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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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

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

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贯穿了欧亚大路沙漠地带,考古资料证明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外,还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经草原青铜文化时代,兴盛于汉唐,辽契丹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

标签:契丹;丝绸之路;辽代一、关于草原丝绸之路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和欧亚大陆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实现了,文化的汲取与经济发展。

但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一般认为是贯穿于欧亚大陆沙漠地带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之外,还存在一条“草原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草原和沙漠相接,草原的沙化形成了沙漠,草原和沙漠并行连结了东方和西方。

草原上生活着不同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活动范围十分广泛,是相对流动的人群。

草原民族创造了丰富的草原民族文化,马背文化,他们视野广阔,思维开放,曾经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但是草原民族开创的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却鲜为人知,甚至于被忽视。

1989年我国的学者,曾举行过一次“关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

学者们认为,考古资料证明,在广袤的草原上,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较早的通道之一。

并认为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

兴于秦汉,盛于隋唐。

从空间上,大体由蒙古高原东南端的辽河上游,越过大兴安岭,沿阴山南北向西,经天山南北,转经高昌,进入亚欧草原地带,形成一条草原丝绸之路的干线。

后来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利用和开拓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沟通和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渊源从考古资料上看,草原丝绸之路,可能还要早于“红山文化”时期。

因为我国北方草原沙漠地带,在新石器时代盛行着一种细石器文化。

这种细石器文化,是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分布相当广泛,从东到西横贯欧亚大陆。

著名的昂昂溪细石器文化,经碳14测定上限已达到七千年,昂昂溪细石器文化在空间上,是这种草原文化的一个中间环节,经历了一种文化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缓慢过程,所以上限不止于“红山文化”的五千年历史。

历史趣闻为什么说万里草原丝路是以契丹为唯一宗主国?

历史趣闻为什么说万里草原丝路是以契丹为唯一宗主国?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为什么说万里草原丝路是以契丹为唯一宗主国?导语:在中国历史上,辽代(时称大契丹国)在东南西北都开有榷场,和各个国家民族进行贸易,特别是由西向东,这种榷场分布在上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在中国历史上,辽代(时称大契丹国)在东南西北都开有榷场,和各个国家民族进行贸易,特别是由西向东,这种榷场分布在上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各个站点上,造成了陆路丝绸之路的最为繁荣的时代。

而且,辽代第一次将榷场开进了阿拉伯地区,并且使这个名为“大食”的地区臣属与自己,尽管是名义上的臣属,也是重大的历史突破。

这条丝路,比当年唐太宗的天可汗路整整长了一倍还多。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辽国维持如此漫长的丝路,主要手段竟然是“和亲”。

1004年之后,辽国与劲敌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不但稳定了南部边境,而且获得了每年三十万的绢银,这使得它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贸易。

这种贸易无疑首先需打通从东罗马开始的一直到中国的最东部呼伦贝尔的贸易通道。

东罗马向东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

阿拉伯国家在唐朝曾经应约出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

辽国建立之后,太祖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天赞三年(924年)九月,“大食国来贡”;太宗天显八年(933年)六月,又有“回鹘阿萨兰来贡”。

《辽史》记载中,大食共有3次来朝,天赞三年(924年),大食遣使来朝;开泰九年(1020年)冬十一月,“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太平元年(1021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尹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也就是说,辽国的一位王子的女儿名为“可老”出嫁给了大食国国王的儿子“册割”,两国形成了和亲关系,同时大食也成为辽国的“属国”,并被列为属国职官表中。

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加繁密。

根据波斯历史学生活常识分享。

草原丝绸之路简介

草原丝绸之路简介

草原丝绸之路简介草原丝绸之路辉煌的历史特征,已成为今天全人类的财富。

它延续时间之长,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可以说草原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交流的第一通道。

一是从时间上来说,草原丝绸之路是最早产生的东西方交流往来的通道,要远早于“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早在公元前5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沿着贯通欧亚的草原通道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和欧洲地区。

在原苏联境内阿尔泰边区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精致丝织品和刺绣着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的青铜镜,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产生时间最为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之一,证明了中国与域外的交往,最早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得以实现的。

二是草原丝绸之路作为东西交往的桥梁一直未间断过,其持续时间更长也更加高效。

在草原丝绸之路上产生的诸多文明以及丰富的文献史料与考古材料都共同说明,欧亚草原地带上的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通往来始终是一以贯之、持续发展的。

在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出土的马具,则表明人类在较早时期便使用马匹和马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往来于草原丝绸之路上,仅以此为例,便足以彰显草原丝绸之路在世界范围的文明传播力度及巨大影响力。

而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游牧民族始终延续着大规模长途迁徙的传统,各民族之间经贸文化交流也因此更加频繁,这也使得整个欧亚文明互动始终处于动态之中,从而实现了文明信息更加便捷、全面、高效的传递。

三是草原丝绸之路波及范围之广,涉及地域和民族之多,是其他通道所不能比拟的。

整个欧亚大陆的陆地面积几乎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相似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中,草原丝绸之路呈网络状展开,四通八达,覆盖了极其广袤的地域。

草原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中屡有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格局。

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

这一现象表明草原丝绸之路的线路更加灵活,覆盖面更广阔,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要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摘要:长期以来,提起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人们总是想到中原汉唐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事实上,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辽是我国古代创造了辉煌文化的北族王朝,有辽一代二百余年时间里,“契丹”成为西方对中国的代称。

关键词:辽;草原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就世界地理而言,北纬40°~50°之间,存在着一条东起蒙古草原,西达东北欧的狭长草原地带,即草原丝绸之路。

自西汉始通,这条通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在草原丝路的东端建立起强盛的辽帝国。

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

”辽以前出现在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汗国,虽然幅员辽阔,国势强盛,但经济类型较单一,主要为游牧经济。

因此,这一时期草原丝路上的中外交流往来和经济文化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文献上对于辽代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着清晰的记载。

辽太祖天赞三年(924年)阿拉伯帝国与辽通使,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又遣使辽国为王子请婚,太平元年(1021年)辽乃以可老公主嫁之。

波斯在天赞二年(923年)与辽通使。

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燕京留守耶律隆庆遣人设宴招待北宋使臣路振,所用“醆、斗皆玻璃黄金扣器”。

据考古资料,“国产玻璃器皿多为艺术观赏品和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瓶”,并没有大量生产食具等实用器,因此,这里提到的玻璃饮食器具应来自伊斯兰。

当然,在伊斯兰器物输入辽境的同时,辽代的白瓷等也随之传入了西方。

埃及旧都福斯塔特曾出土数片辽白瓷和1件较完整的辽代白瓷盘口瓶。

伊朗著名的波斯湾港口西拉夫出土1件完整的辽白瓷碗。

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地中海东岸及伊朗的尼沙布尔都曾出土过辽三彩。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瓷器和伊斯兰陶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认为中国陶瓷对伊斯兰陶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之中自然包括辽白瓷所起的影响。

通过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看辽与中西亚的文化交流

通过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看辽与中西亚的文化交流

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是辽代中期大型契丹贵族墓葬。

该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10千米处,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当地人称此山为“庙子山”。

庙子山的走向对墓地形成环抱的形态,是一处天然的屏障,由此看出,墓地的选址相当讲究。

该墓葬的不远处就是驸马萧绍矩的家族墓地。

墓地附近还有一处占地较广的辽代建筑废墟。

地表有散落的辽代砖、瓦等遗物。

这处建筑与物什应该与墓葬的祭祀有关。

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墓制恢宏,为带有墓道和耳室的多室墓葬。

通过墓志铭可以了解到陈国公主身份尊贵,为辽景宗孙女,耶律隆庆之女。

其所处时代为辽圣宗在位统治时期。

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按材质分有瓷器、金银器、木器、玉器、玻璃器等,还有玛瑙、琥珀、珍珠等制成的佩饰。

该墓葬共出土7件玻璃器,器形为杯、瓶、盘3种,均属于生活用具。

当时应该是放置在后室的供桌上,由于供桌倒塌,导致多数破碎,地上随处可见碎片。

根据资料得知,保存完好的只有带把玻璃杯和乳钉纹玻璃盘各1件。

其他4件可以复原,还有1件无法复原。

但即使如此,也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及辽与伊斯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因为玻璃器在当时的契丹社会应极其名贵,属于贵重器物,即使是当时中原王朝上层人士,也会用玻璃器皿来显示地位的高贵。

可以说玻璃器就是当时的奢侈品,不是谁都能够拥有。

所以一个墓葬出土7件已是难得。

更遑论这些玻璃器不但造型美观,工艺还比较精致。

玻璃这种东西应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5至16世纪,玻璃的吹制工艺最早由古埃及人掌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

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玻璃业已相当繁荣,而最终闻名中外的当属伊斯兰玻璃。

该墓葬出土的这批玻璃器,首先从外形分析,应是吹制成型。

其次器表上个性的乳钉纹,以及繁复的刻花、堆花镂空等装饰,这些因素都有着浓郁的伊斯兰风情。

通过器物特点的对比可以得知,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里有与它们形制非常相似的古代玻璃器。

从化学成分上分析,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对其中4件玻璃器的样品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均为钠钙玻璃。

内蒙古辽代文化遗产资源创新与利用

内蒙古辽代文化遗产资源创新与利用

内蒙古辽代文化遗产资源创新与利用作者:于晓娟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7期摘要:契丹辽文化遗产资源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包括遗址资源、墓葬资源、建筑资源、科技资源等方面。

如何对这些遗产资源进行利用,近而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是当前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从辽代文化遗产资源的特征入手,分析内蒙古辽代文化遗产资源的创新与利用途径。

关键词:内蒙古;辽文化资源;利用;途径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12-05内蒙古自治区特别是赤峰地区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历史上他们曾活跃在潢水和土河一带(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

公元916年,巴林草原的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可与当时的宋相对立的民族政权。

辽代建立之后,统治者兴建了五京,其中,辽上京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林东县,辽中京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辽西京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管辖着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部分地区。

因此,内蒙古自治区被称作是契丹族的“龙兴之地”,辽王朝在这里创新政治制度,实行“一国两制”,将北方的多民族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开辟草原丝绸之路,促进文化交流与融通。

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特别是赤峰市、通辽市是辽文化遗产资源的发源地,契丹民族留下了众多的遗址、城址、岩画、墓葬、佛塔、石刻等文化遗产资源。

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契丹辽文化的研究者,这些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将文化资源揭示出来远远不够,我们的目的是将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所以文化资源的创新与利用就成了我们今天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辽文化遗产资源的特征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遗产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较高文化、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并以特定实物或者非实物的形态存在的人类创造物[1]。

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作者:来源:《实践·思想理论版》2017年第10期“草原丝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三大主要干线之一,是最早产生的东西方交流往来的通道,远远早于绿洲丝路和海上丝路。

草原丝绸之路自产生起就一直存在,而且基本上没有间断过,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最主要通道。

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涉及的领域更为广阔,其波及范围之广、涉及地域和民族之多,是其他几条通道无法比及的。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及其他物品外,文化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

草原丝绸之路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例如,考古学家们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奥瑞纳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通道由西伯利亚传播到中国北部的;新石器时代,俄罗斯中部的“篦纹”彩陶文化经由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甘肃等地;来自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红玛瑙珠自西向东传播,从河西走廊到燕山以北,通过草原丝路来到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些都说明当时欧亚草原东、西两端是相互连通的,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很早就保持着交流往来。

进入历史时期,受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影响,草原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更加活跃,中亚、东欧、蒙古高原以及农牧交错带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习俗风情等都随着草原丝绸之路上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而产生了相通和共融。

频繁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物质文化交流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最初实现的最基本的交流内容。

草原丝绸之路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因以金银为主要交流媒介,又享有“黄金之路”的美称。

匈奴的金银器就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如各类型的动物纹饰牌、金珠项饰、各种配饰等都与斯基泰文化有相通、相近之处。

匈奴之后北方草原的金银器制造更是吸收了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

常见的典型的鲜卑金属带饰在汉文史籍中称为“鲜卑郭落带”,在西方这种类似的金属带饰被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带钩”。

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

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

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内容速览]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

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随着商贸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又是一个上升到文化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要想沟通东西方交往是极其困难的。

北亚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难以适宜人类的生存,中亚又有崇山峻岭和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方的通道。

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

这个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

在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比较一致。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上,其生态环境与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同。

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

可见,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

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在诸民族势力强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使沙漠丝绸之路经常出现隔断的现象。

内蒙古的十大文化体系

内蒙古的十大文化体系

内蒙古的十大文化体系2020年2月太阳走遍内蒙古需要2个小时,内蒙古占中国版图的八分之一,地跨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理大区,是草原、中原与高原的完整综合体,这就造成了“内蒙古文化”十分富集,“内蒙古文化”不仅仅是“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内蒙古文化的十分之一,把“内蒙古文化”与“草原文化”划等号是偏激的和片面的,如果仅仅把“内蒙古文化”等同于“草原文化",那么,你只见到“内蒙古文化”的十分之一,那就太遗憾了。

全面研究和弘扬以草原文化为主体的“内蒙古文化”,至少包含“十大文化体系”。

一、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内蒙古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包括草原观念文化、草原制度文化、草原器物文化、草原艺术文化、草原少数民族文化等;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海洋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四大文明体系”。

过去有人讲“中华文化三大体系即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丢了“海洋文化”是不完整的的,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国家,也是草原国家和海洋国家。

内蒙古文化中的草原文化,从地域上分,从西向东有:阿拉善草原文化、乌拉特草原文化、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乌兰察布草原文化、锡林郭勒草原文化、昭乌达草原文化、科尔沁草原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文化,马头琴、长调等只是草原文化的符号。

二、黄河上游文化长期以来,不少人只研究黄河中下游文化,不研究黄河上游文化,这也是不完整的。

中原文化只是黄河中上游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小部分。

内蒙古文化中的“黄河文化”主要是“黄河上游文化”,万里黄河从青海源头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县河口为“上游”。

黄河在内蒙古超千里,主要位于“上游地区”。

黄河的源头在巴彦喀拉山,蒙语“富饶的黑山”。

元朝政府派科学家找到了黄河、长江的源头,因此,中国的大江大河发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名称也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

呼市托克托县的“河口村”(历史上是镇)是黄河中上游分界线,这个地名来源于元代,元、明、清时期是黄河流域著名的“官渡”和商业集镇,地位高于“包头村(即现在的包头市东河区)”,仅次于归化城(呼和浩特).1840年,黄河发大水,河口被淹,河口商人迁移到萨拉齐厅“包头村”,为形成后来的“包头镇”、“包头县”及“包头市”打下了基础。

“中国之志”与“草原本位”: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

“中国之志”与“草原本位”: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

2022年第4期(总第193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InHeilongjiang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No.4ꎬ2022㊀㊀㊀㊀㊀㊀㊀㊀General.No.193历史学研究中国之志 与 草原本位 :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耿㊀㊀涛(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ꎬ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摘㊀要:阿保机称帝建元后ꎬ契丹的征服倾向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变化ꎬ 草原本位 逐渐隐匿ꎬ 中国之志 成了辽前期统治者的共同抉择ꎮ以往学者多从经济视野出发ꎬ思考契丹人缘何南下入主中原ꎬ该观点过度强调游牧经济的脆弱性ꎬ拔高游牧民族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ꎬ从而预设了契丹南下的必然性ꎮ实际上ꎬ契丹乃至北族南下现象的背后体现出的是部族体制走向集权国家的历史路径ꎬ 皇权 在北方草原腹地没有根基ꎬ统治者只能借助中原汉地实现集权政治的建设ꎬ故屡有逐鹿中土之举ꎬ此即 中国之志 产生的根源ꎮ关键词:辽代ꎻ 中国之志 ꎻ 草原本位 ꎻ皇权中图分类号:K246.1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7-4937(2022)04-0096-07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耶律阿保机建国史事真伪研究 (130211121101)作者简介:耿涛ꎬ1989年生ꎬ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ꎬ历史学博士ꎮ㊀㊀大唐帝国崩塌后ꎬ以阿保机为代表的辽朝前期统治者屡有南下跃进中原之举ꎬ中土系统文献将之叙述为 中国之志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 契丹虽无所得而归ꎬ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 ꎻ«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 同光中ꎬ阿保机深著辟地之志ꎬ欲收兵大举 )ꎮ与 南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辽朝内部似还有执着于安居草原故土㊁并不期许逐鹿中原的政治倾向ꎬ陈述先生将之凝练为 草原本位 ꎮ 南下 与 北进 代表了辽前期统治者政治抉择的两种面向ꎬ两者也决定着辽朝扩张的进程与方向ꎮ学界对此问题颇为关注ꎬ但以往研究视角大多较为单一ꎬ罕有将两者置于同一背景下进行探讨ꎬ尤其对 中国之志 产生原因讨论深度不足(很多研究将契丹南下入主中原问题纳入辽与其他政权关系史范畴之内ꎬ思考角度又多从宋朝等中原政权出发ꎬ缺乏以契丹为本位的思考)[1]ꎬ致使契丹南下进而迈向汉制政权成了一个不容置喙却又难堪细究的既定结论 ꎮ本文基于前人研究ꎬ走出惯性思维ꎬ由契丹社会演进的具体历史语境分析 中国之志 与 草原本位 两种面向ꎬ思考契丹人缘何萌发 中国之志 ꎬ从政治史的视野考察其南下入主中原的原动力ꎬ解读 南下 北进 背后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ꎮ㊀㊀一㊁对 草原本位政策 并不存在这一论断的反思㊀㊀陈述先生在探讨契丹政治政策时ꎬ提出了 草原本位政策 的概念:㊀㊀太后的主张与穆宗及当时诸酋的主张ꎬ前后相映ꎬ意旨玄同ꎮ这种反南进或保守意见ꎬ可拟曰草原本位政策ꎮ述律后所说: 我有西楼羊马之富ꎬ足以娱乐 ꎬ满足于牛马奴隶的享受ꎬ尤其是这一政策的正面说明ꎮ述律后是向太宗建议这个政策的ꎬ穆宗及其左右则是这个政策的贯彻执行者ꎮ陈先生又补充道:㊀㊀草原本位政策内容很多ꎬ如懂汉语不说汉话ꎻ朝廷官职重北面ꎻ不许契丹人应科举等等ꎮ对宋的不积极进攻是一个时期表现的一种倾向[2]121ꎮ不难看出ꎬ陈先生对 草原本位政策 的定义略为宽泛ꎬ且其论述基点多为中原典籍ꎬ对史料的69思辨不足ꎬ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ꎮ在缺乏深入探讨的情况下ꎬ该观念被泛化使用ꎬ质疑之声遂现ꎮ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 其实 西楼羊马 一段话ꎬ原本是述律氏向阿保机说的ꎬ因此如果说这就是 草原本位政策 的正面说明ꎬ则应当说她是向辽太祖而不是向辽太宗建议此政策ꎮ然而ꎬ太祖㊁太宗㊁世宗都未采取这个政策ꎬ直至 睡王 穆宗上台才实行此策ꎬ而至景宗又 稍改此策 ꎬ这究竟是何缘故?对此不做出合理的解释ꎬ是无法证明在辽朝历史上确有 草原本位 或 草原保守 政策的ꎮ [3]晚近ꎬ林鹄又撰专文探讨了辽穆宗的草原本位政策ꎬ从分析其内政外交入手ꎬ提出辽穆宗耶律璟并未推行所谓草原本位政策 事实上ꎬ辽朝九帝ꎬ自开国太祖至末帝天祚ꎬ并无一人反对汉化ꎬ提倡草原本位 [4]ꎮ后继学者对 草原本位政策 这一概念的反思着实颇具见地ꎬ然现在看来ꎬ 草原本位政策 并不存在的论断多少有些矫枉过正ꎮ批驳者的论述角度虽有不同ꎬ但主要抓住的都是 政策 二字的漏洞ꎬ若将 草原本位政策 视为一种与 汉化 截然相反ꎬ且具体的㊁持续性的方针ꎬ那么批驳者的反思并无问题ꎮ但若将关注重点回落到 草原本位 之上ꎬ则会发现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倾向ꎬ并不一定需要具体的 政策 作载体ꎬ从实体政策的角度切入自然无法找到 草原本位 的蛛丝马迹(实际上ꎬ那些带有北族特质的权力表达方式都可以归于 草原本位 之中ꎬ如契丹人的 贵族大会 ㊁蒙古人的 库里台大会 等)ꎮ此外ꎬ批驳者仅仅关注了皇帝是否有与 草原本位 相关的举措ꎬ但体现这种倾向最明显的恰恰并非皇帝(从前引文即可知ꎬ述律后便是一位拥护 草原本位 的代表人物ꎮ另据罗新先生的分析ꎬ阿保机之所以能够预测自己的 归期 ꎬ不得不承诺自己三年后会死ꎬ之所以不得不死ꎬ症结即在于内亚传统的约束力ꎮ其实这种所谓的 内亚传统约束力 即是来自 草原本位 拥趸者的束缚[5])ꎮ而且ꎬ由于过度强调矛盾的对立性ꎬ批驳者将反对 汉化 与提倡 草原本位 画等号ꎬ可二者并非不可兼容ꎬ选择 草原本位 并不意味着完全割舍 汉化 ꎬ更不意味着放弃对中原的诉求ꎬ这种非此即彼的论点简化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ꎮ总而言之ꎬ学界所谓 草原本位政策 并不存在的论断稍显过犹不及ꎬ本文所要讨论的 草原本位 便是一种政治倾向ꎬ是契丹人面向北方部族的一种征服倾向ꎬ是其面临政治抉择时所选路径之一ꎬ并非指代具体的某一政策ꎬ更非指代僵化的㊁一成不变的 唯草原论 ꎮ下文即就 草原本位 的表现入题ꎬ阐述 草原本位 是如何过渡到中国之志 的ꎬ 中国之志 萌发的根源又是什么ꎮ㊀㊀二㊁征服的转向:从 草原本位 到 中国之志㊀㊀讫至建国前后ꎬ契丹恰活动于农牧混交地带ꎬ多样的地域环境与迥异的经济类型使之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政治体ꎮ受之影响ꎬ面向北方的游牧部族的活动范围ꎬ形成了一个边界并不清晰且具有伸缩性的广阔边疆区域ꎻ而面向南方的割据政权ꎬ则构筑了一个界限相对鲜明的边疆地带ꎮ基于这种二元化的边疆分异ꎬ向北或向南的拓疆之举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征服倾向ꎬ此即 草原本位 与 中国之志 的具体表现ꎮ而伴随契丹由部族迈向国家的演进过程ꎬ征服活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ꎬ向北的征服倾向消隐ꎬ 中国之志 渐成主流ꎮ在阿保机称帝建元之前ꎬ契丹人的征服重点并未放在中原汉地之上ꎬ巴菲尔德即指出: 契丹一开始的军事行动直接对抗的是其周边部落而非中原ꎮ [6]216阿保机之前的统治者ꎬ即其伯父释鲁ꎬ他所征服的对象便是以北方部族为主: 德祖之弟述澜ꎬ北征于厥㊁室韦ꎬ南略易㊁定㊁奚㊁霫ꎬ始兴板筑ꎬ置城邑ꎬ教民种桑麻ꎬ习织组ꎬ已有广土众民之志ꎮ 阿保机延续了释鲁的策略ꎬ继续征讨其他部族: 痕德堇可汗立ꎬ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ꎬ专征讨ꎬ连破室韦㊁于厥及奚帅辖剌哥ꎬ俘获甚众 遣偏师讨奚㊁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ꎬ悉破降之ꎮ («辽史»卷1«太祖纪上»)如果说此时的征服方向是遥辇氏族把持可汗之位时制定的方针大略ꎬ阿保机另有谋划的话ꎬ那么在其继任可汗之后征服方向自然会发生变化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ꎬ阿保机仍将室韦等作为主要征服对象( 讨黑车子室韦 讨东部奚 ꎬ见«辽史»卷1«太祖纪79上»)ꎮ王明荪先生指出: 阿保机承袭了游牧民族的一贯作风ꎬ以北亚草原各民族为其主要对象了ꎬ他仍不断地征讨各个民族部落ꎮ [7]而且ꎬ阿保机在征服这些 未附者 之后ꎬ采取了 因种迁落ꎬ内置三部ꎬ以益吾国ꎬ不营城邑ꎬ不置戍兵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这种明显非集权式的治理方式ꎮ此外ꎬ彼时阿保机对中原汉地的渴求并不强烈ꎬ虽也曾多次南下ꎬ但多以劫掠为主ꎬ停留在 打草谷 的阶段(«辽史»卷34«兵志»: 每正军一名ꎬ马三匹ꎬ打草谷㊁守营铺家丁各四人ꎮ人马不给粮草ꎬ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 )ꎬ并不在意对城池的占领: 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ꎬ攻下九郡ꎬ获生口九万五千ꎬ驼㊁马㊁牛㊁羊不可胜纪 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 引军略至蓟北ꎬ俘获以还ꎮ («辽史»卷1«太祖纪上»)在军力占优的情况下也没有想过入主中原取而代之ꎬ只是与李克用等割据政权结盟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 合作 关系(蒋金玲指出: 先是阿保机拥兵30万寇云州ꎬ李克用乞和ꎬ双方才约为兄弟 可见阿保机与李克用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ꎬ李克用是在 力屈 之下结盟 )[8]24ꎮ对此胡三省评论说: 夷狄觇国势而为去来ꎬ彼以梁为强ꎬ则其背晋宜矣 («资治通鉴»卷266«后梁纪一»ꎬ太祖开平二年五月)[9]8700ꎻ王夫之亦有相近论断: 三雄角力ꎬ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ꎬ以收其垄断之利ꎮ [10]无论何种角度看ꎬ此时阿保机明显更注重培植巩固在 草原 上的统治权威ꎬ也就是以 草原 为 本位 ꎬ对入主中原似不在意ꎮ若按照上述发展趋势ꎬ契丹人很可能在阿保机的领导下走向草原式的游牧帝国ꎬ但神册元年(916)后情况陡然转变ꎮ此时阿保机虽仍注重北方疆域的拓展ꎬ甚至有 未终两事 的喟叹(«辽史»卷2«太祖纪下»: 六月乙酉ꎬ召皇后㊁皇太子㊁大元帅及二宰相㊁诸部头等诏曰: 上天降监 三年之后ꎬ岁在丙戌ꎬ时值初秋ꎬ必有归处ꎮ然未终两事ꎬ岂负亲诚?日月非遥ꎬ戒严是速ꎮ 闻诏者皆惊惧ꎬ莫识其意ꎮ是日ꎬ大举征吐浑㊁党项㊁阻卜等部 十二月乙亥ꎬ诏曰: 所谓两事ꎬ一事已毕ꎬ惟渤海世仇未雪ꎬ岂宜安驻! 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撰 )ꎬ但这不过是为了南下而做的基础工作ꎮ姚从吾先生即指出: (阿保机)力谋南侵中原ꎬ欲与后唐庄宗李存勖争夺华北的霸权ꎻ为免除两面作战的危险ꎬ乃决定先灭渤海ꎬ然后再举兵南征ꎮ [11]勾稽史料不难发现ꎬ契丹人征服的重点在神册元年后开始向中原汉地倾斜ꎬ屡屡出兵南下ꎬ围绕幽云地区的争夺甚至反复了数年之久ꎬ与姚坤的会谈更是将阿保机对中原汉地的渴求展露无遗(«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尔先复命ꎬ我续将马万骑至幽㊁镇以南ꎬ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ꎬ我要幽州ꎬ令汉儿把捉ꎬ更不复侵入汉界 ꎻ«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 若与我大河之北ꎬ吾不复南侵 [9]8989)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ꎬ阿保机的军事活动不再以劫掠为主要目的ꎬ而是带有了强烈的军事征服特性ꎬ攻城占地成了主要目标ꎮ林鹄即指出: 神册元年前ꎬ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ꎬ攻破汉地城邑后随即退走ꎮ但神册元年ꎬ契丹对汉地政策则有一个重大转变ꎮ [12]与之同时ꎬ阿保机也改变了释鲁以来对征服得来土地的管理模式(«辽史»卷37«地理志»: 越王城ꎮ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㊁吐浑ꎬ俘其民放牧于此ꎬ因建城ꎮ在州东南二十里ꎮ户一千 )ꎬ尽可能地保持原貌ꎬ兴汉城㊁用汉人㊁行汉制ꎮ而且ꎬ这种南下的诉求并未因阿保机之死而消隐ꎬ反而为后继者所承袭ꎮ耶律德光在与后唐的作战中虽屡受挫败ꎬ但仍 观衅而动 («辽史»卷3«太宗纪上»)ꎬ等待良机ꎮ后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幽云地区ꎬ已遂阿保机生前之愿ꎬ但仍不满足于此ꎬ不顾述律后的反对执意南伐ꎬ试图问鼎中原ꎮ灭晋后更是俨然以中原天子自居: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ꎬ备法驾入汴ꎬ御崇元殿受百官贺 二月丁巳朔ꎬ建国号大辽ꎬ大赦ꎬ改元大同ꎮ升镇州为中京ꎮ («辽史»卷4«太宗纪下»)王德忠先生即言: 辽太宗此举的意义在于宣布他不仅是契丹族的皇帝ꎬ而是全中国的皇帝ꎮ [13]至于世宗ꎬ虽其在位不久ꎬ很多内政外交政策尚不及展开ꎬ但他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仍 自将南伐 («辽史»卷5«世宗纪»)ꎬ甚至 诸部大人皆不欲ꎬ兀欲强之 («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ꎬ最终招致 火神淀之乱 ꎮ世宗图进中原愿望之强烈由此可见一斑[8]51ꎮ由此可见ꎬ 南下 似乎成了贯穿辽朝前期的政治倾向ꎬ历代君主都试图征服汉地ꎬ实现 中国89之志 ꎮ行文至此ꎬ疑题已现ꎬ发轫于草原的契丹并未选择继续扩大在草原的统治力ꎬ而是选择南下ꎬ这背后的转变根源究竟为何?释读神册元年这个时间点ꎬ似乎可以为解答这个疑题提供一个契机ꎮ㊀㊀三㊁ 南下 与 嫁接 皇权关于契丹乃至北族南下的原因ꎬ有学者试图从经济因素去解读ꎮ如周良宵先生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入手ꎬ分析指出: 这种经济上的要求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轴ꎬ有力地吸引着北方游牧民族ꎮ因此ꎬ北方民族共同的㊁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是由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定ꎬ同时又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ꎮ [14]何天明先生持相近观点ꎬ亦认为向中原地区发展是契丹人摆脱经济困境的选择ꎬ并指出阿保机制定南下方针也是受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吸引所致[15]ꎮ而许倬云先生则指出: 北方草原民族的移动ꎬ每以南迁为目的ꎮ民族移动ꎬ须有引力以及推力ꎬ否则不能取得移动的即时动机ꎮ引力者ꎬ中原若有内乱ꎬ边防空虚ꎬ甚至邀约北族为援ꎬ则北族自易成军南下 推力者ꎬ原居住地生活条件不佳ꎬ或是后面更有其他民族压迫ꎬ则北族也有南徙之动机ꎮ后面有人推挤的局势ꎬ仍须归结到更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有了问题ꎮ如果其他条件不变ꎬ忽然生计不足ꎬ最大可能即是因气候变化引起ꎮ [16]上述许倬云先生的观点ꎬ在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关系的讨论中似已成定论:气候骤冷导致经济窘迫ꎬ北族进而被迫南下ꎮ但实际上ꎬ竺可桢先生在论及五代时期的气候时指出: 在此动乱时代(五代十国)没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作为依据ꎮ [17]«胡峤陷北记»虽云: 又行三四日ꎬ至黑榆林ꎮ时七月ꎬ寒如深冬 [18]ꎬ但属其个人经历ꎬ偶然因素过多ꎬ并不足以证明当时的整体环境ꎬ可谓孤证不立ꎮ而且ꎬ即便此时气候确有异常ꎬ但游牧经济也并非如上述观点所说ꎬ其自给能力显然被轻视了ꎮ而且显然并非所有契丹人都随之南下ꎬ尚有不少部族驻于北方草原腹地ꎬ这部分人则完全能够在 气候寒冷 的条件下生存下来ꎮ故而 气候决定论 并不能客观且完整阐释契丹人的南下行为ꎬ尤其不能解释契丹统治者试图建立中原政体的动机ꎮ再来看经济因素ꎮ诚然ꎬ在游牧族群发展的早期ꎬ其确实和中原政权之间存在一种经济上的伴生关系ꎬ但是这种经济上的 依赖 完全可以通过劫掠的手段得以实现ꎬ而且这要比占领土地更加方便ꎮ巴菲尔德即指出: 通常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像狼群一样越过长城ꎬ坐等中原走向衰弱并进而将其征服ꎬ但实际情况是ꎬ来自中央草原的游牧民族会避免征服中原领土ꎮ从中原的贸易与奉金中得到的财富稳定了草原上的帝国政府ꎬ而他们并不期望去破坏这种资源 除了蒙古人之外ꎬ 游牧征服 只发生在中原的中央政权崩溃之后没有政府可以加以敲诈之时ꎮ [6]12事实上早期契丹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ꎬ他们不断通过打草谷 的方式获取大量物资ꎬ而非直接占领土地ꎮ所以说ꎬ游牧民族对南北的取舍ꎬ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更便利的生活条件ꎻ如果有必要ꎬ他们亦可退入草原深处ꎬ靠传统的经济模式维持下去ꎮ故而这种经济视角上的解读同样只能解答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原因ꎬ而不能阐释他们入主中原进而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内在动力ꎮ欲解该疑ꎬ还须从契丹社会发展历程入手ꎬ剖析其内在动因ꎮ林幹先生指出: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势力的兴起及其对中原汉族不断南侵或对西方各族不断西侵ꎬ固不能归咎于各族的人民ꎬ就是对于各族的贵族阶级ꎬ也要从他们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进行深入的探讨ꎬ才能究明当时的历史真相ꎮ [19]如前所述ꎬ释读神册元年这个契丹征服目标转向的时间节点ꎬ系拨开迷雾的关键所在ꎬ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政治史的视野就会有所发现ꎮ对于游牧民族而言ꎬ在长期的劫掠与扩张的过程中ꎬ部落首长的力量不断增加ꎬ部族的权力也愈发集中[20]ꎮ作为契丹人的军事领袖ꎬ阿保机也萌发了集权意识ꎬ这种意识在汉地 不受代 的观念影响下也逐渐发酵ꎮ阿保机任可汗后试图建构集权统治ꎬ即培育皇权ꎬ但在当时契丹的部族体制之下ꎬ各部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ꎬ是基于利益主动达成的联合ꎬ是 统一 于阿保机旗帜之下的 联合组织 [2]107ꎬ所谓的 君臣关系 并不似中99原政权那般牢固ꎮ所以当阿保机不断尝试突破这一框架体系的时候ꎬ遂激起了旧贵族的不满ꎬ引发了三次 诸弟之乱 ꎮ可见ꎬ在北方草原民族的政治体制之下ꎬ适宜 皇权 滋生的土壤有限ꎮ这样一来ꎬ一项抉择便摆在阿保机的面前:要么维持部族体制不变ꎬ平息族人的不满情绪ꎻ要么继续建构集权统治ꎬ走上皇权之路ꎮ显然ꎬ阿保机不再甘于做部族之主ꎬ选择了后者: 从其长远规划来看ꎬ确有意将其帝国打造成一个以汉制集权为主导的政权ꎮ [12]在平定 诸弟之乱 后ꎬ阿保机趁势于神册元年称帝建元: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ꎬ上在龙化州ꎬ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ꎬ三表乃允ꎮ丙申ꎬ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ꎬ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ꎬ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ꎮ大赦ꎬ建元神册ꎮ («辽史»卷1«太祖纪上»)不过ꎬ此时阿保机所掌握的 皇权 仍不过是脱胎自可汗之权ꎬ贵族的反击使阿保机认识到ꎬ要想在草原地区推行皇权统治过于困难ꎬ以一己之力难以抗衡整个部族体制ꎮ而与之相比ꎬ中原汉地则全无这种困扰ꎮ也就是说ꎬ 南下 是契丹由部族社会迈向皇权国家的一个必经路径ꎬ统治者没法在草原腹地实现集权统治ꎬ只能借汉地称帝ꎬ将皇权 嫁接 到中原地区ꎮ由此ꎬ上述神册元年之后契丹的攻势发生转向也就不难理解了ꎮ阿保机有着建构皇权的需求ꎬ五代割据的局面又为其南下提供了极佳的契机ꎬ于是其规划了一条 打草谷 兴汉城 建东丹 的 嫁接 皇权之路[21]ꎮ可惜的是ꎬ阿保机征渤海归来时离世ꎬ更倾向 草原本位 的述律后称制ꎬ契丹复陷入皇位纷争之中ꎬ南下遂成未终夙愿ꎮ继任者耶律德光在述律后的扶植下称王ꎬ然述律后通过 扶余之变 大肆屠杀耶律皇族ꎬ以此确保自身权威ꎬ德光也对其不得不避让三分: 天皇王(德光)性孝谨ꎬ母病不食亦不食ꎬ侍母于前应对或不称旨ꎬ母扬眉视之ꎬ辄惧而趋避ꎬ非复召不敢见也ꎮ («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9]9118述律后的强势使德光同样无法确立实质性的皇权统治(最明显的例证是德光甚至无法指定自己的继任者:备受述律后宠爱的三子李胡身兼皇太弟与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双重身份ꎬ而其自己的子嗣却没有获得皇位的继承顺位)ꎬ故他亦将目光放到了中原汉地之上ꎮ然与后唐的作战屡屡受挫:自是契丹大败ꎬ数年不敢窥边ꎮ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直至石敬瑭奉上幽云十六州ꎬ德光才如愿获取汉地(罗亮认为: 石敬瑭称臣㊁献土㊁岁输ꎬ不仅使契丹在经济上获取丰厚回报ꎬ在军事上取得南进的重要据点ꎬ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为辽太宗树立了威望ꎬ促成其举办再生㊁柴册礼ꎬ无异于第二次登基ꎮ同时ꎬ辽太宗借此机会推行政治改革ꎬ将大量的汉家制度吸纳到行政体系之中ꎬ完成了部落国家到王朝帝国的跨越ꎮ从这个角度言ꎬ石敬瑭父事契丹的意义应当重新认识ꎮ [22]石敬瑭称臣献土对契丹无疑影响深远ꎬ但若凭此便认为契丹完成了从部落国家到王朝帝国的转变ꎬ多少有些不尽客观)ꎬ可代价则是契丹扶植石敬瑭建立后晋ꎬ将之打造成藩辅(«辽史»卷3«太宗纪上»: 宜受兹南土ꎬ世为我藩辅 )ꎬ失去了直接一统中原的机会(巴菲尔德认为: 四十年来ꎬ辽朝大体上专注于东北和草原地区的战事ꎮ阿保机从未试图发动对华北的重大袭击 辽朝朝廷保护后晋皇帝免受对手的打击ꎬ进而换取中原的一小块地区ꎮ如果辽朝是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国家的话ꎬ则可能已经夺取了全部土地ꎮ然而ꎬ契丹满足于间接控制ꎬ这是因为跟那些在混乱时期没法生存的其他东北王朝一样ꎬ只有在更多军阀割据国家灭亡之后才会去征服华北ꎮ [6]220巴菲尔德恐怕高估了契丹的武力征服能力ꎬ契丹统治者其实并非满足于间接控制ꎬ而是受限于局势ꎬ能得到幽云十六州已是天赐之机ꎬ绝非没有征服中原的野心)ꎮ但德光并未因此放弃对中原的觊觎之心ꎬ与述律后的争执就将其欲借汉地 嫁接 皇权的意图暴露无遗: 契丹连岁入寇ꎬ中国疲于奔命ꎬ边民涂地ꎻ契丹人畜亦多死ꎬ国人厌苦之ꎮ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 使汉人为胡主ꎬ可乎? 曰: 不可ꎮ 太后曰: 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 曰: 石氏负恩ꎬ不可容ꎮ 太后曰: 汝今虽得汉地ꎬ不能居也ꎻ万一蹉跌ꎬ悔何所及! 又谓其群下曰: 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ꎬ未闻蕃和汉ꎮ汉儿果能回意ꎬ我亦何惜与和! («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ꎬ齐王开运二年六月)[9]9293德光为实001现皇权政治的建构ꎬ罕见地违抗述律后的意愿ꎬ坚持南下灭晋ꎬ得以入主中原(但德光并未占据中原很久ꎬ很快便班师退走ꎬ甚至留下 三矢之训 的感叹ꎮ林鹄认为ꎬ太宗退出中原并非是放弃中原ꎬ而是其既定计划的一部分[23])ꎮ太宗打下的皇权政治基础并不牢固ꎬ且南征归途中突生重病ꎬ溘然长逝ꎬ其所做的一切复归原点ꎮ 南下 与皇权的 嫁接 在皇位的争夺中再度搁置ꎬ直至世宗脱颖而出继承大统ꎮ不过ꎬ世宗上位后深陷权贵攻讦的泥淖之中ꎬ欲 有为 却难有施展空间(参见拙作«辽世宗朝史事新证»ꎬ待刊)ꎬ 南下 一事遂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ꎮ与太祖㊁太宗一致ꎬ世宗也是为了摆脱贵族政治的束缚ꎬ将真正的皇权政治 嫁接 在汉地之上ꎬ但遇弑终结了世宗这一构想ꎮ综上ꎬ契丹人南下劫掠是其与中原汉地频繁接触的必然结果ꎬ是契丹人为了获取更好的生存物资的行为ꎬ而南下入主中原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ꎮ部落军事首领一旦集权意识萌发ꎬ便难以再持有与族人平等的观念ꎮ但草原的政治生态并不接受皇权理念ꎬ若想实现皇权的建构ꎬ只能借助于中原汉地ꎮ这才是辽前期统治者汲汲于 南下 ꎬ欲实现 中国之志 的原因所在ꎬ后世金㊁元二朝亦是如此ꎮ余㊀论虽然神册元年之后ꎬ 中国之志 成了辽前期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政治抉择ꎬ但这并不意味着 草原本位 就此消隐不见ꎬ恰恰相反ꎬ 中国之志 的实现要随时面临 草原本位 的挑战ꎬ 诸弟之乱 即是一例(蒋武雄先生较早便关注到了旧贵族势力对阿保机 南下 政策的影响ꎬ指出受 诸弟之乱 的影响ꎬ阿保机分身乏术ꎬ放弃了救援幽州挺进中原的计划)[24]ꎮ述律后也曾明确反对过阿保机的 南伐 计划: 吴主李昇献猛火油ꎬ以水沃之愈炽ꎮ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ꎮ后曰: 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 指帐前树曰: 无皮可以生乎? 太祖曰: 不可ꎮ 后曰: 幽州之有土有民ꎬ亦尤是耳ꎮ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ꎬ不过数年ꎬ困而归我矣ꎬ何必为此?万一不胜ꎬ为中国笑ꎬ吾部落不亦解体乎! («辽史»卷71«后妃传»)贵族势力的阻遏ꎬ其动机很好理解:统治者愈深入汉地ꎬ集权的统治理念巩固愈深ꎬ其自身的权力便会被压缩ꎮ所以说ꎬ贵族与统治者关于 南下 的分歧实质是权力之争ꎮ不止于此ꎬ契丹各部族也对统治者起着束缚作用ꎮ契丹虽已建国ꎬ但治下部族并未因之实现跨越性发展ꎬ而是停留于固有的社会形态之中ꎬ依旧过着 逐水草而居 的生活ꎬ集权统治的力量难以对其产生影响ꎮ为消除这种政治上的不同步带来的叛服不定ꎬ统治者被迫作出妥协ꎬ阿保机兴建四楼即是此意: 于所居大部落置楼ꎬ谓之西楼ꎬ今谓之上京ꎻ又于其南木叶山置楼ꎬ谓之南楼ꎻ又于其东千里置楼ꎬ谓之东楼ꎻ又于其北三百里置楼ꎬ谓之北楼ꎻ太祖四季常游猎于四楼之间ꎮ («资治通鉴»卷269ꎬ梁均王贞明二年十二月)[9]8809阿保机采用这种 巡游 的方式来稳固对部族的控制力ꎬ以免南下征伐时 后院失火 ꎬ这一思路为后世统治者承袭ꎬ进而发展为成熟的捺钵制度(赵翼指出: 盖辽以巡幸为主ꎬ有东㊁西㊁南㊁北四楼曰捺钵 [25]ꎻ傅乐焕先生也认为 四楼 盖即太祖四时捺钵之所[26]ꎻ陈晓伟则有进一步的论证[27])ꎮ换句话说ꎬ辽朝统治者在竭力实现 中国之志 的同时ꎬ仍兼顾着 草原本位 的理念(王明珂先生指出ꎬ北魏㊁辽㊁金㊁元等政权在统治中原后ꎬ既将中原当做搜刮财富的对象ꎬ同时又维系着北方游牧部族的秩序)[28]ꎮ总而言之ꎬ 草原本位 与 中国之志 相伴始终ꎬ契丹君主既不能完全忽视来自 草原本位 的诉求ꎬ又不舍得 中国之志 带来的集权的 诱惑 ꎬ所以辽前期的内外政策总是呈现出反复与不定的状态(巴菲尔德指出: 阿保机及其继承者所采取的军事行动ꎬ反映出新的东北边疆国家常见的保守战略ꎮ这些国家从未拓展至中原腹地ꎬ并通常通过联合或者在其对手崩溃后而获得土地ꎮ在草原上ꎬ契丹采取了一种遏制政策ꎬ控制周边部落并干涉更远处的部落ꎮ契丹辽国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ꎬ它的每次征服活动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实施的 )[6]216ꎮ参考文献:[1]㊀刘浦江:«辽金史论»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ꎬ第2页ꎮ101。

草原丝绸之路的特殊人文价值

草原丝绸之路的特殊人文价值

草原丝绸之路的特殊人文价值
作者:暂无
来源:《实践·思想理论版》 2015年第8期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
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

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分布的领域更为
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

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

由于这种特殊性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文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更快捷。

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
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

此外,生畜的皮毛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
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

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
之路”和“珠宝之路”。

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出现
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草原丝绸之路视野下的辽代胡旋舞研究

草原丝绸之路视野下的辽代胡旋舞研究

杨育新由契丹族建立的辽代,在200余年间,牢牢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使当时的欧洲、中亚、西亚许多地区和国家只知有“契丹”,而不知有“宋朝”,认为契丹族建立起的辽朝是继唐朝以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

在兼容并包的文化策略下,契丹族摸索、建立了兼容中原、草原的二元帝国制度,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辽代文明。

根据《辽史·太祖纪》载,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室韦诸部,这些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部族在辽建元初期多被太祖征服,并俘掠了大量有伎艺者。

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

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

”[1]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逐渐以辽为汇聚中心,进行不同文化、宗教和艺术的交流融通,使辽代音乐舞蹈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一、史料中的胡旋舞及形态关于胡旋舞的研究,历来引起敦煌学界、音乐学界和舞蹈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综合《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乐府杂录》的记载,以及唐代白居易、元稹等留下的关于胡旋舞的诗歌,可以了解到胡旋舞包含在唐代十部乐之“康国伎”中,最早应于北周武帝迎娶突厥阿史那皇后时传入中原。

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附近,与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一道组成粟特城邦,统称“昭武九姓”,唐代又称“九姓胡”。

该粟特城邦原是为匈奴所、破由祁连山西迁至中亚的古老民族,后归突厥。

7世纪中叶,唐灭西突厥,设羁縻州府。

在此期间,康国、史国、米国等纷纷向唐朝进贡胡旋女及方物,胡旋舞由此风靡长安。

白居易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为胡旋。

”《旧唐书》中记载了武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

”[2]同样善胡旋的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

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

”[3]以上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旋舞与突厥的文化关联。

阴法鲁先生认为胡旋舞“本来流传于我国新疆及中亚一带,未必即以康国、石国为限。

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Vol.45No.3Mar.2024第45卷第3期2024年3月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一我们都知道,在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

关于其来源,民国时期的方壮猷在《契丹民族考》一文中,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威名及于西域诸国,自后西域诸国只知有契丹而不知有中国,遂误以契丹为中国之称。

其后契丹虽亡于女真,而西方学者之记载东方事情者,沿其误而不改,仍称中国为契丹”[1]。

杨树森和王承礼在论述辽朝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因为“辽朝与各国的交往,沟通了东西交通。

因此,此后外国人把中国,统称为契丹,至今俄语仍称中国为Kитай,盖出契丹的译音,这就足以说明辽朝的历史地位了”[2]。

于宝林在《契丹古代史论稿》中也认为“契丹强大时,为东亚第一强国,它控制着东通高丽、日本,西接中亚各国的交通要道。

……西方交通中国,俄国是主要通道,而俄国面对的中国正是契丹,俄语至今称中国为Kитай,即为‘契丹’一词的音译。

又蒙古西征入欧,以‘蒙古人呼汉人为契塔特’,致使一些国家和民族以‘契丹’称中国,包括有一些西方著名著作就是这么记载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如《马可·波罗游记》即为是载”[3]。

赵春晶在《俄语称中国为“契丹”的原因》一文中,认为西辽“武力强盛,成为中亚霸主,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以及欧洲各国均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以致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也不可能知道偏安江南的宋朝,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俄语称中国为“契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部分欧洲国家曾称中国为契丹”,另一方面是“蒙古语历史上称中国北方为契丹”;“这一词义因13世纪蒙古的西征逐步扩大,泛指中国”[4]。

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秋香在《宋元时期契丹人对中亚的重要贡献》一文中认为西辽帝国建立后,“契丹这个词成为中亚地区各个民族对中国的称呼,通过中亚传入俄罗斯一直到欧洲,所以俄语中的Китай和英语中的Cathay 是由此而来的”[5]。

高考历史总复习学法指导 第10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

高考历史总复习学法指导 第10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

第10课辽夏金元的统治必备知识·自主学习——新知全解一遍过走进教材知识点一辽与西夏1.契丹族的兴起和建国(1)辽朝的建立者契丹族与________同源,在辽河上游过着游牧、渔猎生活。

(2)916年,契丹族首领__________建立契丹国,定都上京,后来版图扩大,改国号为辽。

(3)辽与北宋长期对峙,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________,通使频繁,贸易活跃。

(4)辽朝的职官设置分为南、北面官,北面官负责契丹等________事务,南面官负责以汉人为主的________事务。

(5)皇帝和宫廷依然保持草原习俗,每年随季节转换定期迁徙。

迁徙中的________成为国家政治中心。

2.西夏的建立(1)西夏的建立者党项族是古代________的分支,唐末在今陕北、宁夏一带形成边疆________,宋初仍然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2)1038年,党项首领________脱离宋朝称帝,定都兴庆府,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3)制度基本模仿北宋,中央机构除汉式官称外,同时有一套本民族称谓的官称。

启思助学1.【学习情境】——少数民族的汉化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

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思考:材料说明在契丹族和党项族发展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试答:2.【名师指津】教材P58“学思之窗”第一段材料反映的辽朝职官设置特点是什么?你能否从第二段材料的描述中体会到这一特点?试答:知识点二金朝入主中原1.金朝的建立与发展(1)金朝的建立者女真族活动于________、松花江流域,以农业、狩猎、畜牧为生。

(2)1114年,女真族首领__________举兵反辽,次年称皇帝,建立金朝,定都会宁府。

(3)1125年,金灭辽,两年后又灭北宋,与________逐渐形成对峙局面。

历史趣谈震惊!《鬼吹灯》中契丹公主墓已被挖掘

历史趣谈震惊!《鬼吹灯》中契丹公主墓已被挖掘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震惊!《鬼吹灯》中契丹公主墓已被挖掘导语:《鬼吹灯》从最开始的盗墓小说到现在的热门电影,渐渐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原本认为是虚构的剧情,其中的很多物品也都已在现实中找到了原型。

《鬼吹灯》从最开始的盗墓小说到现在的热门电影,渐渐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原本认为是虚构的剧情,其中的很多物品也都已在现实中找到了原型。

作品中贯穿主线的契丹公主墓其实也真实存在,并且现已被考古学家进行挖掘。

契丹皇族这位年轻公主,是萧太后与辽景宗的孙女、耶律隆庆的女儿。

她幼而聪辩,长乃柔闲,兰仪秀出,在闺阁皇宫中,曾备获荣宠,数次晋封。

刚开始被封为太平公主,后又晋封为越国公主。

16岁时,年轻的公主下嫁驸马萧绍矩,郎才女貌的故事再次上演。

萧是当时齐天皇后的兄长,位高权重,而这桩圆满的婚姻也曾被无数人祝福。

但是,好景不长。

2年之后,18岁的公主突然病逝,36岁的驸马也在不久后驾鹤,两人病逝原因成谜,多被认为因病所致,因此,其后被追封为“陈国公主”的谥号,也引得唏嘘嗟叹。

一千年以后的1985年6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的小村庄——斯布格图,村民们在修建水库时突然发现了这位年轻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

而随着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的精心发掘,沉睡了近千年的珍贵文物揭示了契丹公主的繁华生活。

当墓室被开启时,展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是一座由墓道、天井、前室、东西耳室和后室6个部分组成的砖砌多室墓。

主室内紧贴砖壁有赤柏松制成的木护壁,直达墓顶。

主室正北壁地面上有砖砌尸床,尸床前有砖砌长方形供台。

尸床和供台的东、西、南三面有雕刻的16个壶门,装饰讲究……生活常识分享。

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

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含义草原丝绸之路,指古代时自中国中原地区向北越过长城入塞外,然后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西去欧洲的陆路商道。

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讹答剌、塔拉斯、托克马克。

路线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阴山道:由关内京畿北上塞上大同云中或中受降域。

参天可汗道:由塞上至回鹘、突厥牙帐哈尔和林。

西段:由哈拉和林往西经阿尔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大陆。

起源与形成“丝绸之路” 是中国历史上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并延伸到更远地区的贸易通道的称谓。

经过多年研究,史学界一般认为有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自长安经青藏高原通向南亚的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自成都经滇西通南亚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自泉州经台湾海峡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

各条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贸易对象、贸易内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外输出的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大宗,相延成习,以“丝绸之路”命之。

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

丝绸之路的形成必须有二大要素,首先是要有相对稳定的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其次是要有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

当然,这种通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形态的,既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或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另一种是人工修筑而成的路。

两种形态既可以相互衔接,又可以相互演变,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经人工修筑成为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为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废弃。

契丹-辽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 音乐文化交流

契丹-辽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 音乐文化交流

契丹-辽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作者:刘嵬来源:《音乐生活》2020年第04期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的各项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话题,从现有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对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文化的研究相对少些,且多以中原政权统治作为研究对象,鲜见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研究。

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

与传统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分布更广,是由蒙古草原沟通欧亚大陆的一条重要的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

由于草原丝绸之路只要有水有草,就有路可走的便捷性,所以,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具有因时而变的特征。

草原丝绸之路作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辉煌年代。

自公元916年回鹘势力分崩离析,新兴的契丹人建立起辽王朝,统治了北方草原地区,与宋形成了并峙局面,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往来。

辽代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中扩大,将东北广大地区纳入中国板块,实现了长城内外“番汉合制”的大融合的繁盛局面,草原丝绸之路在此时期充当着重要的经济、文化多方面交流的重要通道。

论及辽代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意义,亦将契丹—辽草原农牧文化与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大中国”文化圈,为后世我国经济文化统一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关于文物考古及图像学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图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本文将以图文互证的形式,以契丹—辽乐舞图像为例结合“文献分析法”、“历史考察法”与“思想溯源法”交错运用,对契丹—辽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研究旨在突破中国古代乐舞史和艺术史研究的瓶颈,传承中国乐、图、文融合贯通的独特文化传统。

草原丝绸之路是契丹—辽时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根据环境考古学资料,欧洲与亚洲大陆之间只有北纬40度至50度的区域才有利于东西方的交流,而这个范围正是丝绸之路所在地。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西段向东延伸至辽海,分为南北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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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作者:王坤傅惟光来源:《理论观察》2015年第06期[摘要]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贯穿了欧亚大路沙漠地带,考古资料证明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外,还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经草原青铜文化时代,兴盛于汉唐,辽契丹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

[关键词] 契丹;丝绸之路;辽代[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83 — 02一、关于草原丝绸之路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和欧亚大陆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实现了,文化的汲取与经济发展。

但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一般认为是贯穿于欧亚大陆沙漠地带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之外,还存在一条“草原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草原和沙漠相接,草原的沙化形成了沙漠,草原和沙漠并行连结了东方和西方。

草原上生活着不同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活动范围十分广泛,是相对流动的人群。

草原民族创造了丰富的草原民族文化,马背文化,他们视野广阔,思维开放,曾经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但是草原民族开创的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却鲜为人知,甚至于被忽视。

1989年我国的学者,曾举行过一次“关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

学者们认为,考古资料证明,在广袤的草原上,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较早的通道之一。

并认为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

兴于秦汉,盛于隋唐。

从空间上,大体由蒙古高原东南端的辽河上游,越过大兴安岭,沿阴山南北向西,经天山南北,转经高昌,进入亚欧草原地带,形成一条草原丝绸之路的干线。

后来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利用和开拓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沟通和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渊源从考古资料上看,草原丝绸之路,可能还要早于“红山文化”时期。

因为我国北方草原沙漠地带,在新石器时代盛行着一种细石器文化。

这种细石器文化,是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分布相当广泛,从东到西横贯欧亚大陆。

著名的昂昂溪细石器文化,经碳14测定上限已达到七千年,昂昂溪细石器文化在空间上,是这种草原文化的一个中间环节,经历了一种文化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缓慢过程,所以上限不止于“红山文化”的五千年历史。

从夏商,迄两汉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盛行着具有鲜明草原民族文化特点的“草原青铜文化”。

这种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中,经常出现铜牌饰、铜带钩、铜泡、马具等的动物纹饰装饰。

过去习惯称之为“斯基泰野兽纹”和“鄂尔多斯式铜器”。

这种动物纹饰在我国大体分布在北方草原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河北北部、辽宁、吉林,以及山西、陕西、宁夏部分地区和黑龙江省西部。

这种以动物纹饰装饰的草原青铜文化,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盛行,分布地域相当广泛。

除我国北方地区外,在蒙古、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南岸都很盛行。

这不仅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得益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至于唐代以来器物上出现的千变万化的,宝相花、莲花均是丝绸之路引进来的外来风格。

外来风格的引进,丰富了中国装饰图案的内容和形式,扫除呆板,带来了活泼的气息。

这些不仅反映在生活用品的装饰上,也反映在壁画、舞蹈、音乐和开放的思想意识方面。

三、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辽代北方的契丹族逐渐强大,契丹是我国历史上活跃在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

“契丹”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属于我国北方的东胡系。

契丹各部,原与宇文、库莫奚两部一起游牧。

公元344年,前燕慕容觥进攻宇文逸豆归,契丹同时被击溃,于是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流域,分布在辽河以西及大凌河以北一带。

西与奚族为邻,东接靺鞨,东南至高丽,北接室韦。

辽朝(907-1125年),是我国契丹族为主体的北部中国的区域性政权,与宋和西夏三分天下。

辽契丹族早期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一带,建立政权后很快就统治了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契丹一词的含义有多种说话。

一般认为源于鲜卑酋长名字演变而来;再就是“镔铁”说《金史》载有:“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

又有“草原”说。

室韦,蒙语、达斡尔语为森林,“契丹”可能是和森林相对应的“草原”。

在蒙语中契丹、同满语必罕同音、同意,同为草原。

看来契丹还是同草原有着密切关系的,以草原为生,在草原上兴起壮大。

契丹政权利用草原丝绸之路,加强了内地与西部的联系,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发展和壮大了自己。

其统治区域也大体在“草原丝绸之路”之内。

契丹不再走向西安、开封,而是东进,把这条东西交流的主线延伸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

西北诸部的物资通过朝贡和贸易,沿着这条畅通的“草原丝绸之路”,不断的进入契丹。

四、黑龙江西部辽墓考古资料,印证了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人建辽后,很快统治了黑龙江地区。

近年来黑龙江省西部地区,不断有辽墓被发现。

契丹族的葬俗,在建辽前以树葬加火葬为主,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特点,有大量带有“灵魂”出入孔的陶罐葬具出土。

黑龙江没有发现大型的辽代砖室墓,辽墓多为竖穴土坑墓,单室穹顶石室墓,还有比较少见的单室砖室墓,时间约为辽中期,多数无葬具,随葬品也很少。

黑龙江西部的嫩江流域,主要是辽代的突鞠部,系太祖二十部中的第九部。

《隋书》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为室韦。

”嫩江上游为室韦,齐齐哈尔所处嫩江流域正是草原和森林的交汇地带,草原地带的嫩江中下游生活着契丹人。

齐齐哈尔的名称缘于东胡语系中的“草原”。

契丹也为草原之意,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齐齐哈尔是吉答、契丹、必罕的音转,均为草原的意思。

嫩江流域,自古就是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渔猎的地方,齐齐哈尔历来被称为“草原”或天然牧场,嫩江流域有丰富的草原民族文化,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通道。

嫩江流域的辽墓集中于嫩江中下游和嫩江以西的草原和山地相接的地带。

发现的辽墓,有泰来县境内的单室砖室墓,富拉尔基穹顶单室石室墓和土坑墓,龙江县辽代穹顶单室石室墓,而齐齐哈尔所处嫩江中游多为土坑墓,嫩江上游没有发现辽代墓葬。

富拉尔基1987年发现的辽代土坑墓,已有棺椁。

出土器物的瓷器有镂花白瓷盏为莲花水波纹图案,梅瓶为白地铁花四蝶牡丹图案,两件瓷器的图案装饰风格虽为辽代,但却缘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牡丹和莲花装饰风格,自唐代即已由丝路传入中国。

出土的一枝金钗,钗头占全长的三分之一装饰了浮雕牡丹缠枝图案。

1985年龙江县合山乡辽代石室墓出土的长方形铜带箍的线刻水波纹图案,也来自丝绸之路的外来风格。

1984年10月27日,齐齐哈尔梅里斯长岗子乡,辽代土坑墓出土了鎏金镂空铜带銙和部分马具饰件。

带銙由带卡、带头、节约三部分组成。

镂空图案制作十分精细,以葡萄、忍冬花和缠枝构成图案,造型生动活泼,均衡对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种图案的形式和风格在雷圭元、李骐先生编著的《中外图案装饰风格》一书中,归类于古希腊图案装饰风格。

以莲状叶和忍冬花作为连续和单独纹样是希腊特产。

这种双层缀在织物上鎏金镂空铜带銙和马具饰件绝非平民所用,也非当地制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或来自贡品,或来自草原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往来,来源于东西方的文化和物资交流。

五、契丹族的历史贡献契丹族自秦汉时期,由东胡鲜卑发展而来,隋唐时期,在辽河流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辽为金所灭后,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契丹人和所属各部人马,转移到现在的新疆西部和中亚一带,建立了西辽政权,长达88年。

辽朝兴盛时期,是与我国中原地区五代、北宋王朝并立的王朝。

辽朝的疆域《辽史·地理志》载“东至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南与北宋接壤,西与西夏接连,东至高丽,东北越过黑龙江外兴安岭直至海上,北边包括现在我国边界迤北的大片地域。

辽朝打破了秦汉以来,以长城为界农牧分离的局面,统合了南北中国。

并受儒家思想影响,大量吸收汉人,第一次以“中国”自居。

契丹及国,城市迅速发展,相继建立了五京,以围绕上京、中京的小城镇星罗密布,城市经济的繁荣,使燕京(今北京)成为金、元、明、清的首都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今北京八百年建都史的序幕。

契丹族巩固了中国的北方,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沟通了东西方的联系。

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高丽及大海之东的日本,无不遣使通好。

现在的俄罗斯、希腊、伊朗、土耳其等称中国的发音仍为“契丹”。

六、草原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契丹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华文明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在后来的民族大融合中,不再有契丹一族。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民族中,达斡尔为契丹后裔,世代居住在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嫩江流域,并且仍保留着一些世代相传的古老民俗。

达斡尔人善种西瓜,西瓜是辽时契丹人从回鹘引进来的,很久以后才由契丹人传入中原。

现在齐齐哈尔郊区达斡尔人种的西瓜仍然很出名,雅尔塞的西瓜曾进过“中南海”,达斡尔人仍继承来自草原丝绸之路种西瓜的传统。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开拓了联结东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辽代的契丹人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

契丹族开发和建设了我国的北方,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为稳定祖国的北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草原丝绸之路有其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研究和探讨“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渊源,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繁荣的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扩大我国目前倡导的“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的活动范围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横向发展的空间。

〔责任编辑:张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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