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ond Bognar评桢文彦

Botond Bognar评桢文彦：从“组群形式”到“轻灵”：评靠近新千年时桢文彦的建筑城市笔记人2013-08-20 05:31:21【在读桢文彦的英文本的一个旧专集，就译了他的那几篇论文，但是读着读着，觉得Bognar这篇评桢文彦的文章，其实也很有料；那就先草译出来，图稍后再补点。

其中，越到后面，观点越多。

喜欢当代日本建筑的人，是可以从桢文彦这里，看到他与矶崎新、筱原之间的那些交往状态下的共识，以及差异——说实在的，第一次看桢文彦的建筑，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倒是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想再去现场瞧瞧了。

下次，日本。

】Botond Bognar“我们当如何选择？重还是轻？……唯一能确定的是，轻/重的对立是最为神秘也是最为暧昧的对立”。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跟他的许多同代人不同，桢文彦将两种很是矛盾的对立在实践中统一了起来：一方面，是对既理性又恰当的建筑手法的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承认现代世界条件并且直面信息爆炸和不断升级发展的那样一种具有讽刺性的能力。

桢文彦用一种不动声色的奥林匹亚之眼，看着后者那不可避免的分裂性格。

不怕犯错，桢文彦也接纳了解构主义建筑在面对任务书时的那种不在乎，他将之理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分裂人格的一种反应。

与此同时，桢文彦保持着独立、审慎的立场，但是不会走到反动的地步，他抗拒着比之年轻的建筑师们所无法抗拒的在建筑造型和形象上的那种放纵。

所以，他的作品有着一种焦虑和乐观的不和谐和矛盾的混合。

一方面，桢文彦持有极其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在投射希望的思想。

”——肯尼斯•弗兰姆普顿，《1993年桢文彦获普利克兹奖的评语》■前言/语境从1950年代起，桢文彦的建筑就开始繁荣和发展。

如今，作为如时间最长、最为杰出和最为多样的设计实践之一，桢文彦的建筑跟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与戏剧性变化，跟问题多多的既刺激又挑战的世界建筑与设计，保持着平行。

其中，他在日本既经历过跟其他国家所共享的某些激荡的决定性事件，又经历了那些只有日本才有的事件；诸多事件无疑后来对于桢文彦作为一个设计者和思想者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反过来说，他的工作以日益显著的方式有帮助着塑造20世纪末年日本建筑和都市主义的建筑发展，特别是最近和此后的这段时间里；桢文彦享有着他同代人很少有人能够获得的真正广泛的国际声誉。

日本战后的重建阶段过去后，跟着就是1960年代的“日本式奇迹”时期，这是一段难有国家可比的工业进步和迅速城市化阶段。

这也体现在日本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加质疑的对于现代主义和现代建筑霸权的接受。

在1970年代的世界能源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们对于现代工业技术与社会的能力的怀疑，长期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的坍塌和更新，以及艺术和建筑所引发的对于单一“国际式”权威的不断质疑，都加剧了日本社会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向“后现代”进入的速度。

在极新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的推动下，在媒体全面向人们生活的渗透下，日本的1980年代成了生产和消费重组的时代。

另外，这一时期也开启了文化商品化和新型都市主义的时代。

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里，明显膨胀着一种无所不能的乐观。

这样的情形到了1990年代初期忽然停止，人们仿佛开始重又苏醒或是清醒了似的。

一方面，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日本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也对日本经济的“过热”和失控踩了刹车。

这就等于对日本社会以及其建筑和都市文化可能或应该的发展道路进行了一次审核和重新评判。

尽管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及日本经济晚近所出现的诸多困难，但日本经济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这个国家仍然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这个国家的政府一如既往地扮演着一种非比寻常的积极角色。

这些条件以及其他诸多的因素，都为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建筑、城市景观的独特发展布下舞台。

即使今天，随着私人投资的削减，日本仍然存在着诸多大规模的靠纳税投资的建设项目。

这就是日本长期以来靠国家政府提倡和推动建设的那种传统。

结果，在过去的10年间，日本建筑出现了新的“黄金时期”。

日本在国际设计的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日本生产的杰出建成作品，特别是1980年代初期之后，先不说质量，就是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家的杰作数量。

日本的这一成就在西方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兴趣和敬佩，尽管西方人并非能够理解日本的这种建筑进步。

日本的这种成功得益于诸多方面，有其社会的、经济的条件，发达的技术，特别是日本人那种对于创新性的痴迷跟他们的高标准施工水平结合起来之后的力量。

这是日本物质和文化环境里的财富。

在一批又一批的有天份的建筑师的刺激下，这样的传统得以焕发魅力。

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设计领军阶层里，人才层出不穷。

除了长期享有国内国际知名度的丹下健三之外，矶崎新、桢文彦、黑川、安藤、筱原、菊竹清训、伊东。

长谷川逸子、高松伸等人也同样享有国内国际的知名度。

这些人用自己特殊通常是独一的方式，结合一堆非常规的设计意图，他们对于日本新建筑和都市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人在高质构建非个体建筑师所能的建筑文化上的能力显得特别显著，这也是在全球化、跨国经济、普适文明的时代里，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

弗兰姆普顿在其《现代建筑：一部批判史》中曾把日本、芬兰、法国、西班牙推举成为能代表当下丰富的现代建筑文化的国家代表。

在日本，尽管城市既有状态里多样和沸腾，尽管有人会以为日本当代建筑的创新其实是剥离了它们的都市条件的，我们还是要说，日本现代建筑的确是典范。

日本建筑特别是那些最为杰出的建筑，如果我们把握不住它们跟城市的那些深刻然而暧昧的关联的话，就很难恰当理解、欣赏和评价它们。

如Fawcett所言，日本有时就该被叫作“日本国城市”。

日本建筑师们通过创造性地将批判姿态和诗意尖锐结合起来，日益展示着他们在处理他们所在的社会所面对的高度复杂且矛盾的语境的能力。

如果这一观察基本上成立的话，那在桢文彦和其他具有超凡能力的建筑师身上就更加成立。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桢文彦工作中特有的那些手段、追求、特点、品质。

桢文彦的设计手段有着诸多出处，但他跟无所不在的“主义们”都保持着距离。

桢文彦自己为自己界定了建筑方向，并且坚持着那种方向。

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成就特别是过去10年里的成就从不缺少惊喜，甚至跟世界范围内最有成就的建筑师比也不缺乏惊喜。

在经过了35年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之后，桢文彦似乎走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今天，他比以往都更加活跃和具有创造力。

从他所完成的杰作——文化的、商业的、教育的、会展的、运动的设施看——这就可以被证实。

在最近这些年里，桢文彦的事务所也在外国完成了一些重要项目，包括在旧金山的“印度薄荷园艺术中心”（Yerba Buerna Garden），靠近慕尼黑的伊萨尔河办公园区（Isar Buropark），以及在德国、荷兰、芬兰的其他项目。

由于他的卓越成就，桢文彦获得了普利克兹奖，第四届UIA金奖，城市设计的威尔士王子奖——就提这么几个吧。

■源头/背景桢文彦是在东京和美国接受的教育，所以他能够把以变化为导向的日本文化和以物体为导向的西方文化在他的设计中结合起来，且没有产生那种庸俗的或是形式化的历史主义建筑。

还有，作为一位知名的学者和实践设计师，桢文彦已经把自己的实践跟大量的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

就像他在各个国家和日本大学里任教时所完成的那些有关建筑和都市主义的影响要素研究持续影响到他的设计那样，他的诸多建成作品也直接帮助了他的理论调查。

桢文彦的设计有着一种设计的实用理性、模度化的尺度感、大量但是有选择的对新工业化材料、要素、结构体系、技术的使用，以及晚近他对细部、工艺、空间刻画，最为重要地，场所质量的体验日益明显的用心和敏感。

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桢文彦的建筑还跟这个时代有着美的共生与深刻关联。

桢文彦的建筑也存在若干阶段，并且随着阶段的变化，他的建筑范畴和复杂性也在逐渐增加。

因此，在他作品的形成中，存在着诸多相互关联的方方面面的用意。

通过观察他的作品，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些方面和用意。

不过，在桢文彦的用意当中，似乎最为重要和持久的一个用意，就是他长期以来的对在日益异质化、矛盾化甚至“无序化”的当代日本城市里，建设一种有意义、现代的、公共性的建筑的倡导。

在上面这句陈述句中，同样有两点值得提示和解释；首先是“现代”这个词，然后是“公共性”这个词。

桢文彦通常被人们当成是骨子里的“现代主义者”，尽管“现代”这个标签在描述他的建筑时只能是部分地成立。

桢文彦的建筑一方面是建立在现代建筑的成就上的——特别是建立在概念化和抽象语汇这类明显的理性基础之上的——而另一方面则坚持着社会责任心的原则。

桢文彦对于现代建筑的前提，特别是生产一种有意义的都市范本以及生成健康运转的积极的城市里的公共空间是持有批判态度的。

因此，桢文彦建筑的两个基本属性——现代和公共性的维度——是彼此相关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以矛盾的方式相关的。

桢文彦设计事业的此类倾向是可以一直上溯到他职业生涯的起点的，或许甚至可以上溯到他的早年。

在与他同代人的日本建筑师里面，桢文彦是少数几位能于195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然后选择去美国留学继续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

在美国，桢文彦于1953年在匡溪的艺术学院获得一个硕士学位，又在哈佛的设计学院于1954年获得了另一个硕士学位。

他的海外经历很早就让他直接面对西方建筑的最新发展动态。

在当时，正好是现代主义发展到了鼎盛的时期。

特别是在哈佛这个他随后也于1962到1965年任教过的地方，已经是现代运动的堡垒。

在那里，桢文彦浸淫到哈佛长久的传统以及诸多现代领军人物的教义之下，比如格罗庇乌斯、布鲁尔、索尔坦、伍兹——这些人都曾在哈佛设计学院任教过或是任教中。

其中对桢文彦影响最大的是Josep Lluis Sert，桢文彦在哈佛期间，Sert正是学院的院长。

从Sert那里，桢文彦学到的不仅是都市主义的基本语汇和原理，也学到了对于那种缄默的但在造型和空间上很是丰富的建筑的欣赏和刻画手段。

这正是桢文彦在1960和1970年代设计的特点，包括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在东京代官山的公寓楼，那是于1967年开工，然后持续了几个阶段的项目。

桢文彦的海外教育、工作、教书的背景不仅为他的建筑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在他的倾向和坚持中埋下对于现代主义目的的拥护，也打磨了他对城市设计的兴趣。

桢文彦少年时在东京的生活经历让他很早就关注到浮现中的现代世界和繁茂的都市环境。

跟他那些出名的同代建筑师相反，桢文彦是生在东京，长在东京的。

对于首都的特别空间氛围的体验，过去是，现在也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桢文彦，引领着他这么多年来的职业轨迹。

渡边（Watanabe）曾经评价说，桢文彦“在他变成一个都市主义者之前，已经很都市了。

”桢文彦自己回忆说，“我少时在东京住过的房子（1930年）……是日本现代主义建筑先辈设计的白房子——当时，我也很愿意在山手线一代主要都是绿色、褐色为主导的有着许多大树的地带，去参观这些白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