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宪法解释？

与施嵩联名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五部分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2005年第9期全文转载何为宪法解释？夏泽祥*施嵩*【内容摘要】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国内学者大致围绕宪法解释的主体、客体、场合、目标四个方面展开，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宪法解释主体、客体、场合、目标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如果从构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着眼，可将宪法解释的主体和场合分别界定为“违宪审查机关”、“宪法诉讼”。

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解释的客体应当理解为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即“宪法文本”。

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看，宪法解释的目标是立宪者、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

因此，宪法解释的概念应当重新定义为：违宪审查机关在宪法诉讼中对宪法文本含义的阐明，这一含义是立宪者原意、文本意图与违宪审查机关意图三位一体的融合。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宪法文本解释目标什么是宪法解释？据学者考察，我国大陆宪法学界关于宪法解释的定义有11种之多，这些定义大致围绕宪法解释的主体、客体、场合、目标四个方面展开，但学者们关于宪法解释主体、客体、场合、目标的理解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①可以说，学者们关于“宪法解释”这一概念的定义仍然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况。

我们认为，学术争执的一个重要诱因是概念之争，而概念之争源于研究目的的不一致；学者们对于宪法解释概念的理解歧见迭出，盖因学术研究目的不同所致。

那么，研究宪法解释这一概念的目的应当是什么？纵观法学发展的历史便可发现，法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不是因为法学家们提出的法学命题具有无可质疑的正确性，而是因为诸多法学命题能够为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这些无法证明的理论假说之所以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乃是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理想、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

唯有制度创新的需要能够推动法学的发展，法学的发展一刻也不应脱离制度创新的需要。

法学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当下中国炙手可热的显学，不正是因为它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吗？中国之有宪法，已近百年，但至今尚无宪政，其原因在于中国一直未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对宪法解释概念的研究，如果不以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为目的，就不免沦为人言人殊的理论清谈；而要使宪法解释概念的探讨真正成为一种理论贡献，就必须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为目的。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尝试以宪法解释的“场合”、“主体”、“客体”、“目标”为“定义概念”，对宪法解释这一“被定义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

一、宪法解释的场合—宪法诉讼：以宪法解释的终局性为视角何时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即宪法解释的场合是什么？我国大陆绝大多数宪法学者在定义宪法解释这一概念时，并未提及宪法解释的场合，②实际上是认为，只要人们对宪法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就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关于宪法的认识，一个不容*夏泽祥，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邮编：250014*施嵩，女，山东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①参见范进学：《宪法解释的理论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9页。

②注：如肖蔚云教授将宪法解释界定为“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内容、界限和精神作出的说明”即属于此类情形，参见肖蔚云等著：《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忽视的悖论是：人们的宪法意识越强、法治水平越高，人们对宪法的认识越容易产生分歧。

如果一种宪法解释不具有最终的权威性，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宪法的新的不同理解、新的观点，只能加剧人们对宪法认识的分歧。

我们认为，这种最广义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毫无关系。

另有少数学者提到了宪法解释的场合，比如徐秀义、韩大元教授将其界定为“宪法实施过程”，①周叶中教授将宪法解释的场合界定为“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当人们对宪法……存在不同理解时”。

②那么，“宪法实施”（application）是否即为宪法解释的场合呢？按照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绍尔（Frederick Schauer）的观点，尽管就其重要意义而言，“所有适用宪法的活动”（all applic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都是在解释宪法，比如当有人因为自己未满美国宪法所要求的年龄而决定不去竞选总统、参议院或众议院职位时，他们是在解释美国宪法，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宪法禁止他们拥有相关的职位；当一位警官认为美国宪法要求他发出“米兰达警告”，因而发出“米兰达警告”时，也是在解释美国宪法。

但是，绍尔认为，不具有司法性质的单方面application（适用、实施）是“机械的”（mechanical）、“普通的适用”（routine application），唯有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适用才是“不可替代的适用”（inevitable application）。

绍尔对上述“机械性的宪法解释”并未深究，而是着力研究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美国，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

③这种将宪法解释与宪法的“不可替代的适用”相结合的观点，正与“司法最终裁决”的法治原则相契合，值得我们借鉴。

正如绍尔所说，确定何时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是一个比如何解释宪法更重要的问题；“合宪性”这一概念的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必要的：对所有事项之考虑皆为正确的决策可能是违宪的，而对所有事项之考虑皆为错误的决策依然可能是合宪的。

④在“司法最终裁决”的法治原则之下，立法活动、执法活动、守法活动可以实施宪法，却无法对自己的合宪性做出权威性的说明，唯有司法性质的宪法裁判活动能够回答合宪性问题。

易言之，“在宪法的执行和宪法的遵守两个领域是不存在宪法解释问题的，只有在宪法的具体适用中即国家司法机关在司宪活动中针对具体事件、具体行为或具体主体的宪法适用发生模糊或不确切的情形需要阐明宪法文本的意义时才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

”⑤所以，无论从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出发，还是从构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一目的出发，宪法解释都应与诉讼活动相结合。

换言之，宪法解释的场合应当界定为宪法诉讼。

二、宪法解释的主体—违宪审查机关：以宪政主义为视角关于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大陆宪法学者的观点可分为三派：第一派，在定义“宪法解释”这一概念时，避而不提宪法解释的主体，如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指对宪法规范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等问题所作的说明”，⑥还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指对宪法规范的具体内容或对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所作的阐释。

”⑦这一派观点避而不谈宪法解释的主体，实际上是认为一切公民、组织、机关都是宪法解释的主体。

按照王广辉教授的观点，普通公民、社会组织对宪法的所谓“解释”既可以是对宪法的肯定评价，也可以是否定性评价，将其冠以“宪法理解”的称谓更合适；宪法解释属于精英话语的范畴，①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②周叶中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③See Frederick Schauer, The Occasion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④See Frederick Schauer, The Occasion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⑤范进学：《宪法解释的理论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⑥王玉明：《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4期，第31页。

⑦朱福惠主编：《宪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且不应当是对宪法的否定评价，故应当将其界定为“特定机关”对宪法的解释，宪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有一个。

①的确，这一派观点对宪法解释主体的宽泛界定，不仅与建构违宪审查制度的旨趣格格不入，而且会损害宪法解释概念的严谨性、规范性。

第二派，将宪法解释的主体界定为“宪法解释机关”，如有学者认为，从狭义角度、从直接意义上说，宪法解释指“宪法解释机关对宪法规范含义的说明”；②还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指“宪法解释机关根据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对宪法规定的含义、界限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

”③这一派观点用“宪法解释机关”（逻辑学上称为“定义概念”）去定义“宪法解释”概念（逻辑学上称为“被定义概念”），犯了“同语反复”或曰“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④无法说明宪法解释的内涵。

另有学者将宪法解释的主体界定为“有权解释机关或机构”，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解释，顾名思义，就是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依照一定的解释程序对宪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和说明”；⑤还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指指有权解释机关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对宪法的条文所作的理解与说明”。

⑥在这里，“有权解释机关或机构”实际上仍然是指“宪法解释机关”，而且在“定义概念”（有权解释机关或机构）和“被定义概念”（宪法解释）中都出现了“解释”这一概念，同样犯了“同语反复”或曰“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所以，从逻辑学角度看，宪法解释的主体既不能界定为“宪法解释机关”，也不能界定为“有权解释机关”。

第三派认为，宪法解释都是立法性解释，具有最高权威；宪法解释机关具有专一性，并不意味着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解释。

⑦这一观点虽然明确承认立法机关可以解释宪法，但并没有回答宪法解释的主体是什么。

在宪政国家，“宪法的功用之一是决定由谁来作出决策”，⑧宪法解释的主体是明确的。

中国学者探讨宪法解释的主体，是一个纯粹中国化的问题。

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解释的“显形主体”，全国人大是宪法解释的“隐形主体”，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违反了现代宪政的一般原则。

⑨按照西耶士的划分，国家权力有两种，其一为制宪权，其二为宪法所创设的权力。

世界各宪政国家一般都将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相区分，从实践上承认了制宪权与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分界。

事实上，解释宪法的权力比创制宪法的权力更大、更重要。

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无论谁取得了宪法解释权，都会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应当将解释宪法权界定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相应地，宪法解释权也应当由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外的机关来行使。

鉴于违宪审查是宪法生命力的最后保障，宪法解释权应由违宪审查机关来行使。

易言之，宪法解释的主体应当界定为违宪审查机关。

三、宪法解释的客体—宪法文本：以“宪法”的形式为视角宪法解释的客体即宪法解释的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什么进行解释。

关于宪法解释的客体，我国大陆学者中存在四派观点，试逐一进行评析：第一派，将宪法解释的客体界定为“宪法内容”。

如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只是对宪法①参见王广辉：《宪法解释与宪法理解》，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