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论

显然，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中庸之道是对辩证法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他不仅肯定了中道即德性，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德性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品德，而且还涉及到因人而异的适度的量。他指出：凡取得恰当都是指它是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11)这里的恰当、中道就是适度的量，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事物保持其质的稳定性的量的界限就是度。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等同于度，但他有关适度原则的一系列表述，无疑是十分接近唯物辩证法的度的思想的，是对辩证法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
3.中庸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亚里士多德指出：并不是一切行为、一切感情都有适中。例如恶意、无耻、嫉妒等感情，奸淫、偷盗、谋杀等行为，以及其它这一类的感情或行为，本身就含有恶性，本身就是恶，就应当谴责，并非仅仅由于过度与不及而被谴责。(14)他又说：在不公正的、怯懦的、放荡的行为里寻求适度、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因为如果这些行为里也有适度或过度与不及，那就是在过度与不及里有适度，在过度里又有过，不及里又有不及了。(15)所以，在过度与不及里，不能有适度，在适度里不能有过度与不及。(16)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决不可滥加施用，对于恶的、不正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不在于是否以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态度、施于适当的人，而是只要做了就必然是恶的。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主政，在经济上足以抗衡贫富两大阶级，这是城邦安定的重要原因。亚里士多德说，在一邦之中凡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所以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31)如其不然，有些人家产万贯，另一些人一贫如洗，城邦失去了平衡力，必使社会各趋极端，引出变故，招致政权的毁灭。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它比其它任何技艺艺都更高级、更优越，因此对于人的感情和行为而言，遵守中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为了达到道德上的至善，人们就应当把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过度与不及都会引起美德向恶行的转化。这显然是对以往中庸至善观念的系统表述。
中产阶级执政还可以消除党争。亚里士多德指出；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少党派和无内讧。(29)因为中产阶级财产适当，不会为富不仁：它人数众多，不会为贫富两极所操纵，同时，在军事和文治机构中，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30)可见，经济的稳定、人数的众多、贫富的兼容、内部的团结是中产阶级的突出长处，这一特点足以使城邦政治走上正轨，消除政治上的内讧和混乱，导致社会的长治久安。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在财产上崇尚中庸、谴责两极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各城邦的阶级结构迅速分化为两个极端，一端是少数是家财万贯的大奴隶主，另一端是一贫如洗的破产自由民。两极分化的结果是阶级矛盾加深、阶级斗争尖锐、城邦政体动荡不安。这一社会状况导致了亚里士多德从中庸出发去寻求挽救社会的良方，突出地表现在推崇中产阶级、反对两极分化，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使阶级和谐、社会稳定，最终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是欧洲哲学史上试图反映事物客观的质量关系的第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范畴，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在探索宇宙发展规律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黑格尔曾经指出：当量的变化发生时，最初好象完全无足轻重的，但后面却潜藏着别的东西，凭借这种机巧去抓住质（引起质的变化），这里所包含的尺度的矛盾，古代希腊哲学家已经在不同的形式下加以说明了。(12)假如说黑格尔的这段评述不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的话，显然有失公道，不但如此，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对黑格尔发生过直接的影响。黑格尔说：把握度对于实际生活，特别是对伦理关系也异常重要。例如就用钱而论，在某种范围内，
社会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而政治哲学是研究集体的善，国家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公民的最高善德，而善德就在于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中庸。(17)因此，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的政治活动中，同样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三种状态，同样遵循着过度和不及乃恶行的特征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的行为标准。可见，中庸之道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成为其国家政治观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论
【作 者】王岩
【作者简介】王岩，1964年生，哲学硕士，现为中国矿业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尤其是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之道不仅是其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弄清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对于系统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庸伦理观
中庸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是古希腊的传统思想，也是当时在民间流行的格言。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中庸就体现为适度、中和、适中等概念。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பைடு நூலகம்论是科学、艺术、技艺，还是思想、情感和行为，无不渗透了对中庸的崇尚。毋过毋不及被视为希腊人生活的准则。他们不仅把中庸作为神谕刻在全希腊崇拜的中心──特尔斐神庙上，而且在音乐、舞蹈、戏剧、雕塑、绘画、建筑，特别是哲学著作和政治演说中，都把这种要求作为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美德样式，以至当作至善至美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总结、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提出了中庸伦理观，并使中庸之道成为其伦理学的核心和灵魂。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国家政体论的核心。他把中庸看作国家绝对不应忽视的公理，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24)亚里士多德认为，富人拥护寡头政体，穷人拥护平民政体，而这两种政体各有弊端，不利于缓和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为富人掌权建立寡头政体，以压迫平民为职责；平民掌权建立平民政体，压制富人也不遗余力，这样他们各走极端，使社会趋于极不平衡，所以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25)
显然，那种把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归之于折衷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折衷主义的实质是在各种不同的因素，特别是绝对对立的因素中求取中道。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不但没有这种含义，而且是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的。他特别强调了中庸只能在德性的意义上使用，坚决反对在恶性中再去寻求中庸，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绝对不同于那种万事求同、良莠不分、不讲原则、一概而论的处世哲学，而是对是非、曲直有着严格的界限和鲜明的态度，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含乎其辞、不偏不倚的折衷主义毫无共同之处。#p#分页标题#e#
多用或少用，并不关紧要，一经越过，用得太多，或用得太少，就会引起质的改变原来可以认作节俭的行为，就会变成奢侈或吝啬了。(13)显然，这是对亚里士多德中庸之道的例证的重复。可见，中庸之道以及亚里士多德在其它方面对辩证法的探索，使他成为一个特殊的探宝者，成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中庸
的特点是适度、适量。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一种凭选择所得的习性。它的特点在于适度，或遵循适合各人的适度。⑥可见适度乃德性的特点，而德性之所以是一种适度，第一，因为德性是二恶之间的中点，一恶在过度的一边，一恶在不及的一边；第二，因为二恶是在感情或行为方面超过或达不到适当的量，而德性则能发现或选择这个中道或适度的量。⑦这里，亚里士多德具体表明了德性之所以是适度，不仅在于德性处于两恶之间，而且在于德性与两恶之间保持不等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一个适度的量，也就是指一种相对的中道。这种相对的中道，是指不太多，也不太少，这是因人而异的。⑧所以，这种相对的中道或适度是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举例说：如有一人，吃十磅太多，两磅太少，教师不能因此叫他吃六磅；因为六磅对于这个人说，也许太多，也许太少；如对于弥罗说太少；但对于初学武术的人说则太多。⑨因此，何为中庸，何为适度，不存在一个绝对不变的标准，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⑩
3.中产阶级是共和政体的主体，是中庸之道的化身。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最具中庸的美德，最能顺从理性而不趋向极端，因此，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符合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主政可使域帮安定。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27)在他看来，经济上处于小康状态的中产阶级既不会像穷人那样图谋他人财产，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耍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忧无虑、怡然自得的生活。因此，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28)这就是中产阶级统治下国泰民安的景象。
多数人执政的法律统治，决不允许出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所以，共和政体具有鲜明的中间性格，克服了其它政体的种种弊端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阶级和自由出身的人们而已。(26)
1.中庸之道是国民拥有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指出
：过贵、过富的人和太贱、太穷的人都不符合中庸的原则，都不能顺从理性的指导。前者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后者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18)因此，在一社会中，极富和极贫各趋极端，他们远离中庸，悖乎正义，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既无物质困乏之虞，也无财产之多之累是生活幸福的关键。为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19)在这三个阶级中，极富阶级是寡头势力，他们本性狂暴，只愿发号施令，不肯接受任何权威的统治，(20)他们的偏见是财产，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一切都不平等的根据，因而他们不堪为政；极贫阶级是平民势力，他们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就全像一群奴隶。(21)他们的偏见是自由，认为一事相等则万事都应相等，提倡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因而他们也不堪为政；中产阶级为民主势力，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22)在这样的政体下，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财产能够过小康生活，这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