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和他的孩子们

郭小川和他的孩子们

柏桦

郭小川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诗人。当今我国正值壮年的诗人、作家，许多人都吸收过他诗歌的营养。1976年10月18日,在他从河南林县到安阳治病期间，一场意外的火灾事故夺去了他年仅57岁的生命。

郭小川去逝后，他的子女生活得怎样？他的子女曾受到过他的哪些教育和影响？•这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郭小川有一男二女，老大郭小林和长女郭岭梅我是1982年就认识的，小女郭小蕙这次是初见。

郭岭梅说,父亲要我成器,不要我作庸人

郭岭梅是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的编导，正参与军事部一个摄制组的工作，因为很快就要播放,所以很紧张。临时办公处在国防大学，离市中心很远，她只有休息日才能回家。

见到郭岭梅的第一感觉是，丝毫不见岁月刻下的痕迹，虽然她经历过插队落户，•与土坷垃摔打过好几年，还当过三年生产队长。我疑心她真的是岭上红梅，风吹雪打，照样光彩照人。•她关了她正忙活的编辑机，我们一起来到她的临时宿舍。

“爸爸对我们在文字上要求特别严。我上初中的时侯，有一天，突然大发感慨，•拿张破纸写了二三十行所谓的诗。写完也不当回事，就撂在桌上。爸爸看见了，拿了去，•逐字逐句地改标点和错字。他对我说，梅梅还是可以写诗的嘛！对我鼓励很大。爸爸下放林县时，我在林县插队，我给同学写信，写‘少’字一转圈就写成了，爸爸看见后，非要我把那个点加上不可。

“在读书方面，爸爸总是给我们非常宽松的环境。我十二三岁的时侯，在爸爸的书房，•什么书都看，他并不划什么香花毒草之类的界线。我在他的书房感到特亲切，特随便,蹲着，站着，这本翻翻，那本看看，看封面、看插图、看目录、看前言、看后记，这本看几页，那本看几页，发现有趣的，•就七八本抱去狼吞虎咽。我正是在那时侯接触了很多世界名著。有时侯，他和我们讨论雨果、巴尔扎克，讨论高老头、葛朗台，大家七嘴八舌，爸爸总是兴趣盎然。

“爸爸的很多书扉页上都写了字，比如购于东安市场，•购于某旧书摊……他这种到处搜集好书、爱惜书籍的精神，对我们是无声的教育。所以我家的书没有乱折乱扔揉皱弄脏的，不论书有多旧，•都整整齐齐。直到现在，如果我看见什么人舔着唾沫翻书，或者一屁股坐在书上,我都替他心疼。

“爸爸待人宽厚，对我们也影响很大。他刚从‘牛棚’里解放时，作协的一个人来借100块钱。他的工资才200多块，而那个人又是在运动中打过他的。那人刚走，我们就责怪爸爸。爸爸说，不要记人的仇，人家总是有困难才来的嘛。他就象一种粘和剂，什么人都能容忍和团结。•建国初期他在中南局工作时，组织对他的评价就讲到，跟任何人都能相处很好，是他的突出优点。•一度文艺界几派不和，很多人就说，如果你爸爸还在，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当然，爸爸的宽容也不是对所有人一样。我插队头一年在内蒙，有一个男知青欺负女生，•把这个女生的炕烧得火烫，我阻止他，他不听。我说，你停不停？他还一个劲儿地烧。•我掂着手里的瓢，一瓢水泼到火头上，他跟我打了一架。最后他服了气。我把这事告诉了爸爸，爸爸说，梅梅我可以放心了，她在外边不会受欺负。

“爸爸一向鼓励我们看书学习。我插队期间回家探亲，有一阵爱自己买布蹬缝纫机做衣服，•也许为了节约，也许因为爱美。爸爸几次说道：‘我不赞成你搞这些。’还说：‘不能玩物丧志’等等。他还多次说：‘有条件时一定要供你们上大学。’所以，一恢复高考，先送小惠去上学。•我当时是河南省知青模范，为了保护爸爸不再受打击迫害，我得‘扎根’在农村，•因而两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直到爸爸去世后才读了四年大专，那时是边工作边上学。爸爸希望我们成器而不要成庸人。

“爸爸在《团泊洼的秋天》里驳斥过庸人哲学。那时，•爸爸和文艺界大多数人一样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他不甘心。武汉军区、兰州军区、国家体委……请他写。有人敢请他就敢写。•很多人劝他不要不甘寂寞，不要给自己惹祸，我也时常这么劝他。头一两年，爸爸听见这些话还什么都不说，•到1975年，他第二次得到解放，有了人生自由，他驳斥我的劝阻是庸人哲学。•他的话就象警钟至今常常在我耳边鸣响，使我时常感到惭愧。”

郭晓惠说,父亲教我待人一视同仁

郭晓惠在大学当外语系副教授, 业余喜欢动物保护和自然环境保护方面的活动。•她时常有翻译作品见诸报刊。我到达她家的时侯，她正坐在电脑前打她的译稿。

她跟她姐姐不同，她姐姐说话利落中不乏生动，她说话顺畅里显着冷静。显然，•除了受父亲的文学修养的共同影响外，也显示出职业的区别：一个是新闻界人，一个是学者。我发现她著文思维独到，翻译选材新奇，致使我当即就选了她的两篇短文拟在我供职的杂志上当期刊用。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是平等待人，认为子女应当受锻炼。•我们姊妹三个都插过队。当我们向爸爸谈到学校要求我们去插队的时侯，爸爸说，是呀，一直在城里生活，不了解农村总是不行的。他自己是从战争环境里走过来，即使在北京，也经常下乡，他在作协当秘书长以后还要求到人民日报去当记者，因为那样能更多地接触基层。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名，•是什么什么级别的干部，从来就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以至于不需要再说我们是普通人不要

特殊那一类话。1967•年我插队时14岁，姐姐大我3岁，我跟姐姐一起走的。所以我们插队思想也很平静，并没有特别灰色的情绪，觉得老百姓是那样生活的，我们那样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应该。

“爸爸的平等态度以至包括对待小朋友。他在干校时，我，姐姐和我们的知青伙伴来了，•爸爸和我们聊天，听我们讲农村和工厂的故事，和我们一起打扑克，算‘24’,谁先算出就拍桌子,•他把手都拍红了,特投入。又一起包饺子，唱歌，游泳，爬山……爸爸在干校也交了四个小朋友，是他干校同事的孩子，跟我们一样大。他们特喜欢找我爸爸。

“我见有的人把客人分为三六九等，什么人能进门，什么人不能进，壁垒森严。•我们家的门就好像随时开着，什么人都能进。爸爸不防人，心里安全感强，过得轻松。有的家长待客的时侯，•要告诉孩子，哪一个菜是好菜，你不能吃，要让客人多吃，因为这个客人对你升学很重要等等。爸爸不教我们这些事故，我们可以活得真实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的过分不事故也造成社会经验不足。同时，爸爸的不设防容易被人伤害。

“60年代初，我们住王府井大街黄图岗6号，院里还有李季、冯牧等叔叔，哥哥姐姐的朋友一大堆，我们小的没有几个。姐姐是爸爸的长女，爸爸走哪里都爱带上她，别人一夸姐姐，•爸爸自然很高兴。爸爸经常教育她要出色。到我懂事，已经环境不同了，我插队以后，春节回家，•爸爸对我的教育是要我做螺丝钉。告诉我，文学是最难的，什么都做过才能搞好文学。现在我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

春节回家，•爸爸对我的教育是要我做螺丝钉。告诉我，文学是最难的，什么都做过才能搞好文学。现在我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