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作特点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小说多倾向于感情抒发，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从王安忆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 有论者认为，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

刘震云
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
刘震云的小说一向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态出现
写作是回答内心之惑
“别人四十不惑，我过了四十，惑倒越来越多。”说起这些，刘震云表示，写作就是解题，不断地回答内心之惑，不断地让自己觉悟
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
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对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对人情世故有超人的洞察力，用冷静客观的叙事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日常权力关系。
对底层人（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关注。


余华
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感，给人以震

撼。
90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题，极端化处理仍时隐时现。
余华的早期小说书要写血腥、暴力、死亡，写人性恶，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他小说中的生活是非常态、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都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正如谢有顺指出：“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认，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的一个主词。”
在叙述态度上，余华追求罗伯-格里耶的“零度状态写作”，即“无我的叙述方式”。
结构上，余华采用时间结构小说，他把物理时间转换为心理时间，几个时间交错叙述，把时间进行分裂、错位，呈现出多重象征。
余华的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做过大胆的试验与探索，语言感觉与法国新小说相似。

王朔
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小时候所面临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时时被侵犯。街头的流氓，严肃的老师，专横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你无力回击这种侵犯。但你也一定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调皮捣蛋差不多的把戏，却惹得大人们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