规定是否让我们联想到了斯巴达呢？最后，在关键的政体及管理问题上，柏拉图主张，采用兼得君主制和民主制长处的“混合政体”[24]，同时设立监察机构和夜间议事会来统筹城邦的管理。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最终是应该交给懂得“政治学”这门“技艺”的人。

只要夜间议事会是由懂得何为“美德”、“正义”这些理念的人组成，那么城邦就应该交给他们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柏拉图将《法律篇》的制度逐步转变到《国家篇》的制度，《法律篇》的终点也就成为《国家篇》的起点。

三、《国家篇》的基本架构及其内在的逻辑梳理1、对诸种传统“正义观”的驳斥在《国家篇》的一开始，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通过向主人克法洛斯请教老年人的生活境况，引出了当时流行的第一种关于正义的观点，这就是“有话实说，欠债还钱”。

随着对话的深入，其他关于“正义”的观点也浮出水面，如波勒马霍斯的“以善报友，以恶报敌”和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很快，这些观点就被对话的主角苏格拉底一一驳倒（具体对话过程在对话中有详细的描写，在此不再赘述），于是柏拉图哲学中第一个核心概念出现了，即“正义”。

“正义”这一概念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它是衡量一切政治理念、政体形式的最终标准，也是他所追求的城邦及个人的最高的“美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