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大师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梁启超、朱执信等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梁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朱在1906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们那时何以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还是需要从时代条件上来分析。
必须纠正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的错误观点。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写《资本论》的，就知道上述说法是如何荒唐可笑了。
列宁在评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马克思写作也是这样，他从不满足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寻根究底，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马克思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参见拉法格：《忆马克思》）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可能正确。例如，在近代史上，曾有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伪造的石达开的几首诗，评论石达开的思想如何、诗才如何等等。因为材料是假的，评论也就一无可取了。再如，国民党反动派曾于1932年2月中、下旬的上海各大报上连续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对周恩来同志进行诬陷（参看《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如果我们信手拈来，不辨真伪，就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考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彭明
人物传记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大部分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虽然不能代替全面的历史研究。却能使历史研究大为丰富、深入而具体。
近年以来，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人物传记的研究。在国外，一些史学家和学术界人士不仅重视当代世界名人传记的编写，而且也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四巨册，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有名人物的传记共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我们且不论其观点和倾向性，也不论其科学性和史料价值，单从它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就可以窥其对传记研究的广泛和重视了。
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物是复杂的，一个人物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像徐老（特立），十五岁时曾跟和尚学过佛经，还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为僧的念头。但他很快抛弃了这种思想，以后又经过了多方面的生活道路的实践，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徐老自己曾说：“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六十自传》）我们撰写这些老革命家的传记，就应该把“多方面的不固定的”、“总是前进的”这样的特点，如实地反映出来。
立传以前，先编《年谱》，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看过的各种《年谱》中，以梁启超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那种编法用处较大。它把谱主的言行、著述，包括公私信件等所有资料，都按顺序逐年逐日的排比出来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们尽管也可以不同意编者的观点，但是其方法却很值得借鉴。总之，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做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和史学本是一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作品既属史学，又属文学。我们相信中国现代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一定可以相互推动而兴盛发展。
但是，在各种传记的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同时，在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也遇到了如何运用传记资料的问题。因此，仅就这类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一个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也不等于说思想完全正确了。他的思想认识，仍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时代的需要，也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凡是符合时代需要而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不脱离他们的人。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就曾说过：“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如何？一拿破仑如何？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如何？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50—351页）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大体都经过了这么三个阶段民主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的体会，一条是拥护十月革命，一条是“朦胧”地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朦胧”，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后者甚至是主要的。像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都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只是从1920年开始，他们才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成长，要比他们早一些，大约在1919年5月前后，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李大钊也经过了上述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十月革命后到“五四”以前，他也只能算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把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1956年6月，邓颖超同志在和作家韩素音的一次谈话中，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领导人比作浪头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这些白色泡沫，负载着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但是如果没有大海，这些白色泡沫就不存在了”（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一部，香港南粤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地说明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正人，却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永葆青春，万世流芳！
在国内，传记研究也很兴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撰写《人物志》，计划编写约一千人的传记，现在已写成的约二百人，第一集已经出版，第二集也即将出版。1979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一些大专院校教师组织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提出了人物传记稿五十多篇，包括即将完成和计划完成的，当达到一百多篇，已经完成的稿件将分期分批出版。此外，各出版社近年以来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的专著，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便是反映较好的一种。
正确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
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本人也说过，他早年信奉过康有为、染启超的思想，并说在一定时间内，“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分析孙中山的学说时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记的编写，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近年以来，出现的有关人物传记的小说、戏剧、电影，为数不少。著名作家秦牧同志在纪念朱德同志逝世周年的文章里，热情洋溢地写到：“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卓越的革命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各个以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为经，而以他们个人和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为纬，织成了一幅幅灿烂夺目的锦缎似的长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多么需要传记文学！）”
第五，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生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相反，则使人们只看到一些偶然的现象，而无法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