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崇阳教育城十年实验：撤了学校,提了质量,苦了孩子

湖北崇阳教育城十年实验：撤了学校，提了质崇阳力推当地最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城，十年来，教育质量明显提升。

在义务教育法及修订案中屡次被强调的就近入学原则，在崇阳县成了一句口号。

十年前，刘文华在乡下教书；王清平上初三；饶方复在县城最好的初中当党支部书记。

十年后，刘文华从乡镇进城当老师；王清平因撤校没有去7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辍学一年后去江苏打工；饶方复的书记不好当，天天为招不到学生而发愁。

这一切，都源于湖北崇阳县的教育城实验。

这项斥资5.2亿的教育实验，自2005年起步，于2009年达到顶峰。

全县初中学校由21所减至14所，完小由115所调至98所。

而该实验从一开始，就在争议中推进。

在主政者的眼中，撤并合校有利于教育均衡化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教育大发展——崇阳县教育质量过去排不上名次，现在能进咸宁（下辖一市一区四县，含崇阳）前三，还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市场繁荣；谈及教育城下一步发展，主政者直言提高教学质量是当下最迫切的任务。

在山区家长的眼中，最长70公里的上学路，让孩子和自己想来就害怕。

上学、放学，路上不安全；到县城住宿学习，因开销大涨而增加了负担。

争议中，两所当年被撤的中学通过家长多年呼吁，最终，失而复得。

这是全国很多县城义务教育发展的缩影。

在就近入学的教育规律之下，崇阳教育城所带来的集中化办学模式究竟有没有问题？能否复制？城市里的农村中学教育城占地1200亩，相当于两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十年前，教育城所在的大集村还多是荒山、野草；现在，这里是当地人眼中最漂亮的建筑群，四条马路全部命名为××大道。

如此庞大的教育城，分三期完成。

第一期开始于2005年，建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

这所职高的前身是一当地人与一浙江商人合办的高中，后来办不下去了，由县政府接盘。

第二期开始于2008年，这是教育城发展的高潮。

2008年5月，崇阳县委县政府以9880万元将老城关中学拍卖。

耗时四个半月、投资1亿元，在职高旁边建起了占地600亩的大集中学。

2009年，将桂花、桂口、鹿门、金塘、高枧、华阪、蔡墩、铜钟、大源等乡镇中学及原城关中学撤校，十校合一，组建新的大集中学。

入学者全部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生。

2009年教育城三期开工，1.9亿建成崇阳新一中。

此外，教育城还新办了一所小学——第二实验小学。

据公开资料显示，到2009年9月，全县初中学校由21所减至14所。

完小由115所调整至98所。

至此，一所以小学、初中为主的教育城在崇阳县城里完成布局。

翻阅《崇阳县教育新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日志》，不难发现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教育城的重视。

相关领导隔三差五开会部署，强调大风小事、统一口径，不要相互猜忌，有事跟我讲；为了赶工，我们‘十一’不放假。

辛苦要政绩，要团结一心。

全国少见的教育模式，为何全县总动员？当初又是怎样谋划教育这盘棋的？崇阳县教育局副局长庞雄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上一届政府的决定。

作为贫困县，崇阳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理所当然。

这也是当地最大的民生工程。

但当地老百姓并不买账。

坊间流传的众多版本中，有说法是政府为了发展房地产。

当地最早引进的房地产商是来自江西的凯鸿房地产，据中国崇阳网报道，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凯鸿所投资的2.8个亿。

凯鸿房地产别姓销售经理证实，当初是崇阳县政府以税收优惠等条件吸纳他们来的，而所拿地块就在教育城边上。

目前，教育城周围在建楼盘达12个。

庞雄军不同意老百姓的说法。

在他看来，教育城带动周围房地产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崇阳县过去的教育质量排不上名次，因为有了教育城现在已进咸宁（含崇阳，共有一市一区四县）前三名。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以证实。

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当初力推教育城的原崇阳县委书记程群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

崇阳县被誉为湖北省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县。

让农村孩子大规模进城住宿上学，这在全国也并不多见。

目前，这项教育实验最大的争议，在义务教育法及后来的修订案中屡次被强调的就近入学义务教育办学原则，在崇阳县失去了效力。

孩子一上车心就横在那里2009年秋季开学，被撤的9所乡镇初中搬进了大集中学。

加上春季先搬来的原城关中学学生，大集中学在校生近5000人，远超教育部2010年规定的初中不超2000人。

为了符合国家规定，大集中学将初一、初二、初三分成了三所分校。

每一分校有自己的一栋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

实际上都在一个大院内。

大集中学刚成立那半年，来自不同乡镇和县城的孩子矛盾不断，家长们也常听说学校里有人打群架。

金塘镇陈大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天他的邻居接到电话后就急着往县城赶，原来邻居的儿子在学校被人捅伤，送到武汉花了19万医药费。

比学生矛盾更难处理的，是十校合一后老师间的相处问题。

在大集中学常务副校长罗火林的记忆中，刚合校的头半年，老师们有些不习惯，也不配合。

每次开大会，县城的老师和原来乡镇的老师自动坐成两个阵营，中间隔着一大块空地。

比起在学校的不安全，家长们更担心的是孩子上学、回家路上的不安全。

教育城并未配套校车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崇阳公交公司的社会车辆。

每到周五下午放学，大集中学操场上停满了开往各乡镇的小型公共汽车。

2015年5月8日下午放学时间，南方周末记者在操场上粗数进校接学生回家的班车，共15辆，是清一色的县内班车小型巴士。

面对鱼贯而出的各分校学生，各车司机早早下车大声吆喝，恍如身处县城车站。

初二学生陈微说，像他这样距家半小时车程的学生，能在学校坐车实属幸运。

而家住华陂的黄鹏，需要先去距离学校4公里的三角洲车。

此时的大集中学门口，还停有不少被学生称为黑车的8人座的面包车，其收费比公车贵，但跑得快。

在小商贩的吆喝声中，南方周末记者身旁的一辆黑车猛踩油门，呼哧冲上了路。

即使从校内开出的有核载标识的班车，也并不在乎搭乘人数的多少。

在开往大源等线路中，后上车的学生没了座位，全部站在车厢过道上，彼此没有走动空隙。

崇阳地处鄂南山区，县内多山路。

离县城最远的高枧乡，70公里的路程需要开两个半小时。

其中金塘到高枧路段全是约3米宽的土路，路途随处可见弯多路陡此处塌方的安全提示牌。

全程时速不超过20公里，最陡的路段，U形的急弯连续四五个。

看到电视上播其他地方的校车事故，高枧乡王大哥捏了一把汗。

孩子一上车，心就横在那里。

这几年崇阳虽然没发生过校车事故，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

前几年的6.23特大交通事故，一班车翻入20米深的山沟中，死了12人，伤8人。

王大哥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有些班车司机不负责任，把孩子（指的是初中生）放在半路上就返回县城拉客，第二趟才一起把孩子送回来。

如果不撤并学校，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入学而无需乘车，更不用花这笔额外的交通费了。

负担重了，老师甜，家长疼刘文华已经习惯了朝六晚九。

以前在乡镇中学，120个老师管四五百学生；现在教育城，78个老师管1500个学生。

即使这样，刘文华也愿意进城。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到的大多数教育城老师都和刘的想法一样：负担重了，但心里甜。

落在家长身上的负担，就不那么好受。

高枧乡卖菜的廖大姐一直羡慕隔壁开杂货铺的王大姐。

王的兄弟在县城安家，孩子有什么事都有舅舅照应，放心得多。

廖大姐心里总是牵挂刚上初中的孩子。

原本每个月只是孩子往返四趟，因为不放心，她每月额外再去县城看看孩子，但又不能去得太多，因为还要卖菜赚钱。

心理负担之外，经济上的负担更重。

2009年大集中学秋季开学时，崇阳县教育局局长龙志凡曾公开向家长承诺：读书全免费、生活有补助、交通有补贴、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以解除家长后顾之忧。

该校副校长罗火林两次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学生坐车无需花钱，但据了解，只有少数家住偏远山区的学生曾有少数时间段坐车不花钱。

生活有补贴也并不是人人都有。

常年做班主任的李老师见证了补贴比例的逐渐缩减。

2009年刚开始的时候补贴最多，现在相比原来的大幅减少，而获得补贴的人数占总人数不到30%。

大集中学初二学生陈微拿到了这份补贴。

这是用来给我们吃饭的。

学校的食堂里，一顿饭有5块、有6块的。

在陈微眼里，6块的饭菜好很多，尤其肉多了很多。

剔除寒暑假和双休日等假期，即使吃饭均按肉少的5块算，陈微一年吃饭大约需要2500元，而他获得的生活补贴不到一半。

查阅《崇阳县志》，教育城伊始的2005年，崇阳12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496元到2999元，均未超过3000元。

撤了，复了，死而复生为了让孩子们就近入学，减轻负担，崇阳县不少乡村家长开始呼吁，恢复中小学。

2012年，也就是教育城实验推进七年后，金塘中学死而复生。

两年后，同样的一幕发生在高枧乡。

到目前为止，当年被撤并入教育城的9所乡镇中学，已恢复2所。

一年后，50岁的刘文华被派往金塘中学任教，为期一年。

刘文华本来并不在需要重回山区的老师名单里。

他之所以选择去是代替年仅27岁、孩子尚在襁褓的女同事。

刘文华被派去的第一天，他看到院子里几个学生家长在孩子报完名后并未离开。

后来得知，他们是当地家长协会成员，是在观察新来的老师们。

也就是这家长协会，打通了山区中学失而复得的自救之路。

家长协会会长陈义良介绍，当初金塘镇、高枧乡仅有的三所初中悉数被撤。

家长们对此意见很大。

县里派出几十辆班车去挨个接学生进城。

只有大源中学暂时被保住了，靠的是家长集体阻拦，甚至钻到车子下面，那一天，还惊动了县里的警察。

但这种保住，仅维持了一年。

第二年，大源中学垮了。

在县教育局副局长庞雄军的口中，是因为大源的家长用了一年的时间看到了教育城的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做什么工作，家长们就自愿把孩子送到了教育城。

他们是釜底抽薪啊。

陈义良对此尤为气愤，大源中学暂时保住的那一年，该校所有老师被调走，只留一些新来实习的大学生，久而久之，学校就这么被拖垮了。

最偏远的高枧乡距县城70公里。

1976年前这里不通公路，生产生活物资全靠肩挑背驮，外运靠汛期扎排沿高枧河、青山河顺流至县城。

现在，这里还只有土路。

自从学校被撤走，金塘镇、高枧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失学率越来越高。

学校搬走的那一天，高枧乡初二的学生王清平就放弃了踏上接他们进教育城的公共汽车。

一年后，远赴江苏打工。

在王的记忆里，他们当时班上不到四十人，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和她一样放弃了读书。

据陈义良了解，因撤并学校，上学路途远，该镇义务教育阶段失学率最高时达30%。

家长付德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所在的组1995年出生了7个孩子，就我女儿读完了初中，其余6个孩子中学撤并后陆续辍学。

陈义良们要把学校夺回来的脚步就没停止过。

他们跑去县里、市里、省里，跑到北京，一级级争取。

2012年，希望来了！这一年7月，国家教育部下达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每个乡镇保留一所以上初中学校，保证学生就近入学。

陈义良们拿着国家政策跑得更勤了，也更有底气了。

迫于压力，崇阳县教育局同意恢复金塘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