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

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作者：刘军宁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及相互间的抗拒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往往又与“全盘西化论”纠缠在一起。

在中国乃至东亚，说到文化传统，不免要联系到儒教；说到西化不免要联系到近代英美的自由主义。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在谈论儒教的转化，鼓吹或批判“西化”时，并未拿儒教和自由主义这一对极富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传统来进行当面对质，对两者进行比较、辨别。

在通过对儒教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关系作初步的研究考察之后，笔者发现：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并在实践层次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向。

故本文拟把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互动的脉络从中国及其他东亚儒教社会中剥离出来加以初步的审视、剖析，以求得对两者间互动的基本把握。

一、遭遇自由主义自清末以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相继失利的切肤之痛使当时的士大夫感到唯有向西方学习、变法改制以强国，才能免予被列强宰割的命运。

而他们学习的对象也正是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

于是，英美提供了一个模式，德日提供了另一个模式，而苏俄则提供了最新近的模式。

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者。

这个头号强国的富强之道自然也就最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

英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因奉行自由主义而变得富强的国家，致力于中国富强的学子们最初便把目光集中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身上。

英国是循着自由主义由富而强的国家，中国人则要借自由主义来先强后富，因为当时强国是抵御外敌的第一要求。

这样，自由主义一到中国就被用于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不是用来富民，而是用来强国。

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取决于自由主义在实现强国之梦上的有效性。

富强之辩近代中国第一位自由主义者严复，通过其在第一个自由主义国家-- 英国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发现英国强大的根本原因，绝不止船坚炮利，而在于经济、政治的制度设施及相关的思想价值观。

严复意识到，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结出这种果实，单靠洋务派持中体西用、师夷技之长的舍本求末的做法是达不到目的的。

今天看来，船坚炮利、民富国强只是自由主义之树结的果实。

英国究竟是如何走上富强的道路呢? 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说呢? 严复从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的《原富》一书中找到了几乎全部的答案。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是依据斯密的学说建立了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才成为日不落帝国的。

其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民富国强只有通过解放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力才能达到。

传统上的中国统治者向来不喜欢自由，主要的口实是，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变得放肆，于是就对政治秩序构成威胁，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无一定的道理。

那么，在英国，这种自由又是如何不至于变成放肆的呢? 严复发现，英国极其注重把自由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普遍的经济自由解放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动性，因而也创造了非凡的经济成就。

同时，也正是有了法治，才既保证了自由不被滥用，又防止了自由受他人或政府的践踏。

然而，严复的自由主义所服务的目的，一开始就偏离了斯密为其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所规定的目的。

斯密希望其鼓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幸福，而严复热诚于自由主义不仅是因为其能富民，更重要的是其能强国，即他关心的是增进国家力量的效能；斯密的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严复理解的自由主义则难免带有集体主义的成分。

严复把追求民富的自由主义变成了追求国强的自由主义。

“求富”设计的方法与“求强”设计的方法有明显的质的差别。

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

他把富与强这个在中国或此或彼的选择变成了合二为一的选择。

在英国，富与强之所以是并行不停的，其统一的前提条件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没有这种市场经济，富与强就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变成一种或此或彼的选择。

在当时的中国正是如此。

由于没有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富与强就变成了对立的两难取舍。

而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士大夫都把求强摆在优先的地位，至少有两个正当的理由。

首先，在近代世界，若是一个社会不具备强大的国家力量就难以在列强的宰割下生存下来。

其次，中国是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

这些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们都笃守“以天下任为己任”、“兼济天下”的儒家君子人格，坚持“义高于利”、“公高于私”的信念。

这样，国强优先于民富就获得了充足的道德基础，也是儒教思想的自然流露。

但，这里的“公”与“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歧变。

“公”本应为天下人各自的私益所构成的“普遍福祉”，这才是“义”之所在。

可是，这里的“公”与“义”已嬗变为脱离天下人之普遍幸福的“强国之梦”。

这就导致，为了追求强国的“公”与“义”，而主动牺牲百姓的普遍幸福。

表面上，基于这种公私义利信条的使命感在道德上极其高尚，但在实践中却遗害非浅。

其结果是造成富民与强国的双重失落。

在十九世纪末，按照严复所介绍的强存劣汰的原则，中国若不能富强，就有可能被淘汰。

可是，严复并没有意识到富与强之间的潜在冲突。

他想“鱼与熊掌兼得”。

所以，他通过翻译，把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原理运用于追求富强这两个极其诱人而又两难的目标上。

翻译《天演论》是使严复获得影响的最大成功，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厄运的最大凶兆。

严复把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混杂在一起，前者是求富的设计，后者经过严复的转化成为求强的设计。

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种”的概念在中国深得民心，自强保种一时甚嚣尘上。

一旦以追求“种”(即汉民族国家)的强盛为第一要务，以民富为目标的自由主义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一时间，物竞天择、生存竞争、强存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铁律街谈巷议，深入人心。

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求强设计成了自由主义富民设计的最有力的挑战者，并最终取代了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以民生为第一要务，通过赋予民众以广泛的经济自由来积累财富。

而强国则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集权，对经济实行高度的干预，以把资源最有效地集中起来，进行富国强兵。

这样，大炮就代替黄油成了首要的追求目标。

富与强在中国的对抗及其对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厄运是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他本来反对革命，主张渐变，但是他所理解的天演铁律一旦在中国传播开来之后，就煽动起强烈的革命倾向，鼓励了以排满和反帝为目标的各种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

所以，在严复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努力是一种浮土德式的努力，尽管他并没有打算出卖他的灵魂，可是富与强在中国的对立最终使得这种浮土德式的求强努力付出了浮土德式的代价，即出卖自由主义和民富的“灵魂”。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种尝试失败之后终于放弃了浮土德式的求强努力，被迫走自由主义的求富道路，最终实现了强国的目标。

而且，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像英美一样取得了成功，如战后的德、日、意等国。

英美道路与德日道路面对列强的虎视耽耽，中国产生了求富求强的巨大紧迫性，而实现富强的榜样却正是这引进企图宰割中国的列强。

这些列强向中国展示了不同的富强道路。

其中以英美的富强道路与德日的富强道路最为典型。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富强道路的呢? 他们的看法对中国的命运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前面讲过，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普遍幸福、而非一种强国的道路。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在接受自由主义之初就决意使之服务于强国的目标。

这样，自由主义的有效性在一进入中国之初就潜伏着问题。

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笃信英国式的发展道路，但却既未能在两条道路之间找出根本的差异，亦未同德日道路彻底决裂。

这又为以后在中国寻求其他更有效的强国(而非富民)之路埋下了路标。

英美走的是一条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即他们遵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以及后来形成的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体制。

法制和民主体制的政治架构足以对自由经济形成有效的保障，不致流于专制或极权，从而使得英美走了一条稳步的、几乎没有曲折的富强之路。

而1945年之前的德国和日本，尽管这两个社会在其他方面有着干差万别，但走的同是一条极权的资本主义道路。

法西斯主义在两国的形成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社会起源和组织结构。

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有一定的市场化，但是对这种经济自由的保障却极其有限，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则始终未能形成。

正因为有了初步的市场化，才使得这些国家的财富有了急剧的增加，同时，也正因为这两个国家把强国置于富民之上，才使得国家过于强大，进而阻碍了市场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牢固确立，并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吃透英美道路的自由主义本质，也没有吃透德日道路的反自由主义本质。

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德日那种没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视作可资中国借鉴的道路。

这样或多或少地使得中国更难抵制住德日道路的诱惑。

传统与反传统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把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兼收并蓄的第一人。

他既是“西学圣人”，又是“硕学通儒”。

这里的西学，既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亦非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是英国的自由主义。

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不是以韩愈为先驱的宋明理学，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

与严复一样，梁启超在对待传统及体用的态度上也放弃了本位思想。

既不主张中国本位，也不主张西方本位。

相反，他对中学和西学都持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态度。

但是，在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中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和平相处，到了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身上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身上，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是在他们心中自我消解的。

而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则把两者的冲突外显出来，并毫无掩饰地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轻蔑。

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的第一位代表是胡适。

他基本上持反传统的态度，主张以西学为本，全盘西化。

他认为，中国传统是无济于世的银样蜡枪头。

因此，胡适非常有勇气地突破了列文森所说的那种对传统“在思想上对立、在情感上寄托”的两难困境。

胡适的全盘西化主要是为了反对那种认为仅靠儒学就可救中国，就可作为中国立本的思想。

在对待儒家传统的态度上我们看到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相反，他们处于守势，处处受到保守派的攻击。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第一，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没有站稳脚跟，所以，他们没有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故难以采取攻势；其次，自由主义和儒教的冲突还没有深化，因此两者间冲突的锋面还没有完全展开。

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持邀进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

这一点可以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的经历上得到解释。

首先，这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攻势。

特别是同其他一些激进思想结合起来势力更为庞大。

比如，胡适与陈独秀在早期的结盟。

其次，由于人格自由的弘扬，自由主义同儒教的对立大大深化了，冲突的锋面急剧展开，这样自由主义同儒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全面对抗的地位。

在第二代自由主义者身上，自由主义在一开始同儒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公开的冲突态势，但是最终儒家思想同自由主义又归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