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_王尔德_道连_格雷的画像_中的东方想象

2011年第3期［摘要］王尔德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作家，受东方文化影响很深，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里面充满了对东方不同国度的想象，比如把中国和日本当作他的审美乌托邦，把印度和澳大利亚当作淘金和罪犯的天堂，中东等国家充满异域情调，犹太人依然被鄙视和嘲讽。

这些想象或者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实用和功利主义，或者是为了彰显宗主国文化的优越性，让作品充满东方浪漫异域情调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作为宗主国文化的对立面“他者”的东方是如何被审视的。

［关键词］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东方；他者［中图分类号］I56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1)03-0063-04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东方想象史凤晓（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1300）［收稿日期］2011-08-27［作者简介］史凤晓（1983-），女，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大英帝国大肆对外扩张，剥削掠夺殖民地，成为世界强国。

他们对殖民地的统治有赤裸裸的主权和领土的控制，也有文化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比如英国在中国、印度等地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

很多东方艺术品，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宝贵艺术品流传到英国等欧洲强国。

这个时期的文学家置身于这个大环境中，难免受到那个时期的影响。

在他们的作品里，中国、印度、日本等等东方国家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出现。

这些异域的文化在诸文学家笔下或者灿烂无比，让他们的本土文化相形见绌；或者是低下负面，以抒发文学家的贬斥与憎恶之情［1］。

无论他们的态度如何，大都是自己立场的展示，与东方诸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并无太大关系。

出身名门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王尔德1854年出生于都柏林名门。

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是个活跃并有一定名望的诗人。

在很多人的笔下，王尔德是一位行为反常、个性独特、语言机敏、思想犀利的离经叛道的作家。

其著名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理想丈夫》（1895）、《认真的重要》（1895）曾轰动当时文坛，迄今为止依然是世界闻名。

1924年洪深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在上海演出，一时好评如潮。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创作于1891年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当时在评论界毁誉不一，但这部作品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沉淀为一部经典之作。

很多国内外学者是从唯美主义、道德及王尔德在扉页中惊世骇俗的言论出发研究这部作品的。

然而这部作品除了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芒之外，也充满异域的风采，一个一个的东方国家在作者的笔下或出于情节需要，或出于思想需要，如一颗颗旋转的钻石，从不同的角度散发出或明或暗的光。

本部作品的东方文化因素鲜有人论及，这亦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中国和日本：审美的乌托邦萨义德说在整个19世纪，东方是欧洲人最爱游历和书写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世纪，实际上还盛行着仰慕东方器物的风尚，这一风尚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每一位大诗人、散文家和哲学家。

他认为“东方的”2011年第3期总第75期No.3.2011Total No.75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包含着对任何亚洲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或专业或业余的热情，而“亚洲的”则被奇妙地等同于异国情调的，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这是文艺复兴盛期欧洲对古代希腊和拉丁所爆发的同一种热情向东方的转移［2］。

王尔德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到过日本。

但是在王尔德的世界里，这两个国度承载了他太多的对艺术乌托邦式的文化幻想。

他在他的剧作、短篇小说、童话故事、集中他文艺观点的两篇文章、与朋友们的书信及创作中，都提到了这两个国度及与此相关的情结：“但我那时将在日本，坐在杏树下，喝着用蓝白色杯子盛的琥珀色茶，凝视一个装饰性风景画。

”［3］他的生活里也到处充满着这两种文化的痕迹，葛桂录在他的文章里提到王尔德身着奇装异服，与中国花瓶、日本扇子、中国的兰花为伍，让美的氛围包裹自己，让自己与世俗隔绝。

他还提到王尔德曾用两个中国青瓷花瓶来装饰房间，朝夕观赏，甚至觉着自己配不上他们的清雅［4］。

这部小说里多处弥漫着这两国的气息。

在小说的一开篇，王尔德由远及近通过亨利勋爵的眼睛把画家巴兹尔·霍尔华德的画室拉入我们眼睑的时候，这样说道：“飞鸟的奇异影子，不时掠过掩着大窗的柞蚕丝绸窗帘，造成了瞬间的日本式效果，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的画家们 (5)开篇的描写让这部小说充满了东方的异国情调。

在这种情调中，故事展开。

在亨利勋爵关于青春美貌易逝的一番言论之后，美少年道连·格雷嘟囔着要用灵魂去交换永世的年轻，此话遭到了亨利勋爵的奚落和巴兹尔的反对。

在沮丧失望中，道连抱怨说自己在画家眼中连青铜像都不如。

青铜像是中国或者日本有的器物，是一种东方艺术品。

在道连的抱怨中，青铜像是巴兹尔热爱的艺术的代表。

而且花园的布置也很有东方的韵味，有“长长的竹椅”、“小小的日本茶几”和“两个球形瓷缸”［6］。

巴兹尔是个很有冲突感的艺术家，他充满理智，但又富有浪漫的思想，他故意诡秘以让生活充满神秘感和浪漫情怀。

他独立不羁，我行我素，但是又湮没在俊美少年道连·格雷的美貌和人格里，这种湮没成就了他也最终毁灭了他。

他崇尚艺术的独立性，认为不应当把自己的生活放入艺术作品中去，却在道连的画像这幅巨作中把自己的灵魂展露无遗。

王尔德在给拉尔菲·佩恩的一封信中认为他自己是霍尔华德［7］，所以巴兹尔有王尔德的影子在。

画家酷爱艺术，艺术的纯正，艺术的美，而在当时的英国商业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

中国、日本等完美的东方艺术就成了作者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

霍尔华德的居所有着点点滴滴东方的痕迹，甚至在他被道连杀害之后的遗物中，还有一个“黑漆镏金的中国小盒，做得非常精致”［8］，放在他准备去法国而随身携带的行李中。

道连·格雷是小说的主人翁，他是王尔德“想要成为的人”［9］，王尔德是爱美如命的人，或许道连本人的美，还有他超越是非的生活观和行径是作者所倡导的文艺创作观念的实践运用。

他的生活中也弥漫着很多东方的气息。

他的房间有中国式的屏风，书房有“插满黄色玫瑰的青龙瓷碗”，他也曾把兴趣转向了刺绣，宴请客人的餐桌上铺着“绣花桌布”，迷恋日本的放在死者嘴里的玫瑰色珍珠，他收藏“中国的黄色帐幔”“日本的锦缎丝绸”［10］。

他迷恋中毒术的时候，也会梦到“有以刺绣的手套和镶宝石的扇子下毒的”，就在他杀害巴兹尔之后为了躲避可怕的回忆所随手拿起的法国作家戈蒂叶的作品也是日本纸版本的。

随着小说的发展，道连渐渐成了罪不可赦的人，用我们的价值观来说就是无恶不作，但是他也是爱美如命。

在小说的开始，他甚至为了保持永远的美貌愿意拿灵魂去换，“我什么都愿给！是的，我愿献出世上的一切！我愿拿我的灵魂去交换”［11］！他画画，弹钢琴，热爱戏剧，甚至因为戏剧和西比尔·文产生一段悲恋。

他尝试各种生活，为所有的行为，甚至恶行也都穿上一件美丽的衣服。

王尔德在论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时，认为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道连的生活也是对那本“用黄纸装帧的书”的践行。

王尔德认为东方总是保持着艺术最重要的形象条件［12］。

这就是东方艺术品尤其是日本和中国魅力的根源吧，所以道连的生活中到处可见日本和中国的艺术品。

当然，除了魅力之外，从深层来讲，应是萨义德的观点：东方在欧洲人的眼中从来都是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3］。

亨利勋爵是推动这部小说发展的重要角色，王尔德说亨利是世人眼中的他。

他有着一张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嘴巴，那些奇思妙想通过他的嘴巴可以影响很多人。

他睿智，不羁，在交谈中妙语连珠，就像众人眼中的王尔德。

道连的“堕落”，他难辞其咎。

如果说道连的画像是巴兹尔的作品，那么道连的生活和毁灭应该是亨利勋爵的作品。

这样一个人，他用带流苏的乌檀木手杖，会穿老式锦缎衣服，他把兰花当作胸饰，就如王尔德把太阳花当作胸饰，他认为兰花的美像七宗罪一样，他喜欢这种来自中国的花，虽然在他夫人的嘴里是买不起的花。

散见于每个人物及作品的每个角落的东方艺术品都和一个字相关联，那就是美。

这三个对美有着不642011年第3期史凤晓：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东方想象同见解的角色无一例外地都对它们情有独钟。

三人每次会面喝的总是茶，东方物什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的热爱在葛桂录看来，都是把中国或者日本想象成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价值而不是自身的价值存在［14］。

这两个国度及特有的艺术品都成了作者审美的载体，充满异域情调和魅力的同时，也是作者心中美的乌托邦。

然而，与中国和日本的美好不同，犹太这个角色在作品里就逊色或者低落很多了。

孟华将西方对异域他者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些作家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的，这样相应于异国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贬低，这些作家就表现出一种对异国他者的向往甚至狂热，而呈现出某种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

第二种则是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的和负面的，因而对它怀有一种贬斥与憎恶之情。

如果说作者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处理可以归为第一种的话，那么作者对于犹太的处理则属于第二种了。

二、犹太人：需要艺术去救赎的民族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漂泊流浪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语言风俗渐渐被所到之地同化，但是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差异使得他们在历史上一直被排斥、迫害甚至杀戮。

19世纪末，因东欧的迫害，他们逃到美国还有西欧，在欧洲大陆上他们曾受到惨绝人寰的杀戮。

在此之前，他们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是被嘲讽、揶揄和抨击的对象。

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和狄更斯《雾都孤儿》中丑陋、肮脏、阴险、毒辣的费金等等。

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犹太人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他们出没在伦敦底层人生活的地方。

受了亨利勋爵的影响，道连想了解生活的所有方面，无论好坏。

经过曲折龌龊的街道和黑乎乎寸草不长的广场来到一个“荒唐的小剧院”，看见一个“可怕的犹太人”［15］。

在道连的眼中，这个可怕的犹太人就是以下词汇：劣质雪茄，肮脏的衬衫，大钻石，有趣，可怕，谄媚，肥胖，谦卑，极其讨厌，混蛋，莎士比亚笔下丑陋的怪物凯列班。

除了如米兰达（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女主人翁）般美丽的西比尔·文，这个剧院里面的犹太人几乎都是灰色、丑陋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