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榨干”父母的？

不久前，国家卫计委公布过一个数字，全国2.47亿流动人口中，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占了7.2%。

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比例高达43%，规模接近800万。

基于我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较多，所以经常能够跟小区里的老人们打上照面。

在某个非周末的上午，小区的广场上也许有二三十个孩子在玩。

一般来说，孩子的看护人中，老人占三分之二，妈妈或保姆占三分之一，爸爸则基本只有我一个。

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担心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一个大男人，不好好上班去，过来带什么娃？”但是，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我逐渐发现了育儿群体中存在一个轻微羡慕链：老人对保姆比较不屑，却羡慕妈妈带娃，而妈妈则和老人一起羡慕爸爸带娃。

不管是鄙视链还是羡慕链，相关分析暂且按下不表。

回到开头的数据，由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较窄，所以，我相信从跨区域照顾晚辈的流动老年人的实际数量，应该不止800万人。

这点数量，可能还不够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分的。

在与这些老人的接触过程中，我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他们的一些无奈和怨气。

老人聚在一起，话题很容易引向对子女的吐槽，这一点，如同每一个妈妈群里永远都不会缺乏“吐奶”（吐槽孩子的奶奶）的声音。

无奈和怨气能够被说出来，也许情况还不算糟糕。

麻烦的是老人不知道怎么抱怨，该对谁抱怨。

基本上，老人对子女肯定是三缄其口，不会轻易表露出真正的想法。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访谈，发现子女普遍容易对老人的承受力持乐观态度。

但事实上，这些老人们的诉说空间极为有限。

有媒体甚至用“子女身家上亿，但他却常常失眠，甚至哭到天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内文讲的正是老人照顾孙辈不被理解的境遇。

媒体把这些为了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人称为“老漂族”。

老了还漂着，我觉得挺形象。

的确，他们在大城市里没有根，也没有能力扎根。

而他们的困境只有一些零星的新闻报道可以呈现，例如频发的抑郁症，患上早发性老年痴呆症，不过，接受采访的常常是觉得有愧于他们的子女，并不是他们自己。

可见，他们的话语权是多么羸弱。

中山大学的钟晓慧博士曾在“全面二孩”政策颁布后，撰文呼吁“重视‘全面二孩’政策下老年女性照顾者的境遇”，不过由于这个群体太过边缘，相关的调研资料很少，因此能够改变的并不多。

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公共政策对全职妈妈的照顾都远远不足，对于奶奶、外婆这样的“老漂族”又怎么可能出台什么政策呢？不自由和无社交这个月初，我的孩子刚过一岁半。

2017年的后半年，我母亲也曾做过“老漂族”——她从老家县城赶到广州，帮我们一起照顾当时不足半岁的孩子。

因为妻子全职在家，我的投入也不少，所以母亲到广州后，只负责买菜、做饭和搞卫生，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不用她管。

她的腿脚不太好，住在五楼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让她抱过孩子上下楼。

但是，即便对她有相当照顾，中途还带她出门游玩了几天，在我给她订了回老家的车票之后，她还是明显表现出了一种解脱感和兴奋感。

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我的同学在上海，她的母亲最近挺开心，原因就在于确定5月底会由孩子的奶奶来接自己的班，这意味着她很快可以回到山西老家去了。

我的一位堂亲在宁波，他的母亲过去帮忙，也适应得非常艰难，一回到自己的小山村，精神立马好了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导致这些老漂一族痛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太辛苦吗？也许是的。

毕竟很多家庭中的老人，既要带娃又要做家务，晚上可能还要哄睡。

一天下来，老人很难有长段的休闲时间。

但辛苦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母亲告诉我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自由”。

对于很多老漂族来说，他们被动实现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型。

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状态，而这个转型过程充满了艰难。

比如卫生观的冲突，他们可能觉得奶瓶没必要每天专门消毒，会质疑几件单衣为什么要用洗衣机，会认为洗碗机毫无用处浪费钱等等。

每一个细节她都需要适应，每一样电器都在改变她的认知，同时也在削弱她的重要性。

大城市的出行也是一个问题。

在小镇生活的母亲出行便利，因为全镇就几路公交车，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走路直达。

但到了广州，小区坐落在郊区，正所谓小区的围墙内像欧洲，围墙外像非洲，出个小区得刷两次卡，去稍远的地方要么打车，要么搭地铁。

所以，用不了滴滴打车，也不敢一个人搭地铁，更看不懂手机导航的母亲，生活空间就被固定在了小区内。

此外，老漂族中不少是小镇上的知识精英，当过学校老师，或者是基层干部。

这些曾经颇受学生爱戴、下属尊敬的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们，也许拥有比我母亲更强的出行能力，但是介入育儿的过程还是会让他们鸭梨山大。

毕竟，两代人，两种育儿方式，情形早已千差万别。

例如，婆媳关系有一颗不定时炸弹，当媳妇指出婆婆某一点做得不够科学时，婆婆会习惯性地反戈一击：“我当年就是这样把你老公养大的。

”此言一出，必定引发世界大战，一脸懵逼的丈夫往往不得不介入调停。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一代年轻妈妈们与过去的妈妈已经截然不同。

女性长辈提供的许多经验，都被年轻妈妈们毫不客气地看作是伪科学、谬论和糟粕。

取而代之的是读过大学甚至是研究生的妈妈们搬出的“科学育儿宝典”。

在科学育儿宝典的指引下，育儿不可逆转地变得更加精细化，从辅食搭配到睡眠训练，从尿不湿使用与括约肌发育的关联，到婴幼儿的安全感如何增强。

老漂族们需要将自己过去的育儿知识体系推倒重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很难有能力重建体系。

日常生活中，年轻子女们的批评、夸奖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权力，左右着长辈对自己育儿能力的再判断。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按照传统的权力分配规则，年纪越大，育儿经验越丰富，实践中也就越权威。

但现在，情况被彻底反转，老年人成为落后的、无知的、愚昧的，他们的付出被轻视，他们的观点被边缘化。

一方面是巨大的付出，另一方面则是先前权威的丧失，这个过程必定伴随着让人抓狂的摩擦。

例如，年轻妈妈们所发明的“有一种冷叫作奶奶觉得你冷”，看起来是对奶奶育儿的一种调侃，但在实际育儿过程中，因为孩子应该穿2件还是3件，由此引发的家庭战争还少见吗？付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被认可。

不被认可也就算了，可怕的是还没处倾诉。

老漂族面临的正是付出之后不被认可，并且无处可以倾诉。

这又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我曾鼓励她每晚去小区的广场跳舞，无奈她表示并不能真正找到“合心的人”。

语言不通，交流就不够顺畅，很多心理话是需要家乡方言才能表达的，普通话的功能仅限于信息交流，而非情感交流。

从千里之外赶来，这意味着与原先的社交圈隔绝。

但社交的作用常常被子女们所忽略。

事实上，家庭内部永远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这些矛盾如何被消解掉。

社交圈、老闺蜜的作用，其实就在于消解家庭争端带来的父母情绪。

通过对外吐槽，老年人获得了一种情绪上的平衡。

反过来，假如一个人的社交需求长期无法满足，患上精神类疾病的概率就会大增，由此引发的痛苦将加倍涌来。

奉献的成瘾性依赖不自由、无社交，成了“老漂族”的痛苦来源。

然而，都这么痛苦，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长辈愿意跨越千里前去给子女照料孙辈呢？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一种根植于熟人社会的“面子”观念。

举个例子，子女在大城市买房、安家、生娃，身旁的人都夸自己的子女有出息。

这时候，如果自己没能去参与建设子女小家庭，没能在他们困难的时候被召唤去帮助他们，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异地照料固然可能存在各种不适应，但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愿意分享其中的乐趣。

在长辈的社交圈中，为生育初期的子女提供帮助，既是一种为人父母的义务，也是一种跟随家庭腾飞荣耀。

更何况，即使有什么不快，孙辈一声甜甜的叫唤，就像一针麻醉剂，可以将老人们的痛苦暂时冻结。

不过，相比“面子”因素，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代老人所普遍具有的奉献精神，或者说是他们奉献成瘾特点被最大化利用了。

奉献成瘾的本质是独立性的丧失。

一个人只能通过对家庭不断奉献，才能获得自我认同，这就是奉献的成瘾性依赖。

举个例子，很多老人在帮子女带完第一个孩子后已经觉得很辛苦，奈何“全面二孩”政策一出台，想着可以多一个后代，又一头扎进育儿的深渊里。

这里存在无奈，也存在同情，还存在期待。

无奈自不必说，同情主要是对儿女的境遇知根知底，明白一旦自己抽离，受苦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重点可以说说期待。

期待常常是子女传递给长辈的，一些夫妻双方都很忙，事业上不断走高，照顾家里的时间也被不断压缩。

在这个时候，较高物质回报会变成一种新的动力，让老人觉得这就是好生活的形态。

尤其是小夫妻都忙于工作，老人自己育儿的权限大增，对于到底该怎么育儿可以尽可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操作。

所以他们会觉得相对自由，也更有奔头。

但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底色就是焦虑的颜色。

在无比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下，那些只顾着自己赚钱的父母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所以最终一定会有一方（往往是妈妈）回归家庭，开始强势介入育儿过程。

在这个时候，代际育儿合作中该有的冲突，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80后可能是集体喊出“父母皆祸害”的第一代人。

但在婚恋、工作层面不堪被父母控制的这一代人，却很可能在育儿上毫无节制地使用着父母奉献成瘾的特质。

因为那些对子女横加控制的父母，反过来也特别乐意为子女付出一切。

不论控制还是付出，实质都是缺乏人生的独立性。

这些父母需要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依附在子女的新家庭上，才能感受到生命的脉搏，而一部分曾经敌视父母的80后，他们也并不能选择一条高晓松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路。

秉持憎恨还是选择索取，最终得看他们的利益和方便，而不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男性的习惯性缺位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于，父母这一代人除非病倒，否则很难开口说“坚决不给你带娃了”！所以，在沟通、安排层面，基本格局对老漂一族很不利，他们生命的余热被子女不断征用：养老钱成了子女新房的首付款，退休后闲适的生活变成每天打仗似的育儿过程，曾经的兴趣爱好被迫收起，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圈里每天几段的孙辈小视频。

不客气地说，许多家庭的育儿过程，实际上相当于年轻夫妻对老年父母的“压榨”。

在“压榨”的过程中，自然伴随着各种冲突和反弹。

婆媳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冲突的主要形态。

媳妇儿说婆婆如何糟糕，婆婆抱怨媳妇怎么强势。

从表面看，家庭矛盾的来源主要出现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互不相让，各自任性，让作为丈夫/儿子的男性极为难堪。

但事实上，婆媳双方恰恰是整个社会和家庭结构里最弱势的两个角色。

男性在婆媳争吵中呈现出的窘迫与无奈，是以自身在育儿中实质性缺位为前提的。

换一种场景描述，假如男性能够承担起一部分育儿责任——其底线标准就是能够独立带一整天的娃，负责娃的吃喝拉撒睡全套流程。

那么，男性首先可以弄明白双方争吵的点在哪，其次可以有能力进入争吵的情绪状态，最后还有能力把具体的育儿问题解决了。

这样一来，婆媳争端即便不能扼杀在萌芽阶段，起码也不会扩大化。

所以，回到开头的羡慕链，爸爸育儿之所以更受褒奖，原因大抵就在这里吧。

在许多城市中产家庭，男性育儿的参与度正在加强，伴随着男性投入的增加，两代人的核心家庭内部沟通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