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践;理解和把握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各类法定从轻从宽的情节,包括自首、立功、共同犯罪人的认定以及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各个形态等等;正确理解刑法分则关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法条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

二是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准确把握从宽从严。

如受贿的数额既是区别罪与非罪的量化标准,也是处罚轻重的量化标准。

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受贿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又是适用刑罚的一个基础,但是数额却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

因为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除了体现在犯罪数额上之外,犯罪的原因、手段、后果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社会危害程度。

因此在处理受贿案件时,还必须综合考虑数额以外的情节。

第二,正确运用侦查措施,体现宽严相济。

首先,在立案环节把握好立与不立。

立案是启动刑事诉讼的必要程序,立案的标准由刑法明文规定,刑法分则把贪污贿赂类职务犯罪的数额作为立案标准,起刑点规定为5000元,同时又规定个人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情节严重的,可判处刑罚。

这为检察机关在查处此类犯罪过程中讨论立与不立提供了可行性与必要性。

但由于我们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查办贪污贿赂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标准,如上海一般把贪污贿赂的立案标准掌握在5万元。

地区的标准与刑法规定的起刑点在客观上存在差异,在办案的实践当中执行地区立案标准的的同时,也应当兼顾刑法的起刑标准。

在办案的实践当中,既要打击腐败案件的锋芒,也要严守法律底线,因此立与不立体现了我们执法的水平,也体现了执行宽严相济政策的力度和水平。

其次,在侦查环节把握好关与不关。

在立案后的侦查阶段,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恰当的强制措施来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但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运用是否得当,不仅关系到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程度和水平。

虽然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不代表诉讼结果,但我们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最后,在侦查终结环节把握好移送审查起诉与移送审查不起诉。

移送审查不起诉包括绝对不诉、相对不诉和存疑不诉。

其中绝对不诉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属于客观不能诉;存疑不诉又称为证据不足不起诉;只有相对不诉处于诉与不诉的两可之间,属于检察机关的主观不诉,最能体现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终结环节的宽与严。

在我们办案实践中,相对不诉的运用比较少。

在近三年我院查处的155人中,只有6人作了相对不诉。

这除了大部分案件不符合相对不诉的条件外,原因还在于相关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程序烦琐,办案人员不重视这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在当前的政策下,我们应当重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和谐社会背景下检察权的配置与行使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第一,贯彻刑事司法政策同执行法律的关系。

首先,刑事司法政策不能取代法律,执行刑事法是一个底线。

有人认为现在强调宽严相济,“宽”就是法外施恩,我不赞成这个观点。

因为如果说一个刑事政策出台之后,大家就可以在法律之外贯彻这个政策,那么法律还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说法律不适合时代的需要,应该通过修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刑事司法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

刑事司法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法律,全面、准确地贯彻法律。

比方说现在提出宽严相济,实际上是对我们过去同犯罪做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过去我们对“严”的方面关注得太多,对“宽”的方面关注得不够。

宽严相济要求既要严,又要宽,该严的时候严,该宽的时候宽。

二是为充分运用法律给予的手段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比如不起诉制度,在过去我们是严格控制的。

而实际上不起诉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流案件、解决轻微案件的手段。

现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起诉手段就可以充分运用。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相对不起诉的时候可以附一些条件,比如责令被不起诉人聚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等,但过去这些手段没有得到充分地运用,现在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些法律规定的手段。

三是有利于作出更适合当前办案需要的法律解释。

比方最高法院对于自首的解释以及高检院对未成年人不起诉的程序的解释等,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对原有的规定作出的新的解释。

最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全面、辩证地理解。

过去强调“严打”,但一味地严是不对的,现在强调宽严相济,一味地宽也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可以作为裁量不起诉的一个因素。

但并非凡是未成年人都不起诉,还要考察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

有些尽管是未成年人,但是犯罪的时间很长,有些甚至以犯罪为职业,这些情况就不能从宽。

第二,处理好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我们的传统是重视实体法、忽视程序法,现在虽然在观念上已经有所转变,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缺乏对程序法的足够重视。

实际上,程序法如果不能很好地被遵守,一方面会影响实体法的执行———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哪一个不是在程序法的适用上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会影响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第三,处理好一般公正同个别公正、具体公正的关系。

应当说法律体现了社会一般公正的标准,执行法律就做到了一般公正。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件,仅仅做到一般公正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实现具体的公正,这样才能使案件得到更好地处理。

比如两个盗窃案件的嫌疑人,都偷了5000块钱,但一个是以盗窃为职业,一个是生活所迫,这在处理上就要有所区别。

在裁量个案的时候,应该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能动性,根据个案的情况,最大程度地实现个案的公正。

第四,处理好法律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侦查职能的关系。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体的职权有侦查的职权、起诉的职权等等。

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非常重要。

在诉讼当中,检察机关不是单纯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具有客观义务,要兼顾对嫌疑人有利不利的方面,兼顾从重从轻的方面,兼顾有罪无罪的方面。

检察机关并不仅仅为了胜诉,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法律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定罪率。

但在实践当中,不少检察官仍将自己置身于嫌疑人的对立面,对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重视不够。

这表明,检察机关在担任侦查、公诉这样的诉讼角色的时候,容易忽视自己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而法律监督机关是更高层次的一个法律定位。

而如果检察机关没有将自己放在法律监督者的位置上,就不可能对公安机关和法院进行监督。

如果检察机关一味地强调打击犯罪,对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事实不重视,不用说冤枉了无罪的人,即使有罪的人受到了公正的处罚,也是有悖于国家的法律利益的,因为这与检察机关本身的职责是相悖的。

第五,处理好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在执法过程中要注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如果一个案件办完之后,矛盾并没有化解,甚至激化了矛盾,那实际上是没有完成诉讼的任务。

因为执法办案最根本、最核心的还是要化解矛盾,而不是增加对抗。

只有化解了矛盾,社会才能和谐。

但是我们的一些制度、机制,包括我们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方说在检察机关内部的考核、考评机制上,有些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些考核检察官的指标:法院改变罪名减2分,法院改变罪数减2分,法院增加或者减少从重从轻的情节减2分等等。

我们说,法院对检察官起诉的案件判无罪或者改变罪名,有可能是法官搞错了,如果反过来扣检察官的评分,是不合适的。

当然,考评、考核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这些指标怎么样能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刑事司法的规律。

在制定这些考核指标的时候,应当换一个角度和思路,比方说可以考查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有没有过错,对案件社会效果的考查可以具体量化为很多的指标,这样可能更为符合科学发展观。

第六,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还涉及到检察机关对法院、公安机关的监督。

现在检察机关对公安、法院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这种监督的弊端在于:当发现问题的时侯,事实已经形成,有些损失已经很难挽回和弥补。

比如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即使事后追究了刑讯逼供人的责任,但伤害已经造成了。

现在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模式,在与公安、法院之间构建一种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事先制定一些防范性的措施,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比方说与公安机关沟通后,对其移送材料的规范性提出要求,比如各种笔录在制作时应当具备哪些要点等,使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更符合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要求。

另外有些重大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活动,进行同步的监督。

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一,对“和谐社会视野下检察权的配置与行使”这一主题的解读。

“和谐社会视野下”应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和谐社会视野下”意味着思维观念的一种变革。

和谐社会视野下,讲的不仅仅是视野问题,而且意味着新的观念。

斗争哲学是曾经有过的观念,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我们说斗争哲学有它的道理所在,但是我们现在也逐渐意识到,对自然界的征服或者对犯罪人的制服,这种压倒性、压制性的解决方式似乎一时之间能达到某种目的,但是从根本上可能会给人类、社会以及每个个体的长远利益带来影响。

第二层,“和谐社会视野下”意味着目标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将目标更多的锁定在司法这个范围,那么现在应该扩大,放到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解决问题。

社会的和谐和司法中所有目标的设定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以前我们在刑事诉讼中更多强调的是对于犯罪的惩罚、预防、打击,那么现在需要对目标做相应的调整,比如调整到和恢复性司法相关的一些要求上来。

第三层,“和谐社会视野下”意味着制度设计的变化。

在和谐社会这个视野之下,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根据目标的要求有所不同。

“检察权的配置”可以分为内部配置和外部配置,而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外部检察权的配置上。

因为从刑事诉讼这个角度而言,检察权的外部配置不仅仅是检察权自身的问题,而是必然和其它相关职权发生相应的联系。

检察权的变化,不论是扩张还是调整,都会和其它职权发生相应的关联性。

在关联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审视如何实现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一些目标。

不仅如此,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我们还需要调整和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视野下检察权的配置及行使”可以解读为: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来设定、研究检察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来研究如何调整相关制度来满足和实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第二,在研究“和谐社会视野下检察权的配置和行使”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研究“和谐社会视野下检察权的配置和行使”应当以司法公正作为基础。

无论是思维观念的改变、目标设定的改变,还是配套制度的完善,都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