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

《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兼谈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黄维梁内容提要刘勰的六观说是全面析评文学作品的一个体系，其实用价值不分古今，不限中外。

任何批评家对作品的析评，都跳不出六观说这个“六”指山。

龙学未来的两个方向：一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二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

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竞耀，千万别忘记“遥远东方”的这条《文心雕龙》，让它舞出矫健优雅的姿采。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六观实际批评1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

向来，龙学的学者，在校勘、注解、诠释等方面，用力至巨，成果非常丰美。

龙学研究者也多能中肯地论述此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杨明照说此书“是刘勰惨淡经营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巍然屹立的高峰”，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论者对《文心雕龙》的世界地位也有评述。

鲁迅说东方有刘彦和的《文心雕龙》，西方则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二者“为世楷式”。

这可能是从中西比较角度对《文心雕龙》最早的推崇。

马白和卓支中等也在中西的透视上肯定它的卓越成就。

曹顺庆认为《诗学》、《文心雕龙》和印度的《舞论》，鼎足而立，为世界三大文论支柱。

纪秋郎说它“可以放在世界文论的金字塔顶”〔1 〕。

这些，我认为都不是夸大的言辞，因为《文心雕龙》实在伟大。

作为“龙的传人”，龙学学者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的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

在这方面，龙学学者刚刚起步，走向长征的艰辛路程。

我认为龙学学者的另一个取向，应该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

我并不在提倡复古，更不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国古代和现代的批评理论。

我只是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古为今用，甚至中为洋用；至少，它的理论，可补一些西方理论的不足。

退一步来说，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表示外国的一些理论，中国的《文心雕龙》也有，且有实际应用的价值。

能够这样，我们就不致那样崇洋，那样失掉我们中国的身份和特色。

如果我们能充分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可应用于中外古今作品的实际批评，它的地位自然也进一步高升了。

真的，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

二十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

美国文化泰斗亚伯拉穆斯（M.H.Abrams）论述二十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理论、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二十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

〔2〕亚氏列举的最新一种，是“文化研究”，其中的一位理论家是萨依德（Edward Said ），是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

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Gulture and Imperialism）两本书，在最近十多年间先后出版。

他主张在西方霸权文化之外，另立名册，另立名类；其“另类”（the Other）之说，已在西方文论界建立了地位，不属于西方文化的阿拉伯人，因此而分享了国际声誉。

尽管有多名华裔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这说来话长，此处不能加以论述），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

九年前去世的刘若愚，著有《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不过他做的是爬梳、归纳的功夫，是整理国故，而没有推陈出新，针对当代西方文论界，提出新的术语或理论，希冀在西方争得一席之位。

〔3〕《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是承先启后的文论宝典。

我国当代的学者，向它“取熔经意”，然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加以汇融“通变”之后，“自铸伟辞”，我相信是可以有所建立的。

以此向外国宣扬，成为一套有益于中外文学的理论或“主义”，我们的声音就出现了。

我们就此输出了文化，争取得席位。

近年我先后写过几篇论文，拿《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卫礼克等《文学理论》二书作比较；又探讨刘勰和“新批评学派”对结构的看法；又把《文心雕龙·辨骚》看作实际批评的一个雏型；此外，我对《知音》篇的“六观”说特别感到兴趣，曾经以“六观”说作为评骘作品的一个理论体系，把它应用于当代文学作品的实际析评。

〔5 〕现在这篇文章要探讨的，仍然与六观说有关。

2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印象式批评，缺乏系统，且笼统含糊。

中国的传统文评，自然不都是这样的印象式的。

《文心雕龙》是少数的例外之一，全书规模宏大，体系俨然。

六观说是全书大体系中一个小体系，它在实际衡量作品上，照顾周到，其理论极具实用价值；而且，千多年前的说法，到今天仍然适用。

《知音》篇列举了批评时要注意的六个方面如下：“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历来对六观中位体和奇正的解释，颇不一致，其他则少歧义。

这里我综合各种不同说法，并加以己见，更大胆地调整了原来六观的次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六观说〔6〕：第一观位体，就是观作品的主题、体裁、形式、结构、整体风格；第二观事义，就是观作品的题材，所写的人事物等种种内容，包括用事、用典等；第三观置辞，就是观作品的修辞手法；第四观宫商，就是观作品的音乐性，如声调、押韵、节奏等；第五观奇正，就是通过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手法和风格，是正统的，还是新奇的；第六观通变，就是通过与前代作品的比较，以观该作品的表现，如何继承与创新。

《知音》篇对于六观，只举出名称，而不加解释。

不过，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与六观有关的文字：一、《情采》篇论及情，即主题：《熔裁》、《附会》、《章句》诸篇论及结构；《定势》论及整体风格；此外《文心雕龙》全书有二十篇左右论及各种诗文体裁。

二、《事类》篇论及用典、用事。

三、《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练字》、《隐秀》、《指瑕》论及用字修辞。

四、《声律》篇论及音乐性。

五、《定势》、《辨骚》篇论及正统与新奇。

六、《通变》、《物色》、《辨骚》篇论及继承与创新。

以上所举篇名，只就其重要者而言，实际上不止这些。

此外要说明的是，第二、三、四观，可合成一大项目，以与第一观对照。

这个大项目就是局部、组成部份、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以与第一观的全体、整体大观、全篇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对照。

刘勰论文，非常重视局部细节与作品整体的有机性配合；事实上，“置辞”与“事义”息息相关，而此二者，加上“宫商”，乃构成整篇作品的“位体”。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位体”影响了“事义”、“置辞”和“宫商”。

第一至第四观，乃就作品本身立论；第五观奇正，六观通变，则通过比较来评论该作品，用的是文学史或比较研究的方法。

“奇正”与“通变”二者，分辨起来，颇不容易。

也许大可不必强为划分，就把它们当作比较、用透视的方法来衡量作品的整体风格和成就好了。

上述对“现代化”的六观说的解释，无疑加上了修饰增益的成分。

（这些修饰增益，我认为是符合刘勰衡文的精神的。

）不过，这个实际批评的架构，是否就因为有了修饰增益，而能满足现代批评家的所有需要呢？却又不尽然。

例如，这个体系并不包括悲剧（tragedy）、叙述手法（narrative methods）等概念，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主义。

我们只能说，刘勰不是先知，预测不到二十世纪的文论有这么多的内容。

不过，如果刘勰生于今世，他一定会说：“这并不能难倒我：悲剧这文类属于位体的范围，悲剧的思想则属于事义；叙述手法吗，应该隶属于位体和置辞。

至于马克思、弗洛依德这些，不妨再加上浪漫主义等，也应该是事义的范畴的。

”这样说来，六观说这个体系，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各种概念和理论了。

3在目前的大学课堂里，文学系的教师讲解文学作品时，用相当于六观说的体系，来作分析和评论，我们会认为这做法理所当然。

析评作品，本来就应该顾及体裁、主题、风格、结构、修辞、音乐性种种元素，也应该拿作品和其他作品比较。

然而，我们不能把刘勰的六观说视为“不过如此”，视为理所当然。

须知道，那是形成于一千多年前，是在基本上缺乏严密体系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里啊！六观说的了不起，正在这里。

六观说是全面析评文学作品的一个体系，其实用价值不分古今，不限中外。

下面，我将分析中国当代批评家的实际批评文章，指出他们评论时注意的项目，离不开六观说的范畴，从而说明六观说的重大而普遍的价值。

我要强调的是，根据我的了解，他们大概并没有受过六观说的影响，甚至不认识六观说。

他们注意的项目，却离不开六观说的范畴，这只说明冥冥中与六观说的契合。

他们的文章是：（一）夏志清的《〈老残游记〉新论》（二）刘若愚对《锦瑟》的析评（三）余光中对张晓风《半局》的析评（四）马森的《中国现代舞台上的悲剧典范——论曹禺的〈雷雨〉》（五）欧阳子对白先勇《冬夜》的析评（六）乐黛云的《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七）孙玉石对卞之琳《断章》的析评（八）李元洛对余光中《寻李白》的析评（九）林以亮对西西《哨鹿》的析评（十）梁锡华的《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这十篇论文有其代表性，先说论文的作者。

夏志清和刘若愚都是华裔的美国学者，后者已去世。

“东夏西刘”，六、七十年代，他们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

余光中、马森、欧阳子大致上是台湾的批评家，不过，欧阳子长期居住在美国。

乐黛云、孙玉石、李元洛是中国大陆的批评家、学者。

林以亮、梁锡华基本上是香港的学者、批评家。

这十位著名作者，其文学观、批评手法，或多或少都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夏志清和刘若愚所受影响特别深远，不在话下。

其次是受评的作品，以时代言，古今都有：《锦瑟》为古代作品，其余则为现代。

多选现代作品，目的是进一步显示“古为今用”。

以文类言，则诗有《锦瑟》、《断章》、《寻李白》，散文有《纪念刘和珍君》、《半局》，小说有《老残游记》、《伤逝》、《冬夜》、《哨鹿》，戏剧有《雷雨》。

这些作品，泰半都极为著名。

以下根据诗、散文、小说、戏剧这个次序，略为介绍各篇论文的内容，分析它们涉及的文论概念和方法。

（1）刘若愚对《锦瑟》的析评。

这是刘氏英文译著《李商隐诗》（The Poerty of Li Shang—yin，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 年）一书的片段。

刘氏将此诗译为英文，解释此诗的有关典故（“事义”），介绍对此诗主题（“位体”）的五种说法。

跟着他说：“上述种种解释，没有一种令人完全满意。

”接着他详细分析此诗的用字（“置辞”）、涉及的望帝、庄周、沧海、蓝田等等人、事、物（“事义”），最后指出它的主题（“位体”）是“人生如梦”，并拿它和英国诗人济慈名诗《夜莺颂》的末二行相提并论，以见人生之茫然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