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思潮的原因、特点、内容、意义

一、戊戌维新思潮的成因甲午战争后，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以1895年4月“公车上书”为起点，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并转化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政治运动。

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又称作“戊戌思潮”。

戊戌思潮的兴起和高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第一，甲午战败的刺激。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遭到惨败，北洋海军全师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说“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中华书局,1935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113页）。

甲午战争中，作为涣涣大国的中国竟为“蓑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割地赔款，创巨痛深，战时的虚骄自大被惨败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所代替。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更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

而日本之所以战胜中国，其原因就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

因此只有效法日本，从政治制度领域入手实行变法，才能图强。

可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觉醒。

第二，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矛盾的激化。

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争夺筑路开矿权利、划分势力范围、强制借款，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维新派从挽救清王朝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害怕再爆发一次农民起义，于是他们纷纷寻求挽救危局之法，推动了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

第三，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变法维新思潮发展、高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排挤和束缚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代表的维新派，自然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第四，过去二三十年间，早期维新思潮的初步发展，西学东渐及中国先进人士有关西学知识的增长，为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五，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如翁同新、徐致靖等人的支持，也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政治倔起和戊戌思潮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成变法》第2册，第133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法思想纲领。

“上书”虽没能送达光绪帝手中，但经参与其事的举人们回乡后宣传鼓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上书的内容又在上海被印刷出来，散布到全国。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终于演成了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此后，维新志士为了救亡启蒙而奔走呼吁，他们创办报刊，译印西书，兴学育才，组织团体，鼓吹维新变法，使这一思潮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一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京师、湖南两个中心和以康有为为领袖、包括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仁人志士在内的一大批维新思想家；涌现出了《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知新报》等一大批颇具影响的舆论宣传阵地；出现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一大批维新团体；还产生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变法通议》(梁启超)、《仁学》(谭嗣同)、《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论世变之亟》、《天演论》(严复)等一批颇具代表性的鼓吹变法维新的力作。

在这种情势下，带有明显救亡、启蒙特色的戊戌维新变法思潮蔚然形成了。

二、戊戌维新思潮的特点同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早期维新派相比较，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及其政治思想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有组织地结成团体。

自雍正皇帝《禁朋党论》之后，朝野上下对自由结社禁若寒蝉，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都趋向经世致用，为了替封建统治“补天”，都主张“更法”、“改制”，但不敢组织团体，害怕因结党而祸及身家，龚自珍就表白过“但开风气不为师”；就连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也曾公开告诫人们不要结党援私。

而维新派将宣传政治思想同政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以各种学会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朝野注目的政派势力。

二是有理论、有政纲。

早期维新派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但他们没有创立什么像样的理论体系，常常是就事论事，比较庞杂、零碎。

而康有为等人著书立说，宣传平等、自由、民权、立宪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不仅形成了一套政治纲领，而且有一套理论来说明其政纲实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是自觉充当改革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早期维新派企图依靠洋务派进行改革，而自己充当助手、谋士。

康梁等人则想通过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企图用自己的理论、政纲促进、推动皇帝革新，要在这次改革运动中，在皇帝的旨意下，充当组织者、领导者。

这些特点，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四是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

相对以往的社会思潮而言，戊戌维新思潮具有极强的组织性，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自发状态和分散性质。

维新思潮不仅从理论上阐述合群的必要性，在实践上他们也身体力行。

“公车上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后林林总总的报馆、学会、学堂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戊戌维新思潮的主要内容戊戌维新思潮自甲午战后逐渐走向高涨，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内容广泛。

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内容丰富，观点纷呈。

大体上反映了戊戌政变前先进中国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作出的总体抉择。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面貌：1、在政治上，维新思潮先后主张设议院和开制度局。

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要求皇上开武英殿、分州县约1O万户公举1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轮班人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

接着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

维新派人士还大力宣传兴民权、抑君权，盛赞议会制度能使“国家无疑决之难，言路无壅塞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鼓吹中国须“急开议会”，“以应天下之变”。

③赵而霖:《开议院论》，《时务报》，第53册。

光绪24年2月1l日(1898年3月3日)。

胶州事变之后，康有为鉴于光绪皇帝日益鲜明的维新倾向，主张以君权厉行变法。

他建议光绪“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全变”、“速变”、“尽变”的变政主张。

即效法日本，走明治维新的道路。

据此，他提出开设制度局，让维新派或赞成维新的开明人士参与一切政事、制度的商定。

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总揽新政的权力机构。

这是对旧官制的否定。

2、经济上，维新思潮提出了以“富国养民”为宗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和“以工定国”的战略目标。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即提出“富国”、“养民”的经济主张。

他敏锐地察觉到生产方式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系。

主张废除以农定国的传统做法，实行“以工定国”。

维新派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迫切要求封建统治者承认资产者的利益，他们还批判闭关自守的保守政策，反对封建国家干涉资产阶级经济活动，指责洋务派压制民族工商业的错误做法，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要求放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此外，维新派就发展经济提出了各种具体的主张，比如要求废除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厘金制度，切实开垦荒地，保护专利，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3、在军事上，维新思潮主要从“强国”入手，要求建立一支“内可弭乱，外可御侮”的近代军队。

维新派主张废止严重落伍的冷兵器，要求“广设武备学校’，采用西法训练，加强军队的战斗素质和武备力量。

同时，主张“裁汰绿营，选改营勇为巡警，更仿照东西国兵制，大练新军”。

⑤（康有为:《请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而练兵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8页）。

并且提出“整顿水师、陆军，延西将，练洋操，购船炮”等具体措施。

鉴于朝廷不足以御侮和维系人心，他们主张“民间自筹办民团，以辅国家兵力之不足”，以达到上下同心，共御外侮的目的。

4、文化教育上，维新思潮主张大力输进西方文明，检讨中国传统文化，抨击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政治意识和伦理标准，尝试构筑一种适宜中国国情且能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新文化。

甲午战后，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新的思考，他们运用舶来的进化论，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物，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措施上，维新派普遍认为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核心，是统治者最为有效的愚民之术，因此，强烈要求改科举，废八股。

康有为说，当务之急“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要改科举，“则莫先于废弃八股”。

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玫论集》，上册，第124页）。

1898年，他在受光绪召见时，力陈八股之害，终于促使光绪下诏废除了因循沿用了1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

5、在社会习俗方面，维新思潮主张废缠足，禁止吸食鸦片，设立女学以提倡男女平等，立孔教为国教，希图破除封建旧习陋俗，以树立新风尚，营造一个适宜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环境。

维新派认识到社会习俗是支配人们思想、左右人民行为的无形的社会力量，主张改造传统的恶风陋俗。

在改良社会习俗的主张中，最有兴味的是康有为的“尊孔教为国教”。

他“误认为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济孔子于基督’，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8、59页）。

尊孔教为国教，以改变中国“多神之俗”，宣扬孔子之微言大义和改制之说，为变法维新服务，达到“富强”的目的。

四、戊戌维新思潮的历史意义1、启蒙性：戊戌维新思潮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启蒙是针对蒙昧落后而言的，是传统社会步人近代的必经阶段。

这对于因落后而备受凌辱几至亡国灭种的近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在整个戊戌维新期间，维新派作了大量的、广泛的社会启蒙工作，把社会启蒙作为“治本”的关键措施提上议事日程。

戊戌维新思潮主张启迪民智、伸张民权，大力输人西方文明，赋予中国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用西方文明理性之光冲破中国中世纪的蒙昧落后，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抨击中国封建的专制统治和纲常名教。

运用科学对抗迷信，通过集会结社，办报立会，改良社会习俗以改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精神、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

启封建之蒙，启传统之蒙，迈出了中国社会步人近代最为关键的一步。

2、科学性：维新思潮出于政治改革、救亡图存的需要，大力提倡新学，传播新学，导致了文学领域的变革，并由文学进而扩及到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

在教育方面，维新思潮从“开民智”出发，大力宜传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并创办了诸如时务学堂一类的新式学堂。

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在维新思潮高涨的氛围中创办起来的。

戊戌维新思潮还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它输入了近代知识分子形成所必需的精神养料，提供了近代知识分子发生发展的场所，造成了传统社会阶层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